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篇小说的现代正史叙事

　　近年来，文学艺术领域里对现代正史题材的热衷几乎可以跟建国后十七年时遥相对应。完全可以说，现代正史叙事的两个高潮期，便是“十七年”和90年代以来这近20年。

　　我们知道，“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些已成当代文学经典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这一类题材，其中的大部分作品，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故事讲述模式，“中国式的讲史说书”的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此曾获得大众普遍的接受和喜爱。中国人很容易就能够认知的生活记忆与想象，构成小说中英雄和新人形象的情境，典型人物所承载的历史观、人生观，也就深深影响了广大读者。

　　1990年代以来，这一类题材的创作的突破点主要体现在对英雄传奇模式和单一依附历史观的情况的变化上，向民间走得更深、更具细节化和立体化，文化的元素更凸显，艺术上更考究，人心和民族共通性的含量更丰足。《

　　白鹿原 》就是最先体现这样的追求的大作品。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对现代革命思考得更加深远和广博，比如《

　　圣天门口 》，百科全书式的追求使之在革命历程的主线之外还有关于民间野性、风俗、伦理、宗教和历史运动的多重结果的探索，反顾中将人的具体处境和身心困境连同革命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自然地呈现出来，古今相照的设置和天、地、人的大结构效应的生发，让我们不仅真切地获得了重新回到现代革命的现场感，还有一种无限延伸思绪的形而上的求索特质。《

　　我是我的神 》则在英雄气韵和英雄性格的把握中，将民族、成长、身心之爱与战事、迁转和血脉遗传与性格变异等加以杂糅，有一种前所未见的雄浑的审美力量。还有一种是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大历史背景的关系中展现人心本然的状态的作品，它的主要场景不再是“革命”和“运动”，而是生活际遇和过日子本身，但是在深层有对在动荡历史中的人的内心情感和文化性格因素的深深打量，比如《

　　小姨多鹤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恕”精神恰恰是在战争仇恨和历史危情之中被照亮的，可以说这样的作品是对“正史”叙事的有益的丰富。

　　当然，我们看到还有不少赶任务式的急就章，存在突出的问题。匮乏对艺术的耐心，其实就是缺少对文学和历史的应有尊重。好在我们已经有一些好作品起到了标志性的作用，较为直接地描绘现代革命史的小说，更懂得通过微观描写见证大历史的肌理，比如《

　　地平线 》等作品，确凿的史事和鲜活的细节使得大小人物都跃然纸上，充分体现了文学独有的魅力。尤其是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比如《

　　亮剑 》、《 历史的天空 》，则是具有明显的历史还原和英雄人物性格更加人性化的特点，其中对国共两方在抗战中的历史真实的写照、对英雄成长中人化因素的重视，显得更为自然亲切，因此“革命英雄主义”就获得了更大的感染力。

　　人物更符合人的逻辑，史事更符合历史的逻辑，细节更符合生活的逻辑，创作更符合艺术的逻辑，使现代正史题材文学具有了新时代的进步意义。

　　对于现代正史叙事的暗线和末梢部分，我们现在的文艺创作兴趣似乎浓厚得有些过度，仿佛在谍战、反特等类型的另一战线的英勇聪敏之士比主战场上的英雄要高明且多量。智谋迷恋，已成为如今现代历史题材写作的偏执。在此我吁请作家们不要忽视对现代史上那些让民族蒙受深深创痛的重大事件的深度关注，比如“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731细菌”，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具历史分量和艺术力量的作品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缺席，更是我们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过于醒目的、令人极为遗憾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