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欣喜后面的隐忧

　　要对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作一个总体概观，哪怕是相当粗略的概观，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近十年中国长篇小说所呈现的丰富性、复杂性、乃至芜杂性，不但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读完当下所产生的所有长篇小说文本，哪怕是浏览其中的一部分，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这便是难以做出总体概观的现实困难。但是，对一种文学现象，对一种可以用来衡量中国当代文学基本面貌的最重要的文体，作出适当的反应，作出相应的界说，虽勉为其难，却是必要的。在我看来，近十年中国长篇小说所创造的文学事实和呈现的大致走势，可以概括为：欣喜后面的隐忧。

　　欣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数量的繁荣也是繁荣之一种，不仅代表着表象的繁荣，而且是实现本质繁荣的前提。进入新世纪以后，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文学对国民的熏陶、培育和诱惑，中国当代文学与时代同步，跌跌撞撞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一些对时代潮流有着超常敏感之士在一遍遍哀叹、惊呼文学行将死亡，或已经死亡时，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却如雨后春笋，或雨后的毒蘑菇，以相当夸张的表情，呈现于国人视野中。其夸张的表情之一，便是长篇小说在数量上的优胜。可以说，在近几年的中国大地，有几种指标一直是保持着总体上升态势的：一是GDP，二是房价，三是私家轿车，四是长篇小说。当下的中国人，在生存压力如此巨大的境况下，还有这么多人在写长篇小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对有些写作者来说，写长篇既可求道，亦可因之谋食谋利，毋庸讳言，能做到这一点的，比例不会太高；而大量的写作者，写作长篇小说即便有谋食谋利的动机，但前景黯淡。那么，支撑他们写下去，无怨无悔写下去的动力，大约就是对文学的热爱了。仅以拥有如此庞大的热爱文学的写作者队伍而言，应该是足以让专业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士备感安慰的事情，正是这些文学的热爱者，以他们创造的文学事实，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言说资源。

　　然而，繁荣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对于社会而言不是，对于文学而言，仍然不是。秋风渐起，落叶遍地时，我们看到的必然不全是色彩斑斓的树叶，与树叶混在一起的，必然还有数量不菲的杂物。这么大量的长篇小说良莠不齐是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假如这么多的长篇小说都是精品力作呢？有这种想法，都是足以让人感到恐惧的想法，有这种事实，一定是一个恐怖的事实，即便有其中的一半，一小部分是精品力作，同样也是一个恐怖的想法和恐怖的事实。我们经常好拿《

　　红楼梦 》说事儿，但唯独不愿正视那些汗牛充栋的长时间沦落风尘的明清小说，没有这个广阔而深厚的基础，《

　　红楼梦 》是不可能突如其来的，而今天这些被习惯漠视的难以计数的长篇小说，也许正是冲锋在下一部《

　　红楼梦 》前面的“敢死队”。所以，对长篇小说数量的一路飘红，怀有一种欣喜的态度，是应当的。

　　其次，长篇小说作者队伍的全国化、全民化。曾几何时，中国长篇小说作者的队伍还是少数几个省份和若干中心城市的专利，也仅仅是十几年间，甚或几年间，中国长篇小说作者队伍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说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东西，一点都不算夸张。确实也是，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各少数民族，即便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很多都诞生了属于本民族的长篇小说作者，而且，这个队伍还在尽情呈现着继续扩大之势，由文化中心区域，扩展到边疆，由大中小城市，扩展到乡镇农村。如今，哪个中学生，哪个依靠在小工厂打工为生的打工仔，哪个挣扎于贫困线的农民，忽然有一天，捧出了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水平不见得比专业作家差。此时，已经不会再引起什么惊讶了，这种惊讶的表情早已定格在过去的某个期待奇迹出现的时段里，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倒不如说是风生水起，蜂狂蝶乱，因为前者显得过于纯粹，而后者呈现的是纷乱、迷乱、缭乱和混乱的景象。无疑，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也许是多少代文学人梦寐以求的繁荣现象。

　　令人欣喜的倒还不限于此，从一个拥有广阔地域、广大民众的国家在一个时代总体的文学布局来说，这样的局面，则更令人欣喜。严格地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上，西北五省(

　　陕西除外 )，西南三省( 四川除外 )，再加上西藏、内蒙古，在拥有全国一半以上领土面积的广大区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空白的，而中国现代文学在这些地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中国当代文学开始的时候开始的。也就是说，当中国文学的主流进入当代时段以后，占全国领土面积一半以上的地域，现代文学理念才开始传播、生根、发芽、成长。那么，这些区域内的文学，在名义上获得中国当代文学这个认证贴牌后，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学面貌呢？在这个时候，活跃于这片广袤国土上的书写着的，基本上都是以各种名义、各种姿态，被流放、被驱赶，或被号召去的内地文化人。这些内地文化人应时代的召唤，得所在地文化风气的熏染，也写出了许多带有本土色彩的各类作品，但这只是貌似，或酷似，大多都是无根的飘萍，都是将时代符号向所在地的简单移植，是把北京的颜色涂抹在了草原戈壁上，是用当地方言唱出的京剧。

　　即便这样，对于现代文学理念的消化和当代文学理念的启蒙，以及普及，仍然至关重要。这是一个过程，一个必须的过程。它的重要性显现在，当地作者队伍借树开花，借水登船，完成了本乡本土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原始积累。这种效用，从上世纪80年代破土出苗，经过十年的摸索和融会贯通，今天已是中国文坛的寻常风景。这些广大地域的广大作者，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不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之所以产生这种效果，除了接受者习惯性的接受态度蒙蔽了的眼睛和由于信息的封闭造成的视觉差外，最主要的因素，这些作品往往体现的是一种地域文化自觉。地域文化不再是与作品内容若即若离或可有可无的符号，不再是承载新娘子的轿子，而是新娘子本人，是主体。正是由于当代长篇小说呈现出来的全国性、全民性，一个被想象出来的文化共同体宣告形成，并成为共识。只有在这种态势下，我们如今谈论当代文学，才可以坦然地给当代文学面前冠以“中国”字样。这是令人欣喜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利益攸关方的欣喜，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欣喜。

　　再次，长篇小说创作理念的充分多元化和创作技巧的极大丰富化。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从所持的理念和所操持的创作方法，不再有什么禁区，此前，中外文学史上存在过的小说理念，所存在过的题材和写作技巧，在当今中国的长篇小说中都有体现。这些，不再构成什么问题，构成问题的只是，写得如何。

　　前面已经说过，繁荣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纯粹的现象，在很多时候，繁荣与芜杂、混乱、堕落和糜烂等词汇处在同一义域。如果一定要用一个简明的词语来概括当今中国长篇小说的总体形象，那么，一个极不准确的词语会呼啸而出，这就是：乍暖还寒。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隐忧。

　　主要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历史观在作品中的迷乱、迷失和颠倒。

　　历史观的确立，至少应该建立在三个基点之上，即历史对象在历史发生的那个时代所处的历史位置；历史对象在历史描述者的时代所处的历史位置；历史对象与历史描述者之间的关系。但在许多长篇历史小说中，这三个基点，或者集体塌陷，或者部分塌陷。作者对其所描述的历史对象缺乏基本的研究，或者随意虚构历史事实，或者将历史简单地意识形态化，使得本来天生具有历史纵深感优势的长篇历史小说反而变为一场廉价的游戏。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长篇历史小说中，同样也体现于许多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历史观不只是历史小说的专利，而是一切小说的灵魂，今天的生活就是明天的历史，对今天生活的判断，就应该是一个历史判断，而非斤斤于当下的利益判断，许多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之所以缺乏应有的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原因固然很多，但在处理现实利益关系时，历史观的缺席或偏移，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二，小说语言的无根化。

　　对于当下的汉语写作者来说，可靠的语言资源离不开两个方面：一是明清小说语言传统；一是乡土的民间的语言资源。但是，从当下的长篇小说所呈现的语言面貌看，对于前者，缺少继承、挖掘和现代性激扬，导致语言的虚浮、苍白和无趣；对于后者，活生生的民间口语被弃置，造成小说语言的板滞、虚假。

　　第三，小说家在以制作蛋糕的工艺创制小说文本，评论家在以太平间解剖尸体的方法解读小说。

　　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一个带有极大自足性的文本，每个文本都是由活人写出来的活的文本，面对活人写出的活的文本，可靠的解读方式，首先必须体会到作者的想法以后，才可进入理论分析层面。但是，许多作品是写作者依照一种前定的小说模式进行结构的，而许多评论家也在依照一种前定的小说模式去衡量具有很大差别的小说文本。创作的模式化和批评的模式化，两者的共谋，使得大量的小说如同从一个生产线上下来的工业产品。

　　第四，长篇小说中的知识空载现象。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不仅完成的是一个具有很大时空包容度的人生画卷，而托起这个时空的是无所不在的人生知识，可以说，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知识系统。但当下的许多长篇小说，篇幅越写越长，而内容却越来越空，犹如一节体制巨大的车厢只承载了少量的乘客，读者耗费了不算少的阅读工夫，却得不到起码的知识营养和智慧启迪。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读者的知识水平已经得到很大提高，如果写作者的知识水平低于读者，要想写出让读者认可的长篇小说，几乎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