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创作中虚构叙述的难度

　　德国接受美学康斯坦茨学派的重要代表沃尔夫冈·伊瑟尔转向文学、人类学研究后有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自我的呈现与超越是人的基本需要，而文学虚构正是人类呈现并超越自身的一种方式，这是文学何以存在、人类何以需要阅读文学的深刻根源。”他提出，好的文学应当在想象与虚构中越界。而今，我们或拘于事实，或难以想象，虚构能力或说原创力与精神叙述能力严重下降，这主要体现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的虚构叙述，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以长篇小说为例，因为较其他虚构文本而言，今天的长篇小说创作面临尴尬，尤其没有难度的写作泛滥成灾。

　　首先，发表的低门槛甚至无门槛，使之出现写长篇小说的“一窝蜂”现象。这与网络文学一样是个双刃剑。

　　一方面，由于网络的生产方式具有全民参与的特征，在短短十年时间里，无论是按字数还是按篇数计算，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已经远远超过当代文学60年在纸质媒体发表作品的总和。网络海量的点击率，以及发表的无门槛或低门槛、包容性和开放性等特征，使文学艺术行动正在前所未有地公众化、甚至娱乐化，“恶搞”之风盛行。媒体副刊发达、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本质上改变了纸质媒体时代表达的方式，使得个人的公共表达不再困难，任何人都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对公众发表自己的观点。网络刊物、网络论坛、博客、手机短信等等，随时随地都可以闪烁星星点点的文学光芒，而并不需要等到杂志和图书编辑来决定作品的命运。依靠网络上的点击率，一位写作者就有可能成为万众追捧的明星写手，而并不需要等待主流机构或传统方式的认可。于是，成千上万的长篇小说在网络上走红，当然真正好的稀少。而传统意义的长篇小说，每年出版大概不过1200部，一天也就能出3部，而事实上，只有不到一半的长篇小说能进入市场流通，另外一半，说好听点叫自娱自乐，说不好听就是“造纸”后迅速变成了废品。长篇小说题材和数量不少，品质好的却是少数。半部作品现象普遍，参加过近期三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也就是说读了近十余年中国有代表性的传统意义的长篇小说，那真是个既有欣然愉悦，更有苦不堪言的阅读经历，颇有体会。

　　另一方面，近年出现一窝蜂写长篇小说的现象，还来源于作家的主观愿望。一个作家从事多年写作后，希望有部有分量的厚重的作品或说有几块“砖头”摆在那儿，尤其中年作家，我们都能理解。因此，一线重要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越来越少，许多人奔长篇小说去了。而大多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又缺乏难度写作的能力，一个意念冒头就哗哗开写，信笔由缰，写到哪儿是哪儿，注水现象，半部作品现象，颇为流行。面对材料，如何寻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如何选取表现的独特角度，如何结构，如何挖掘个人艺术潜力，如何开拓叙述和汉语新的可能性等等，几乎很少人做充分的案头准备与思考，尤其准备几年以上的更为稀少。这是创作是否诚实的道德问题。长篇小说创作是个复杂的创作工程，急功近利与轻率下笔都与成功无缘，也为此，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在当前面临尴尬境遇，写作愈加艰难。中短篇小说质量高于长篇小说，几成共识。

　　其次，现实题材的小说写作变得越发困难。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难度有一些天然的因素，因为正在进行的生活是远没有沉淀、没有定见的现实，依靠作者自己的发现与把握，必然有一定的难度与风险性。如果一旦表现和把握出现偏差，那么对作品就是巨大的损伤。而在信息发达的当下，人人处在是是而非的包围中，真相蜂拥而至，面对转型社会复杂而丰盛的生活经验，许多作家应接不暇，更难以概括，以致出现长篇小说普遍写实和仿真的现象，大多作品看到什么是什么便写什么，缺乏有难度的文学性的表现。哪怕《

　　秦腔 》这样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也因其仿真而引发诟病，幸而贾平凹有高超的白描功夫，尤其细节描绘的精彩纷呈。也就是说，作家概括当下生活越发困难，既缺乏把握能力，又缺乏想象力，“太实了”的作品比比皆是，令人阅读痛苦。于是，呼唤“原创性与想象力”成了当下的一个共识，2008年《 收获

　　》联合多家名刊举办“春申原创奖”，便是一举。也因此，我们看到19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获得巨大声誉的几乎全是历史题材的小说。《 白鹿原 》、《 长恨歌 》、《 尘埃落定 》、《 古船 》、《 张居正 》、《 额尔古纳河右岸 》，甚至《 暗算 》，等等。他们描写了一个个经过积淀和发酵的现实，这个现实已经达成了共识，所以整体上使读者容易接受与认同。

　　第三，长篇小说艺术形式被大众媒介同化的现象。

　　今天的长篇小说在虚构的形式上，在文本结构上，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大众传媒尤其电子传媒的影响。例如过去我们传统的线性叙述中，故事开头是为一路奔结尾而去，现在的文本很零碎、枝蔓四伸，犹如我们用鼠标百度搜索，一个关键词，所有相关词条涌来。例如林白的长篇小说《

　　致一九七五 》就体现了这种花开多枝的文本结构。这种放射性结构，既丰富了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又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长篇小说的内在逻辑与节奏。此外，这种同化还体现在为影视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或者受影视影响的不自觉上，不少长篇小说充斥大量的对话、场景细节回放、故事戏剧性加剧、为故事而故事，而忽略长篇小说对人物的丰满、细节的精彩、文本的架构、叙述的节奏乃至小说的悬念等小说性的追求，忽略个体在历史进程中无法把握自我命运的背后，所表征的人类的普遍生存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商业化倾向减损了作品的文学品质与艺术力量。

　　第四，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叙事成为文学探索的一个热点，尤其传统深厚的乡土文学呈现新的更为丰富的表现。

　　这一变化推及整个文学创作中，包括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而从叙述学而言，作家们认为小说虚构需要调整，越是全球化，地方性叙事的意义越是突出，如近年关于中国经验、中国化等理念的提出。立足本土经验，是面向全球化境遇的一种文化姿态。从马尔克斯到今天的大江健三郎、帕慕克和胡赛尼等，中国作家重新探索：新的文化语境中地方性叙事到底有哪些新的空间？哪些新的可能性？于是，我们自身的文学资源也就越发显得珍贵，《

　　红楼梦 》、《 金瓶梅 》、《 水浒传 》等经典重新从书架上取出来，重新放在了作家们的案头。于是，出现新乡土写作。许多进城了的作家，如阎连科便发出“回家吧，那里有你需要的一切”。阎连科的娄耙山，莫言的山东高密，贾平凹的商州清风街，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毕飞宇的平原王庄，红柯的哈纳斯等等，一股股浓郁的原乡况味，开始弥漫中国文学的天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入围的24部长篇中，新乡土叙述占了近半数。然而，像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性一样，作家们面对当下中国前所未有的城市化现象，也出现了表现与概括的困难。进城打工而难以融入的“快城快客”，留在乡村最后背影的老人妇孺，土地的野生化，乡村精神的荒芜化等等，这都是中国忧郁的灵魂，近十年长篇小说的乡土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多，却难以整合，更难以表现。“2008上海双年展”便以此作为主题，所谓“快城快客”，几乎调动了所有的艺术形式，展出的依然还是一些思想内涵偏浅的一己之见，无济于事的呼吁，以及碎裂的乡村形象。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 》与《 乡土重建 》，在今天更富有现实意义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授奖词如是说，“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当我们每年以数千部长篇小说面世时，那么，又有谁能把中国的忧郁描绘出来呢？

　　因此，在人人被同化的危机中，要自由言说，自由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新的发现和新的表现形式，保持个性，拒绝同化，这是颇具难度的。要在警觉中才可能独出品质，在对当下社会与生活中进行灵魂挖掘，不放弃难度，并进行有难度的创作，成了当下文学创作中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