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距离”与艺术张力

　　一

　　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探讨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包括长篇小说艺术问题，可能首先需要设置一个基本前提，即我们究竟是从什么样的意义、以什么样的文学(

　　包括小说 )为对象和目标来讨论？这也许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因为当今时代社会文化开放多元发展，文学已经不像过去时代那样高雅神圣了，文学写作也不像过去那样充满艺术神秘性，而是变得非常轻松随意了。可以说当下的文学写作几乎已成为全民化写作，各种文学现象极为芜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难以全面切实地描述如此芜杂的文学现象，更不可能以所有的文学为对象来讨论当代文学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作为文学批评，也不必总是追逐当下的文学时尚新潮随波逐流、推波助澜，而是有必要确立和坚守自己应有的文学理念，以此来观照和评判当下的文学现象。而这种应有的文学理念，应当是建立在艺术化写作或“文学性”写作的基础上，以富有“文学性”和艺术特质的文学作为研究评论的对象和目标，这样才有利于张扬文学的艺术审美精神，从而对当代文学发展形成良好的导向性作用。

　　具体对小说而言，我们需要着重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小说才是艺术品质优良的好小说？小说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对此显然会有各不相同的认识、理解。我们这里试以小说的“距离”及其艺术张力作为切入点，对此略加探讨。

　　“距离”本是一个重要的艺术美学命题。西方美学中曾有“距离产生美”的说法，意思是说：只有拉开与对象物的距离，才能感受和判断它的美。我理解这一命题可能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某些对象物而言，的确需要拉开一定的空间距离，才能观照其美；二是在很多情况下，还需要拉开与对象物之间的心理距离，即超越与对象物的直接功利关系，才能做到以审美的态度对待对象物，从而感受到对象物的美。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曾提出著名的“间离效果说”。他认为戏剧表演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摹仿，不是为了表现外在现实而让人们相信它是真的，也不是为了制造生活幻觉而让观众沉迷其中，反映实在不是戏剧的终极目的。恰恰相反，戏剧表演应当故意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它要达到的效果是明白地告诉观众“这不是真的”。戏剧不是生活，而是演戏，应当让人们意识到戏剧和现实是两回事，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艺术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种被称作“艺术”的东西，而艺术有它自己特有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它可以而且应当告诉人们比真实生活更多的东西，即蕴含更丰富的审美内涵。这一理论颠覆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摹仿论”或“写实主义的传统”，在戏剧观念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①

　　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陌生化”理论，也是主张文学应当尽可能拉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通过语言形式、叙述方式与文本结构方式等的艺术化，即形式化构造，达到整体上的“陌生化”或“奇异化”效果，从而给人以艺术上的“震惊”之感。他们认为，作为文学的艺术特质，即所谓“文学性”，恰恰就体现在这种艺术的“陌生化”方面。后来解构主义批评家德里达、米勒等人在阐述“文学终结论”命题时，也主要是从文学的“距离”着眼。通常人们会认为，电信时代的图像网络文化兴盛，挤占了文学生存的空间，使得大众更热衷于读图、读屏而无暇去阅读报刊书籍，所以会导致文学危机，这其实只是表层现象。而德里达和米勒等人则看到了更深层的原因。他们认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具体而言，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文化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即人的心灵或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本来人的心灵或精神世界是应当适度拉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或超越现实世界的，而文学依赖于语言的修辞性表达和阅读想象，恰恰是以“距离”为必要条件的，这正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如今建立在电信技术基础上的图像网络文化，正改变着人们感知事物的方式，使人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消失了，正是这种距离的消失，即“趋零距离”，使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被消解，于是便导致文学的危机乃至走向终结。①

　　上述“距离说”或“陌生化”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艺术虽然离不开现实的土壤和生活的源泉，但并非离现实生活越近越好；真正的艺术显然不是现实的复制品，也不是直接印证人的感性经验和满足人的欲望需求的替代物，它是艺术家精心打造的艺术品，是经过精心构设的艺术世界，它未必直接作用于现实，却可以诉诸人的心灵；它可以是一面镜子，虽然本身是一种虚无，却可以映照真实的存在，使人从中观照现实世界与人生百态；它可以是一种隐喻象征或者寓言，虽有艺术的夸张变形，却可以让人认识某种生活本质，或领悟某种人生真义。在生活之外，人们之所以还需要艺术，其魅力也许正在于此。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艺术如何既源于生活，又通过艺术创造适度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使艺术作品获得应有的意蕴内涵，从而形成极大的艺术张力，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我想这一艺术美学原理可同样适用于小说，尤其在当今时代条件下，“距离说”值得作为一个小说美学命题来加以探讨。

　　二

　　按传统的“文学反映生活”的观念，小说以其长于叙写人物故事、注重生活化的细节描写等特点，成为最适合于反映生活真实的文体形态。然而作为真正具有艺术品质的小说，仅仅再现生活或还原生活显然是不够的，它还应当告诉人们比生活真实更多的东西，应当蕴含更丰富的审美内涵。既然如此，小说写作就不能仅仅瞄准生活真实，仅仅追求逼真地描摹生活样态，只顾把读者引入生活之流，而忘了比这更重要的东西，如对这种生活意义的认识理解，对现实人生的态度与价值判断，以及作为小说艺术的审美意义等等。而一旦提出这样的要求，就必然会涉及到小说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其中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生活的认识。小说要反映生活，当然首先要认识生活。而通常讲到要认识生活，往往就是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切实地感受和体验生活，这样才能达到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的要求。这当然不错，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认识生活除了要“入乎其内”，还要“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是为了贴近地去感受之、体验之；而“出乎其外”，则是要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冷静地审视之、观照之、思考之，这样才能达到对生活的理性化与穿透性的认识理解，把握生活的某些本质的方面与普遍意义。二是对生活的艺术表现。就“艺术表现生活”的命题而言，艺术的意义应当大于它所反映的生活题材本身的意义。因此，小说在叙写人物故事表现生活时，不应当是让艺术去贴近生活，仅仅以真实再现或还原生活为目标，而恰恰应当以艺术的方式，通过艺术语言、艺术结构、叙事方式等的综合性艺术创造，达到对生活故事的“重构”。这种经过艺术“重构”的生活故事，虽然有时看起来似乎与真实生活形态无异，但实质上彼此之间是有“距离”的，这是作为艺术创造所必须要有的一种“距离”。这种“距离”正是上面所说的艺术“重构”所带来的，它的内核即是作者对生活的审视、观照、思考，即理性化与穿透性认识理解的艺术表现。这种艺术化的“距离”也许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富有艺术感悟能力的读者却能够“感觉”出来。正是由于这种“距离”的存在，才能形成作品应有的“艺术张力”，从而获得作为小说艺术所应有的审美意义。如果一部小说作品没有这种“距离”及其所形成的“艺术张力”，那就真的只是生活的简单还原与复现，缺失了小说艺术所应有的艺术品质。

　　从小说的历史发展及其所形成的小说观念来看，实际上显示了这样一种努力的趋向。

　　比如过去现实主义的小说观念，它一方面强调真实性，要求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如实描写生活，给人以真实感；另一方面则又要求典型性，即致力于对生活素材的提炼加工，融入对生活现象的认识理解和反思批判，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或获得某种对生活的领悟与启示。恩格斯曾说，如果一部小说能够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久性的怀疑，那么这部小说就具有了自己的价值，①

　　其中就包含了这样一种含义。毛泽东更明确地把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表述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果说前者是基于真实性的要求，那么后者则体现了典型性的要求，即要求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样的作品才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现改造自己的环境。②

　　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一般特性来看，的确具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根源于生活，并且在表现形态上也贴近生活真实，所叙写的人物故事看起来像真实存在的一样，能够唤起读者的生活经验，参与对人物故事的理解；而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又需要高于普通生活形态的再现，能够引导读者超出日常生活经验，达到对生活内在本质更深刻的认识领悟，这显然是一种更高的艺术要求。然而在实际的创作实践中，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或者过于强调和注重了源于生活与真实再现，而忽视了高于生活即典型化创造，缺乏应有的思想和艺术意义，这通常被称之为“自然主义”创作倾向；或者片面地追求“高于生活”，违背生活真实，拔高和粉饰现实，这被认为是一种“伪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此外，如果说过去现实主义小说观念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它往往只注意到小说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特点及其认识意义，而作为小说艺术更为丰富的思想和艺术意义，则认识估价不足，这也是值得反思的。

　　后来的现代主义小说，显然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观念及其写作模式。第一，它不像过去的现实主义小说那样，直接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在生活素材的基础上提炼、加工和典型化，然后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重构”与复现人物故事；而往往是在对生活现实认识领悟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性、虚拟性来构设某种非现实性的人物故事，有的甚至是变形的、荒诞的故事，这种人物故事与生活真实反差很大。第二，在艺术表现上，它也不像过去的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如实描写和注重真实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夸张变形，以抽象化、荒诞化、漫画化的方式叙事写人，更为注重小说的隐喻与象征意义。从整体上看，从小说讲述的故事到艺术表现，显然都更拉大了与生活现实的距离，而这种艺术的“距离”所带来的，往往是小说更为丰富的内在意义。即便以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及认识意义而言，也不能简单地说此类现代派小说完全抛弃了生活真实性，实际上它仍然根源于对生活的观照认识，只不过它所注重的不是外在形态的真实，而是更为内在的更本质的真实，它所追求的是对这种生活意蕴内涵的深入开掘，是超出生活故事本身的更深厚的艺术意义。

　　三

　　如果我们以上述小说观念来观照新时期以来我国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走过了一条比较曲折的发展道路。

　　早在新时期初，文学界拨乱反正，全面恢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当时流行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小说观念，注重真实反映生活现实，致力于批判反思社会历史，担当起思想启蒙的时代重任。当时的小说在社会上影响巨大，主要在于它来自生活本身的真实性力量，作者直面现实的勇气，以及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批判反思的可贵精神。相对而言，小说在艺术上的探索并不为人们所看重，或者可以说，小说家们甚至还来不及对小说艺术有什么自觉的探索。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人们对小说艺术其实也没有多高的要求。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形式主义文学观念和现代派小说影响，逐渐形成了一股先锋文学浪潮，在短时期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先锋小说本来就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它所反叛的正是现实主义的小说观念。一方面，先锋小说一反现实主义小说写真实的传统和典型化的创作追求，故意拉开与生活的距离，淡化故事情节，虚化故事背景，模糊人物关系，强化小说故事的虚构性、虚拟性；另一方面，则是抛开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性叙事方式，故意打破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和逻辑性，任意变换小说的叙事方式与结构方式，突出小说的语言叙述功能，等等。其结果，是使先锋小说产生了一种“陌生化”效果：它与人们所习见的现实主义小说如此不同，使人不得不以惊异的目光来打量它。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小说本是最贴近生活的叙事形态，而先锋小说却突然将与生活的距离拉开得如此之大，究竟意义何在？现在回过头来看，先锋小说显然是一次开拓性的、同时也是冒险性的艺术实验，它让我们开始注意到了小说的“艺术性”问题，包括小说的艺术形式、小说的“距离”与“陌生化”等等。它开始让我们意识到，小说并不仅仅是把生活如实“反映”、“再现”出来而已，而是还可以有更多的追求。至于这“更多的追求”究竟包含一些什么，也许那些“先锋派”作家自己也未必清楚，他们只是跨出了这实验探索的第一步而已。后来先锋小说难以为继，走向式微，也许不能看作是它的失败，它只是有些“生不逢时”而已——建立在强大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基础上的当代文坛，一时还难有其足够的生长空间；以这种强大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培养起来的读者的阅读经验，一时也还难以接受如此“陌生化”的小说形态。当然，从先锋小说自身来反思也并非没有问题。很显然，先锋小说是学西方现代派小说的，但并没有学到位。西方现代派小说并不只是艺术形式上反传统，它在艺术上不断变换手法，极力拉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甚至以荒诞变形、奇异怪诞的“陌生化”方式出现，目的正在于更冷峻地审视现实，强化对社会现实批判反思的穿透力，丰富和深化小说的意义内涵。而我们一些先锋小说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写法时，则只注意到了小说艺术形式上的开拓创新，而没有同时在小说意蕴内涵的开掘深化上下功夫，有的可能适得其反，在追求小说叙事方式上的虚构性、虚拟性的同时，将小说的意义内涵也虚幻化了，从而导致艺术品质大打折扣。这就只能说是学了皮毛，丢了精髓。

　　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发展峰回路转，出现了被称为“现实主义回流”的文学现象，这个阶段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形态，当属新写实主义小说。以文学史的眼光来看，新写实小说一方面是对此前先锋小说的反拨。先锋小说过于远离传统、远离生活、远离读者阅读经验，过于形式化和玄虚蹈空，从而使自己陷于孤立困境，显然是一种前车之鉴。新写实小说试图以回归生活化的叙事策略，重新唤起人们的关注和阅读兴趣。而另一方面，它又并不甘于再回到传统现实主义的轨道，那种“高于生活”的典型化创作模式，此时看来似乎显得过于夸张和粗陋，因而也为之弃而不取。它力图寻求一种更细密、更平和、更不那样居高临下和强加于人的叙事方式，以求获得读者的好感。这种新的叙事方式，就是看起来不加提炼加工的“还原性”或曰“原生态”写作。如果说是一定的时代条件决定人们的文学观念与写作实践，那么新写实小说兴起的现实条件也许就在于：到9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高潮已经过去，市场经济改革正开始启动，在没有英雄也并不崇尚英雄的时代，现实中的普通人更关心过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新写实小说的“还原性”叙事拉近了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描绘了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样态，让读者在小说叙事中照见自己生活的影子，从而咀嚼、品味现实生活的苦辣酸甜。这种几乎没有距离感的日常生活叙事，虽然显得平和亲切、容易让人亲近，但也很难引起感动和激动，更难有思想、心灵上的震撼。其中有些上乘之作，或许还寓含某些生活意义的反思领悟，而不少碎片化、“一地鸡毛”式的烦杂庸常生活的叙写，并不能给人提供多少审美体验和艺术启示，属于一种意义缺失的生活“还原”，这样当然谈不上有多高的艺术品质和多大的艺术意义。

　　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发展更多受到消费文化市场的吸附和后现代大众文化的影响，当下流行的小说写作也更多显示出一种后现代特性：一是写作态度上的随意化、轻松化，消解了艺术写作的神圣感和敬畏感，也消解了艺术写作的“难度”。似乎写小说不必有什么艺术修养和写作经验，也不需要懂得什么文学理论与小说艺术，甚至也不屑于阅读学习什么经典作品，似乎随便把头脑里的虚拟想象或奇思怪想书写出来就成了小说。二是价值取向上的个人化、娱乐化，似乎小说写作不过是一种自我表达与自我满足，消费时代的文学无非追求娱乐消闲，自娱娱人而已，谈不上有什么责任担当。三是写作内容上的世俗化、日常生活化，似乎任何生活故事和个人经验都可以写进小说，无须进行什么加工提炼与艺术创造，甚至误以为越是生活中的隐秘领域或个人生活隐私，越是不加修饰的所谓“原生态”叙写，越是具有吸引力和市场效应，因而此类写作被争相追逐。四是写作方式上的主观化、臆想化，叙事写人只凭作者自己的主观经验或想象，既无视生活的客观规定性，也无视人物的主体性与性格逻辑，只顾把作者个人经验或想象的东西强加给人物，一切都成为作者自我的外化。有些作品除了个人经验性叙事就是主观欲望化叙事，即便是想象性叙事，也往往是一种欲望化、感官化的想象，有的甚至成为一种毫无节制的放纵式写作。总之，当今的一些小说写作，过于追逐消费性、市场化和功利化，过于贴近人的世俗生活和快乐感受，过于迷恋感官化、欲望化叙事，过于迎合市场趣味和大众娱乐化消费需求，写作过于轻松、随意、放纵和缺少节制。如果说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还属于没有距离感的日常生活叙事，是一种对生活的“冷静还原”，那么当今的一些后现代小说写作则简直是对世俗生活的“忘情拥抱”。一些作品过于投入甚至沉迷于某种欲望化的生活幻象之中，完全消弥了艺术与生活之间应有的距离，既没有对生活现实的审视与反思，更缺乏超越现实的精神价值诉求，作品的艺术张力消解殆尽，意义含量和艺术品质严重萎缩，乃至成为一种肤浅、平庸的娱乐化写作游戏。如果说在当今消费主义时代大众化写作如此追逐尚可理解，只是某些专业化写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消极影响，在文学性与市场化之间，越来越放弃文学性而顺应市场化，因而也越来越失去了艺术化写作的示范性与引领性作用。

　　四

　　本来越是处于世俗化、平庸化的享乐生活之中，越是需要精神生活上的超越性。文学是人学，面对当今这样的现实生活，也理应更多承担起这种引领人的精神超越的作用。如果文学自身甘于在这种平庸化的世俗生活中沉沦，甚至满足于有些评论家所形容的那样一种“向下飞翔的快感”，那么就只会带来文学与人的加速沉沦。从文学自身而言，如今似乎已陷入了一种怪异矛盾：一方面，文学日益“边缘化”，越来越受到各种大众消费文化的挤压，因而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另一方面，文学为了摆脱这种现实危机，于是便降低自身的艺术品位，越来越向大众消费文化趣味靠拢。其结果就很可能形成这样一种悖论：文学越是没有市场、缺少读者、面临危机，就越是试图投合世俗趣味和娱乐化消费需求来吸引读者、扩大销量；而越是用这种世俗趣味和娱乐化的俗滥叙事来迎合读者的轻松化阅读，就越是容易引起感觉疲劳，败坏了读者的胃口，就像消费了过多的快餐食品可能导致厌食症一样，这难免会给文学带来更大、也更带根本性的危机。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关键在于转变文学观念，着力提升文学的内在品质。文学是否死亡取决于自身的选择，文学的品质是其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文学真像有人所预言的那样可能走向终结，那么它很可能不是死于“他杀”，而是“自杀”，即文学自身过于追逐娱乐主义、游戏主义，从而导致杀死了文学的艺术精神，真的走向“娱乐至死”。因此文学的自救，也许真的需要一种如有些评论家所说的“向死而生”的写作态度。①

　　所谓“向死而生”的写作，就是与如今的时尚化写作相背的“反向性”努力，即适度抵御当下普遍流行的游戏化和娱乐化写作倾向，坚守文学应有的审美精神和艺术品质，坚守自身的“文学性”。这看起来是一种不合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时尚的“向死”之举，然而可能恰恰是这种“向死”的努力，倒是可以带来“向死而生”——因为只有当文学真正拥有自身的“文学性”品格，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才不至于被大众文化潮流所吞没，这也许是“绝地反击”式的文学自救之途。

　　具体对于小说写作而言，传统的小说艺术观念仍然值得重视。比如真正具有艺术品质受人欢迎的好小说，可能还是需要有吸引人的好故事，有个性鲜明、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有独具匠心的叙事结构方式和富有艺术质感的文学语言，而这一切都最终要归结到一个根本上来，就是一部小说要富有艺术张力，能让读者从小说人物故事的叙写中，对某种生活形态有所认识、领悟和启示，有值得反复思考品味的独特意蕴。如果要做到这样，也许的确需要转变小说观念，充分重视小说的“距离”问题。

　　首先，从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来说，无论写什么样的生活题材，除了有必要“入乎其内”去感悟这种生活的真实性之外，还需要适度拉开一定的距离，加以理性的审视观照，的确有所认识领悟，才值得加以艺术表现。比如历史小说写历史故事，就不能只是还原某种历史真实，或者按照某种历史想象虚构一段历史，或者像某些“新历史主义”写作那样，连历史真实也说不上，只是将历史“碎片化”、颠覆历史；还有某些“戏说”类写作，干脆以搞笑的态度对待历史，将历史游戏化、娱乐化。按我的理解，真正艺术化的历史小说，并不只是为了还原某种“历史真实”，而是更应注重表现某种“历史理性”，即作者对历史生活的认识、理解与感悟，艺术地传达出某种历史观，从而给读者一定的历史启示，这是它区别于一般的历史书写的特殊艺术价值所在。同样，写现实题材的小说，也并不仅仅是为了还原生活的“原生态”面貌，而关键在于能够揭示现实生活的内在矛盾，表现作者对现实的洞察、感悟与审美判断，在对生活的认识观照及其价值观方面能给人有益的启示。再如叙写人生故事的小说，也应当不只是为了描述一段奇特的人生经历，满足人的好奇感，或者只是讲述一个悲情故事，引起人的怜悯之情，更可贵的可能还在于，通过讲述一段人生故事，传达对人生意义价值的感悟，深化对人生与人性的理解，开启人生智慧。总之，小说写什么样的生活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题材内涵意义的开掘，使作品的意蕴含量最大化。而这仅仅靠还原生活的真实性显然不够，适度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加以理性的审视观照与思考，就是一种必然的要求。

　　其次，再从小说的艺术表现而言，作为艺术创造，对生活深入认识感悟到了的东西，还需要通过艺术的方式传达出来。布莱希特关于戏剧表演的“间离效果”说，对于小说的艺术表现来说同样是富有启示意义的。阅读小说如同观看戏剧，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是为“感之”；“出乎其外”是为“思之”。如果作品过于用生活化的感性故事吸引读者，使其只顾“感之”而忘了“思之”，就显然得不到应有的感悟启示，难以实现阅读效果的最优化。因此，在艺术表现中也同样需要考虑“距离”问题，以期形成艺术的张力，产生阅读的“间离效果”。荒诞派戏剧是以荒诞夸张的表演方式，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强化理性化表达，增强象征、隐喻与反讽意味，借此形成艺术张力，达到戏剧演出的“间离效果”。现代派小说的写法有些类似于荒诞派戏剧，往往也是通过艺术的虚拟夸张、荒诞变形等手法，暗示人物故事的某种非现实性，从而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形成艺术张力并带来阅读的“间离效果”。

　　其实小说也不必都是现代派的写法，同样也可以采用现实主义的写法。只不过这里的现实挑战性在于：现实主义小说如何更新观念、超越自身。如果说过去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那种过于理念化、过于简单夸张的典型化叙事并不可取，那么像当今一些小说那样只知还原生活，缺少内涵意蕴，同样显得浅薄粗陋。当今现实主义小说的根本问题在于练“内功”，即具有跳出生活而审视观照生活的功力，达到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认识领悟，然后再以生活化的叙事方式“重构”表现出来。正如佛教智慧启示的那样，从开始凡观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后来慧观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后再复归到法眼中所呈现的“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显然不是无谓的循环，而是在不动声色中包含着独到的洞见领悟。又如苏轼论文与可画竹，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虽然竹之“形”未必有什么根本不同，但寄托于竹之“意”却隐然其中，成为可观可感的艺术审美对象。同样，通过对生活的审视观照和深刻领悟，并经过艺术“重构”而呈现出来的生活故事，虽然看起来似乎与真实生活形态无异，却已经包含了丰富深刻的思想意蕴在内，从而在艺术的意义上，内在地拉开了与“原生态”生活的“距离”，由此而产生小说内在的艺术张力。按通常的审美规律，读者也明白小说并不等于生活，在小说艺术的某种暗示之下，也自然会超越小说的真实性去寻求更富于深意的东西，问题只在于，作品能否提供这样的东西。

　　因此，所有问题最后又归结到一个根本之点上来，即我们的小说写作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写作？如果它是一种盲目的写作，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写，也不知道应当写什么，更不知道应当怎样写，那么就不可能指望这样的写作有什么作为。如果它是一种自觉的写作，即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对生活现实、社会历史、人生人性有自己深刻独到的认识理解和思考感悟，并且真正有心去探索小说的艺术表现规律，那么就可以让小说写作更有成就，并且让小说在社会生活中更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