长篇小说的视角： 六十年文学反思之一

　　1949年迄今60年来的文学历程，宏观上大而化之地说，我认为主要是三种潮流的消长、博弈的过程。这三种潮流就是国家权力建构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

　　主流文学 )、承传近代和五四新文化精神传统的人文启蒙文学——这一传统及启蒙文学，无疑带有鲜明的现实批判特点和知识精英色彩——以及由个人经济利益和市场价格所主导的商业化写作。——严格意义上的商业化写作，虽然是最近20年中国社会形成市场经济转型后才出现的文学潮流，不过，直至50年代中后期，当现代稿酬制度基本上还被当代权力容忍的时候，尤其是著名作家的稿酬收入是维持其“上流”生活的重要保障，在当代中国的国情里，如果除去基本统一的工资收入，职业/专业写作能够保障作家的“上流”生活，那么，也可以认为存在着一种文学的市场价格机制，即便还称不上是完全的商业化写作，但写作足可以与经济收入和日常生活质量直接挂钩。——从今天的情形来看，或许还很难判断60年文学历程中究竟哪股潮流势力占有一股独大的地位。如果说“文革”期间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

　　主流文学 )独裁的时期，但最终遭到全社会厌弃的不仅莫过于“文革文学”，而且连同“政治挂帅”的文学模式和思维方式，也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抵制和否定的对象——更深刻的结果是，这还对政治权力建构新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消极影响，以致出现所谓的政治信仰危机。所以，我说三者在60年中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彼此消长、博弈的过程。它们各自在特定的时期寻求自身价值实现的最大化。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现在无法对这样一种文学历史中的博弈现象进行价值取向的分析。事实上，60年文学的历程足以构成多层次、多方面和多角度的反思对象。仅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历史流变来看，也能大致探寻到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所在及其重要轨迹。——以长篇小说为例并非随意之举。我们从当下的长篇小说的一些现象和特点中，就能反观和理解长篇小说对于整个当代中国文学体量的特殊重要性。概括地说，新时期、1980年代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宏观面貌和现象特征，大致集中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作品数量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年产不足百部，增长到2008年的逾1100部。——即便是单纯地看数量，也能充分说明我国文学社会的生产能力问题。从现在的年产量，可以判断中国的长篇小说生产在新时期以前的大约三十年里，是被人为限产的。具体原因可以不论，但制度性的原因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国家权力控制的计划经济的文学模式。——长篇小说是文学文体中最需要受到权力控制的一种文体。换言之，长篇小说的文体政治性最强。应当特别重视贯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特性。毫不夸张地说，至少是1980年代前出版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有相同典型的注脚。而当长篇创作的生产力充分解放以后，时代就变了，主流意识形态显然也已经退居、消失到次要或幕后的地位了。

　　二是长篇的作家人数越来越多。在以往( 1950—1980年代中期前

　　)的观念里，长篇本来只是“成熟”作家才敢上手的文体，或者说，只是少数作家才有可能问津的文体——其中似乎有个对于作家等级资格的业内“制度约定”。但从1990年代开始，长篇已经成为所有小说家都“必须”写作的文体。小说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写长篇。所以，略显夸张点说，有多少小说家，也就会有多少长篇小说家。长篇小说创作的意义，从作家身份的等级标志、社会待遇转换为作家的能力测量和水平考核。前者反映的是制度问题，有些政治潜台词，后者表现的则是文体等级(

　　长篇崇拜，歧视其他小说文体 )观念，兼带有相当的功利性和狭隘性——文学偏见取代了政治偏见，所以才会有人不满鲁迅从未写作过长篇小说。

　　三是长篇的题材/内容、样式/形态、技巧/手法等等，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并且有一点也很明显，有些难以把握的题材，一时还很难以纸质形式正式出版，但在网络或民间，仍在以各种方式(

　　包括公开方式 )流传。以往，文学写作( 包括长篇 )“写什么”的问题，往往比“怎么写”更重要。后者或许主要是技术问题，可以“去政治化”；前者则被认为带有立场、动机因素，或许会生出是否“政治正确”问题。在网络文学世界中，两者大概并不重要；但在纸质文学传统里，却都会有问题。区别在于，“写什么”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过问，“怎么写”则往往针对的是网络文学的质疑——“网络文学”是文学吗？纸上作家常常有此一问。这就无关政治、无关意识形态，可能与文学观念转型或商业化写作有关了。换个角度看，其实倒也是对政治和启蒙二元价值论传统的一种挑战。

　　四是长篇的海外翻译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有些作家作品已经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海外商业出版市场。与此相应，中国长篇的世界文学影响力正在上升，并且已经开始成为国际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如果说以往中国长篇的海外翻译，主要原因可能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比如，社会主义大家庭友好政治的见证或纽带，国际敌对势力作为意识形态研究的范本或案例，等等。——现在则多了两种含义：一是作为商品，中国文学可以供给世界性文化消费；二是作为国家文化实力(

　　所谓软实力 )的一种宣示或标记，具有文化扩散、传播和渗透的作用或目的。这种现象的更大背景显然是中国开始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国际资本已经进入了中国文学市场，并开始建立文学生产的新机制，意识形态也必须以经济利益为前提考量了。

　　五是长篇在中国文学市场中的“市值”量越来越高、比重也越来越大，即长篇小说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商业市场，能够产出商业利润，并且一部分作家已经构成明显的“卖方市场”，掌握了一定的作品定价权。虽然总的来看出版商的权利最大，但制度集权性的出版体系其实已经被瓦解了，出版行业的垄断性正面临最终的崩溃，在文学生产力日益解放的当下社会，长篇小说的出版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利润的获取途径，于是，权利的分享就成为必然。而且，某些文学制度的设置和运作，客观上也助长了长篇小说的商品市场地位，最显著的莫过于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其直接和衍生价值、利润已经很难一概估计了——如作品重印、政府追加奖励、作家身价上升、改编权价格提高、其他作品的连带获益等等。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经济效应则远不能相比，由此可以明白长篇小说的当下市场地位的特殊性。

　　当然，这些现象和特点并不必然导致对长篇小说创作质量优劣好坏的判断。但从长篇小说本身的艺术质量和价值取向来看，有些文体缺陷也是相当明显且带有普遍性的。

　　一是不少作家虽有长度意识，但缺乏文体的主题意识和结构能力。作家对长篇的长度一般都有自觉的控制力，在这方面，追求“大制作”和“小长篇”的两种显著现象，就是最充分的说明。但控制了长度并不等于完成了长篇，长篇主题的简单化、整体结构的松散性，几乎是近年来许多长篇的通病。严格地说，这类弊病实际上是取消了长篇写作的必要性，但许多作家对此并无自觉。二是一些作家往往好以出格、出位的字句、情节刺激阅读，不耐平实的细磨功夫，不重精到的细节推敲，功利躁动之心毕现。虽有人物描写，但性格塑造不力，特别是往往通篇没有人物性格的演进、显示过程，这也就没有了人物的可信度和亲切感。概括说就是：好奇绝而厌平实，重情节而轻细节，写人物而缺性格。三是许多长篇作家其实都没有编好一个完整的长篇故事的能力。有多少长篇是一个好故事？特别是，有多少作家拥有讲述原创故事的能力？许多长篇都有两个相似的毛病：一种是故事缺乏整体一贯的演绎逻辑，时有生硬之感；另一种是故事的后半部特别是结尾，不能圆满收束。故事编不好，笔力也就达不到。四是语言粗糙而不讲究。作家要对文字负责。长篇的语言可以也应该像中短篇一样，追求精确、到位，讲究精、气、神。但许多长篇的语言简直就是对文学写作和文学人格的不尊重，甚至是侮辱。这不知是作家的能力问题还是观念意识问题所致。五是拼凑敷衍，以中短篇的连缀“冒充”长篇。这种现象近年已经越来越多，名作家和新近作家都有这个毛病。不光是图省心省力，而且美其名为“文体创新”，简直莫名其妙。可能是长篇的市场价格和文体地位引诱了作家的不自爱表现。六是跟风、仿制之风流行，等而下之则是屡禁不绝的抄袭现象。一部成功的长篇往往能使作家“名利双收”，于是，投机的跟风、仿制之作立即层出不穷。其中的最下流者，则不惜以抄袭谋利。

　　长篇小说具有特定的文学示范性，能够多方面表现出这60年来的中国文学流程和轨迹。政治权力、启蒙话语、文学市场和互联网，对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当代文学的影响或制约，尤为突出。当政治权力压倒一切的时候，文学社会的生产力显然受到了极大的压制。而当商业化写作在网络时代大行其道的时候，传统的政治权利固然遭到冲击和削弱，但文学的精神品质也同样被轻视或嘲弄，文学的价格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代最大的遗憾和软肋就是：人文启蒙的思想和精神在中国文学中没有承续和建立现代的牢固传统，永远只能作为一种抵抗的力量而非主流的表达。虽然启蒙文学也一直处在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

　　主流文学 )和商业化写作的利益博弈关系中，但它的价值实现程度显然是无法与另两者相比的，而且，很多时候只会是利益受害方。上述长篇小说的历史轨迹、现状特征和文体缺陷，其实已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最为深刻的问题就在于，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缺乏提供精神价值的能力。中国的社会政治波动频繁，最近20年间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尤为剧烈，而且，互联网同时又在推波助澜——去年网上的长篇数量已经达到年产20多万部的天文之数。数量如此之大，但因更新快如疾风、目不暇接，纸质读者才几乎没有实际感觉。——人文思想没有坚固的发育土壤，精神价值往往遭到漠视，超越性的追求日趋萎缩；反之，各种功利动机的思想行为则大行其道，长篇文体本应具备鲜明的历史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等丰富性的内涵，往往也因之失去了价值意义。艺术价值既难令人满意，思想价值更显了无新意。似乎除了长度以外，长篇的文体特征和价值，显得普遍缺失或平庸。

　　所以，这60年文学最大的需要反思的课题，在我看来就是文学精神价值的实际地位及其不断沦落的原因。——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就是，商业资本与政治特权正在继续联手合谋、压迫人文启蒙文学的生存空间，批判和反抗的文学越来越边缘化。——这阻碍了整个社会的文学理性的成长。说到底，中国文学的进步，还是必须依赖整个社会的价值伦理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