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吃食堂（外一篇）

插图：郭红松

　　可是我找这本书有什么用？想这些大道理有什么用？难不成让这个学生给领导送去？可坐在小餐厅里吃饭，不正是他们奋斗努力的方向吗？

　　自此，我再也不想去外边吃食堂了。

　　退休以后，吃饭忽然成了一个问题。

　　从前忙忙碌碌，总觉着吃饭是一负担，又要买又要洗又要做，忙半天，吃也就几分钟，完了还要洗碗。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一周采买一次，然后平均分配到每一天，这样平时就不用那么麻烦。这个工作放在周末做，因为周末儿子要回来，餐桌自然要丰盛一些，做起来也有劲。

　　然而现在退休了，时间有的是，用不着那么计划那么紧张。儿子说，你们现在应该吃得好一点精致一点随意一点浪漫一点，把身体保养好了比什么都重要。这话听着舒服，实行起来却并不容易。家里就两个人，出门一把锁进门几盏灯，满屋子都是电视机在响，吃又能吃得了多少？做起来没精神头，程序却一样不比从前少。再说，吃得好身体就好吗？很多现代病全是吃出来的。

　　于是，我开始怀念吃食堂的日子。

　　食堂多好啊，想吃什么现买现吃，动机和效果完全一致，吃过了碗一推就走，什么都不用管。我们深圳大学有一任校长，到职的第一次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深大食堂好，吃过了碗一推，饭盒都不用带！博了个满堂彩。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刚从内地来的人对这种公司化管理还觉着新鲜。我刚来时也有这种感觉，从前那种夹着饭盒咣当咣当进食堂的样子，怎么说都太老土，和西装革履挨不上。现代化首先就是应该从吃开始。

　　当然吃深大食堂也和吃所有的食堂一样，见面喜，有几十种花样随便挑，时间长了便知道那几十种花样全是一个味道，而且每天都是那个味道。有个女老师对我说，我还没进食堂大门呢，就闻到那股子笼屉味儿！想想那食堂的管理员也犯难，它要不是一个味道，你又该批评他没有标准化，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了。

　　可是我小时候，是多么喜欢那种味道啊。我7岁那年到北京，是在位于和平里的煤炭科研院开始吃食堂的。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天堂。那么个大城市，那么多大干部，那么宽阔的大食堂。父亲把一个月的饭菜票都给了我，规定我每顿可以吃两毛钱的菜、一份蒸米饭或者两个馒头。这其实是很富裕的，两毛钱可以吃一个木须肉或者西红柿炒鸡蛋，可我竟然不够吃。特别是北京的食堂星期天只供应两顿饭，令我备受折磨，往往等不到开饭就开始在食堂转悠，记得有好几次被大师傅哄出去。

　　上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度吃饭不要钱，本以为可以放开肚皮吃，实际上反而更糟糕。因为对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不公平，等我们放学到食堂，差不多已经是残羹剩汁了。后来连残羹剩汁也没有了，只剩下大笼屉里的蒸土豆。那些土豆个大皮薄，被翻得体无完肤。还有就是食堂里的蒸气管被砸扁了，据说这样出来的蒸气带超声波，符合多快好省，估计那些土豆就是这么蒸出来的。好在这情形很快就过去了，又恢复了饭菜票。

　　记得有一次排队买饭，有几个大人对我指指点点，好像说这就是×××的儿子。吃饭时，一个老头端着盘子坐到我身边，问我西红柿炒鸡蛋好不好吃。我告诉他好吃，用汤汁拌饭特别好吃。那老头就把他的西红柿炒鸡蛋给了我一半，然后摸摸我的头，走开了。那时我还不清楚反右派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办公楼贴满了大字报，上面全是父亲的名字，觉得挺好玩。因为我平时很少见到父亲，父亲不过是每月给我送饭菜票的人。后来同学告诉我，那老头是煤炭部副部长，也在咱们食堂吃饭。

　　那期间，我母亲也到了定福庄的北京煤炭学院学习，这样星期天就可以去她那儿吃。从和平里到定福庄要倒几次车，有好几次乘车都听见有人表扬我，说这么小的孩子都自己坐车了，并用我的事迹教育其他孩子，这让我很得意。煤炭学院食堂是另一种特色，吃份儿饭。有一种食品印象最深刻，叫懒龙，很大的个儿，像今天的大面包，包着一肚子咸菜或者霉干菜，估计有一斤重。一人一份儿，必须吃完。开饭时食堂里有带红袖章的大师傅在巡视，口中不住吆喝，不能浪费啊，不能带走啊，一礼拜一次不容易，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定是大师傅们费尽心机才搞到的美食，否则不会那么重视。

　　今天我已经明白，那正是全国范围的生活困难时期，大面积的饥馑已经让首都捉襟见肘了。而我，幸运地生活在北京。接下来的食堂记忆就不太美妙了。1960年我随母亲到了安徽的一座煤矿，那里的食堂和北京就没法比了。记得有一次在窗口排队，看见黑板上写着“炒山芋枣子”，兴奋得很，不知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可吃了几口就叫起来，这明明是地瓜藤子，哪儿有枣子啊？这是猪吃的！现在明白了，是管理员把“山芋爪子”写成了“山芋枣子”，才让我觉得受了骗。而当时母亲给我的回答是，劈头一个大嘴巴。母亲是总支书记，怎么能允许我这样胡说八道？

　　接下来的食堂记忆，是当兵的时候在连队里吃饭，百多号人排着队唱着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进大食堂。炊事班是按人头把菜分到各个班的，然后每个班都派出值日生，提前把菜分到每个人的碟子里，干部也在班里吃。米饭和汤是随便吃的，所以吃饱不成问题。那时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小生产，养猪种菜补贴伙食，逢年过节一般要杀口猪。但部队的汤在记忆中特别搞笑，百十口人用两三个鸡蛋做的青菜汤怎么吃？汤装在一个大桶里，内容全沉在底下。炊事员为了公正，事先将鸡蛋里兑了水，这样鸡蛋花在汤里就比泥鳅还滑溜。有老兵总结出长勺子舀汤的诀窍：轻轻沉到底，慢慢往上提，心里不要慌，一慌尽是汤！

　　食堂的气味确实有点像笼屉，人多，热气高，热热闹闹热气腾腾。今天回想起来，我曾经吃过那么多有意思的食堂，我已经模糊的记忆竟还是那样的温暖、有趣！一点不觉得那是一种千篇一律的重复，曾经发过的牢骚一点都不可笑。

　　我教过的学生大都成了教师，也有做公务员的。有一次在他们的聚会上我说到了关于食堂的感想，他们就建议我把全深圳各行业的食堂考察一下，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不要脱离时代嘛，他们批评说。这样就有了一次深圳机关食堂的经历。

　　这是个“街道办”的机关食堂。深圳的街道可不比北京的街道，这是一级政府权力机构，正儿八经的处级单位。本来学生约好了我去吃中午饭的，可临时来电话说抱歉，正在处理来访事件。我问是什么重要来访，还事件？连饭都不吃了？他吞吞吐吐说，昨天晚上有个小偷正在行窃时被人发现，从六楼摔下云摔死了。现在小偷的家属来了一大批，要安排在食堂吃饭。我一听就乐了，这叫什么事儿啊？难道还要按工伤处理？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老板怕的就是这个，维稳嘛，这你还能不懂？

　　又过了几天，这个学生亲自开车来接我去吃饭。先是领我参观了豪华的餐厅，这是大餐厅，这是科级干部餐厅，这是处级干部餐厅，楼上还有包房和卡拉OK。我问，难道领导吃食堂都不和你们一块儿？他说是啊，这有什么奇怪的？见我一脸诧异，他解释说，其实这样挺好的，其实领导们也不大来，其实他们的菜都被我们吃了……有等级差别才有奋斗努力方向嘛。我问，那天小偷家属就在这儿吃的？最后怎么解决的？他说，嗨，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呗，还能有什么办法？

　　老实说，这顿食堂吃得不舒服，尽管也喝了专为领导们炖的老火汤。晚上回来到处翻《秦基伟回忆录》，记得里面有一个细节挺有意思，可惜没找着。秦在朝鲜战场上是个军长，有回在战利品中发现一件美军的皮夹克挺好，就穿在身上了。秦说，可军部开党员民主生活会时就惹麻烦了，也是边吃饭边开会，有个女文工团员提了意见。说秦军长不像话，一切缴获要归公难道你忘记了？这件皮夹克应该给我们文工团，我们演美军军官缺这个道具。这位后来当过国防部长的将军写道：没办法，我只好把皮夹克脱下来，让人给文工团送去了。

　　我想，一支军队能打胜仗的原因有很多，能不能胜，从一件日常小事中就能看出来。这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可这样的矛盾越多越好。

　　可是我找这本书有什么用？想这些大道理有什么用？难不成让这个学生给领导送去？可坐在小餐厅里吃饭，不正是他们奋斗努力的方向吗？

　　自此，我再也不想去外边吃食堂了。

　　关于身份的困惑

　　我可以算得上是最标准的共和国同龄人，因为我的旧身份证上写着1949年9月31日。9月没有31号，这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所以每次转户口时我都希望大人们能改正这个错误，而且义正词严，指出9月没有31日，可是没用，谁也不理我，他们告诉我出生日期是不可以改的，只能照章办事。以后在各类表格中，我还得填9月31日，是在9月30日到10月1日之间，一个不存在的日子里我出生了。这一幽默足够黑，一直黑到60岁。

　　前两年去北京开作品研讨会，我说了这个笑话，以此证明我是个身份不明的人。我调到深圳以后，换身份证时我又提出了这个要求，还是改不过来，也许我遇见的都是秉公执法的人。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个身份证还可以用，去银行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航空公司等等都还管用。可是后来电脑联网了，麻烦可就大了，办存折买机票领稿费，为这个身份证号码不知碰到过多少次麻烦。那些业务员个个一脸无辜，告诉我电脑打不出来这个日期，手不能伸进电脑里啊。然后我又要求有关部门去改这个31号，他们说你过去登记的31号，就是31号，谁也不敢改。怎么办呢？他们说可以给我开一个证明，证明这个身份证是有效的。次数多了有时竟会产生卡夫卡笔下的那个K的疑惑，身份的疑惑，我这么个活生生的人，因为这个身份证号码的不正确，究竟还存在不存在？是身份证错了还是我错了？

　　契机出现在换第二代身份证。有一天公安局的一位处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深圳换身份证工作已经进入扫尾阶段，你是个遗留的老大难。我说我不换了，以前多次让你们改你们都不改，现在你们就把电脑系统改了吧，让9月增加一天。他说你要不改你就成黑户啦，你全家都换不了新证。我说我在深圳工作生活都快20年了，我是个大活人你看不见吗？你说我黑我就黑了吗？

　　直到前年，这个身份证号码才给我正式改过来，改成了9月30号。因为10月1号是个好日子，我不该沾这个光似的。

　　这个倒霉的9月31日陪伴了我一辈子，退了休才给我正了名。可是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竟然说不清楚。有时我想，说不清楚也许是我的一个宿命？注定我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经历我们共和国全部的说不清楚的曲折与磨难？

　　我的父母亲尽管早年投身革命，却在解放以后当过各种“分子”，我也跟着经历了种种人生凄凉。我自己尽管还算得上努力，却从中学时代就开始被批判，而且至今仍在别人的质疑批判声中写作。我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人和干部，后来虽然在大学里做教授，学历却只有大专，这些都说不太清楚。

　　也是在那次作品研讨会上，有批评家说这是个不确定的时代，我自己也承认对很多事情看不清楚。我发言说，刚才突然想到庄子，庄子的确了不起，他说天帝之子叫混沌，混沌没有七窍，就让倏和忽两个跑去凿七窍，但他们把七窍凿出来以后，混沌就死了。倏忽是形容时间的，混沌是形容空间的。庄子发现了，在20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个道理：时间可以凿通空间。而一旦凿通，万事万物也就失去了生命，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无止境的。这个道理我们到今天还没想明白，所以我很惭愧啊。

　　我唯一能说清楚的事情是，我确实是10月1号那天出生的。母亲告诉我，我出生的时候天快亮了，外面在敲锣打鼓，大家都准备出去游行，去迎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母亲还告诉我，尽管她这一辈子经历了种种磨难，走过很多弯路，但对早年的选择却从来没有后悔过。

　　由此我也就坦然了，我猜当时迎接我到来的那位护士，是不是因为太着急太兴奋了才写错了出生证？如果这样，岂不是我的福分？真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千年修得同船渡啊，能和共和国同时诞生是我的幸运；新中国必须经历的曲折磨难，我也没有理由不去承受。

　　曹征路 1949年生于上海。现居深圳。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一级作家。其长篇小说《贪污指南》、《非典型黑马》、《问苍茫》，中短篇小说《那儿》、《请好人举手》，电影剧本《风儿轻轻吹》等均有较大影响。评论者称其“是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将对于生活的观察融入笔端，作品勇于反映严肃的社会现实问题”，“思考民间疾苦、关注国家命运，同时改革开放的生活为他提供了广阔的创作视野，作品具有创新意识和淳朴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