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驴：语言暴力之痛

　　修炼成“老油条”后，许多人总爱将粗话脏话挂嘴边，充当着防身武器。比方说遇到一些让自己不痛快的人或事，在转身离去的刹那，最能释放内心憋屈的莫过于一句顺口而来的脏话。或者再勇敢决绝点，当场撕破脸地，抖着手指头(恨不得戳人眼里)，粗鄙的话像密集的子弹，迅速精准猛烈地射向对方，试图在精神上将其置之死地。网络上的语言暴力更是泛滥成灾。某些热点新闻背后的评论，通常是语言暴力的集散地：高高盖起的回帖，大多数以粗话开头，以脏话结尾。

　　粗话好比舞台上的高音区，气势恢弘而激昂，在气场上足以压倒对方，横扫千军。它最简明直接，不耍花招，一枪爆头，算得上语言的“最高境界”“集大成者”。暴力语言有时也充当敢死队的角色，开头最厉害的几句，类似于程咬金的三板斧，从问候身体到人家的祖宗，过后对方若还岿然不动，语言的暴力锐减，顿时黯然失色，自损八百了。这有点像曹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意思。很少见有人将脏话一而再再而三向对方重复喷射。所以说脏话得有个度，越少越有力量。

　　人爱说脏话和粗话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过于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类似于关键词的功效。有的时候，一大堆文明的辩解反而比不过一句简单粗暴的脏话，这叫一箩筐好话比不上一马棒。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场景中，很多时候很难保证不“出口成脏”，比方上下班高峰期的地铁、公园里轻浮的拥抱、无处不在的庸俗的广告、长篇累牍的空洞大论、日增大的生存压力……为了不费口舌，省时省力，寥寥数字横空出世，将内心的愤怒席卷一空，好不痛快！

　　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是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是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所指”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同志”“玻璃”，其范畴已大大扩充，而昔日的“太阳”“舵手”“红色”也早已恢复了正常的健康的词义。曾经，某些词的“所指”不粗也不脏，但它爆发出的暴力足以将人击倒。在“文革”时期，占据着道德制高点的红卫兵们一旦给某些人头上扣一顶“毒草”“牛鬼蛇神”的帽子，不管那人昔日如何风光无限，在那场“革命+暴力”的语言狂欢中，无不俯首认罪。语言暴力施加给人的压力与痛苦，甚至超过暴力本身。那时，所有的一切，都是既定的，语言谨慎、严格地限制于“所指”的范围内。这当然无趣。不是对那套暴力语言特别沉迷的人，谁也不会怀念和向往那个年代。

　　有的时候，说大话、套话、空话，也是一种语言的暴力行为。它削减了细节和个性，毫无真实性可言，空洞而乏味，一点也不可爱，好比一张脱焦点的照片，面目模糊。我们的会议曾经总这么干，还好，最近开始有了新气象。

　　卡夫卡在《谈话录》中特意谈道：“语言是行动的开路先锋，是引起大火的火星。”有的时候，脏话意味着危险性。脏话的级别越高，这种危险性就越大。市井中，我们常看到，俩人从破口大骂到大打出手。特殊年代，说你是“黑五类”，大不了关牛棚，说你是“现行反革命”，就足够让人吃枪子儿了。

　　我见过最高级的语言暴力，两个人用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对骂，全程不带一个脏字，情绪稳定，粗听温文尔雅，细听句句致命。这种高级的骂法我是死了也学不来的。或许这种骂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至少它不会迅速地导致情绪的升级。只是，若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透明健康的文明社会，这种似脏不脏的话，不说也罢。我是这么想的。

　　(作者为80后作家，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上海文学小说新人佳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