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此处才能写出真实的人生

　　日前，著名作家、评论家温远辉、艾芸、刘小平、魏微、鲍十等来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文学青年学生进行对话，这些专家学者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讨论的主题是：“生活在此处”。本次活动由广州市文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羊城晚报》花地编辑部等单位联合举办。

　　有良知、悲悯生活在此处

　　当下生活表面上往往是很和谐的，人人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已经失去了以前那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了，不敢批判，不敢提出任何异议。作家作为时代的代言人，为什么对许多重大问题集体私语？后世的人通过当代文学作品能够看得出现在中国的实况吗？ 

　　艾芸：对于现代的写作者来说，有两种使命：一个是启蒙，一个是解惑。启蒙可能带有公共性，解惑应该是私人空间。有一些写作者会对公共空间发言，在广东出现得比较早，尤其是广州有一批对公共事物发言的写作者。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矛盾越来越突出，比如说，需要对一个法律的事件进行发言，对一个公共的危机事件以及食品的安全发言，等等。

　　但是，作家能不能完全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作家在很多时候处在一种非常暧昧的灰色地带，他讨论的不可能是是与非，他可能讨论的东西是我们感觉到的，比如说命运，命运这个东西你能说清楚吗？这个人有这样的命运，那个人有那样的命运。作家可能会生活在往昔的那种记忆里，或是向前的想象力，他可能不会仅仅停留在此刻。莫言写《红高粱》的时候，你说他可能会对当下发言吗？我觉得作家还真不一定说非要冲出去对什么东西发言，我觉得他只要很真实地写我们人生中的历史，有良知、悲悯，这是作家要承担的写作的基本原则。

　　温远辉：我们上网，拿着手机，花很多时间在上面，可以叫做“生活在此处”；但是，在公交站上、地铁站上、游览的景点，拿着手机在看，我觉得这就不是“生活在此处”。游览的时候就好好游览，坐公交车的时候就好好坐公交车，坐地铁的时候就好好坐地铁。作为一个作家，生活在此处和写作在此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要观察，在地铁上就要观察地铁上的人，面貌，动态，心理……

　　只有生活在此处，才是幸福的。有些人虽然身体在这，但是精神在过去，这种人可能就是生活在别处或者生活在过去；还有人生活在未来，比如有些人拼命工作，挣了很多钱，就知道工作，这种人我想他肯定是生活在未来，因为他想挣很多钱，未来怎么去享受。生活在此处才能写作在此处，比如说要善于观察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中的人和事，实际上就是在此处。否则，就无法反映现实。

　　写作可超越南北差异

　　无论南北方，大家都是一家人，差异肯定是有的，但为什么有那么多讲差异的，却很少有去探寻南北方共同的方面？

　　刘小平：南北差异为什么会这么大，就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至于文化相同的地方，我想南北文化相同的地方肯定是非常之多的，首先我们都是汉文化，基本上讲一个语言，只是各地的方言不一样，主流文化也是一样的，然后在民间文化有很多地方有点差别，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同的大家都很少说了，更多的是讲不同。怎样把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实际上都存在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现代转化就是要发现它们相同的地方。

　　鲍十：我来到广州之后，还是写广州小说，写广州的小说涉及一个问题，因为一个北方人来写广东，他就涉及文化，可以说是巨大的障碍，一说到北方人我就知道他这个人出门做什么，一天干什么，我都很清楚；对广州人我就不会很了解，比如人和人见面之间客套的方式，包括大家喝酒的方式，跟北方人就有差异，这种方式我不了解，最终写的时候是有障碍，包括生活上、习俗上都有障碍。但实际上，人是有共性的，表面上的东西了解之后，就会发现有些共同的东西在里面。一些作家写他出生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可能比较顺手，写跨地域的东西比较难，但是只要努力还是可以把它写出来。

　　魏微：我还是会坚持南北文化差异，因为我觉得岭南文化确实是非常刻意的一个奇妙的存在，尤其是跟中原文化相比。我是成年以后来到广州，这样的一种不适应感确实需要时间来调整，我花的时间长了一点，六七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没问题了，确实适应了广州的节奏。我觉得广东人身上有非常务实的东西，质朴的东西，比如说江浙人身上有一些精明的东西。现在每次出差回来，在机场的路上我觉得很好，我是一个广州人。

　　艺术死于无限的自由

　　南方特别是广东这个地方市场性特别强，如果创作时给自己设定指标，可能就会和创作初衷产生矛盾，如何选择？如果创作和某种敏感政治话题挂钩，又是怎么处理的？

　　魏微：其实我的小说一般来讲是回忆童年记忆，我的故乡，在描写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一个时代背景，是这样一种类型，他其实触及到的政治敏感很少。我最近在看东欧的文学，其实现在东欧文学还是非常发达的，也出了很多优秀作家，但有个什么问题呢？东欧在冷战时期，一般的理解是创作自由受限制，但是恰恰是那样的时候，东欧的文学达到了非常繁荣的状态，1989年以后，东欧其实是自由的，但是东欧文学反而是开始往下走，所以我会得出一个悖论，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文学有可能是在一个受限制的情况下，完了以后在限制之内寻找自由，这时候对于创作而言，也许会是好事。我觉得写作其实有点走钢丝绳，最好的作家其实是在钢丝绳上，在一个非常受限制的环境下取得平等和自由。

　　温远辉：作家是在走钢丝，必须要产生剧烈的冲突才可以寻找平安和自由，我记得前些日子一位老师跟我讲的一个事，有记者问他对莫言获奖有什么感觉，觉得莫言获奖能不能代表中国的水平。第二，莫言的作品没有对抗政府，他怎么能够获奖呢？那个老师就说，你问这个问题是很偏见的，不是说所有的作品都要对抗政府的，你把我们政府首先理解成了对立面，难道美国所有获奖作家都把政府当对立面来看待吗？像莫言这样优秀的作家在中国很多，莫言是非常有资格获得文学奖的，因为他的作品能够反映中国的当下生活，这点就够了。

　　鲍十：艺术要死于自由，给你无限的自由之后，艺术就没有了，那么就要活于限制，这跟刚才那个说的一样，好的作家一定会找到这个钢丝走过去。我非常喜欢一个作家叫汪曾祺，发现他有这样一个大的贡献，就是他所有的创作是躲在中国文学潮流比较的外面，然后进入自己的天地，结果就是他通过自己的方式保留了真实。(西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