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连线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 获诺奖后的莫言需要休息

　　山东高密市大栏乡平安庄，村子北是胶河。这里是莫言的老家，也就是莫言在小说中常提到的“高密东北乡”。

　　1955年到1976年，在这里出生到从军离开，莫言度过了21年。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在瑞典文学院会议厅宣布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莫言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5间老屋，里面摆放着一些过去的用品，土坯院墙，起脊大门，这是莫言旧居。从这里的土坯房到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莫言的路，足以让每个中国人自豪。    在这条路上，莫言是一个一直“讲故事”的人。

　　从瑞典领奖回来之后，莫言在哪里？他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本报记者连线了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

　　莫言的荣耀

　　莫言从小就喜欢读书。在生产队里劳动时，只要有空闲，莫言就帮人推磨，因为这样做，推磨的人就可以借书给莫言看。

　　《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甚至大哥读过的初、高中课本和作文也成了莫言爱不释手的“宝贝”。

　　为了读书，莫言曾经躲进草垛，被虫子咬得全身是“红点”。晚上，家里只有一盏煤油灯，挂在堂屋的门框上，为了能看书，莫言只能踩着门槛凑近煤油灯。时间一长，门槛上竟然流下一个凹槽。

　　正是这样近乎疯狂地读书，让莫言的内心有了一种成为作家的冲动。

　　莫言是笔名，他开始发表作品时，村里人甚至不知道莫言就是管谟业。

　　后来，周围村都知道平安庄有一个“当兵的”会写小说。当时还在大栏乡教书的毛维杰很喜欢读莫言的小说，但令毛维杰不解的是，这个叫“莫言”小说里的一些情景竟然与大栏乡的一些地方那么吻合。

　　“这个人怎么这么熟悉大栏乡？”毛维杰心里纳闷。后来，有人告诉他，莫言就是平安庄一个“当兵”的人。

　　莫言从部队上回家探亲时，毛维杰赶到莫言家里拜访。莫言与毛维杰坐在火炕上，喝酒聊天，这让毛维杰至今难忘，也就是这样，两个人交上了朋友。

　　1987年，莫言的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红高粱》。《红高粱》播出后，导演张艺谋、主角巩俐一鸣惊人，成为大腕。虽然莫言当时并没有成为大腕，但在父老庄乡心里，当时32岁的莫言就是大才子。

　　从2001年起，《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莫言基本保持着两年创作一部长篇的节奏。他的每部作品问世，在社会上都产生极大影响，因此，莫言渐渐地登上了文坛的顶峰。

　　2011年，莫言的小说《蛙》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3个多月后，他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14个月后，荣获中国籍作家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的眷恋

　　莫言是一个恋家的人，虽然他的老家比较贫穷。

　　莫言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很多的苦难”。

　　一家人经常靠野菜充饥，莫言12岁那年，曾经偷偷拔了一个红萝卜，结果被别人发现，把他拉到毛主席画像前批斗，回到家里，严厉的父亲对莫言一顿毒打。

　　长大后，莫言进入当地的棉花加工厂干临时工，叔叔从供销社弄回来半麻袋豆饼，饥饿难耐的莫言经常偷叔叔的豆饼充饥。

　　“高密东北乡”留给莫言的是苦难，但莫言对这里情有独钟，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亲近。

　　“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莫言总是离不开自己的故乡，不仅仅是他的作品离不开故乡，他的灵魂、他的一切都留恋着这块被他称为“血地”的高密。

　　莫言把自己定位为“农民”，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颁奖当天，莫言现场发表了即席演讲：“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能够在庄严的殿堂里领取这么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是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我想，但是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就是这样一种故乡情结，莫言每年都会回到这里居住。他在高密县城买了一幢楼房，就像生活在县城里一个“普通的农民”，他逛超市、赶大集，到普通理发店里理发，叫上朋友到小饭店里喝酒，甚至，他有时到菜市场买菜，还与菜贩讨价还价。“他的本性就是农民，再出名也不会变，走在大街上，没人知道他是大作家”毛维杰说。

　　莫言对他的母亲很怀念，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他讲了母亲，他将母亲的故事带到了领奖台。

　　这就是一个眷恋故土的莫言，故土是莫言无法割舍的情感，无法忘怀的故事。

　　莫言的困扰

　　莫言是“讲故事的人”，他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时，整篇演讲由一个连接一个的故事构成，莫言不仅讲述人生历程与文学观念，而且暗中有着对国内舆论争议的委婉自辩。

　　莫言在演说中又一次讲述了顶撞老长官的故事，这是对批评他长期在公共议题中或沉默或趋向官方观点的回应与辩护。莫言的意思是，挑战权威许多时候是没有风险的。

　　莫言还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莫言获奖是基于文学标准，与政治无涉，这大约更坚定了莫言要以写作来证明自己，而非“言论”，因为“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

　　莫言获奖后，国内舆论对莫言不是没有影响，因此，莫言反复强调，“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的愿望是做一名出色的小说家，在他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对他的批评只是零零星星，而现在，这种批评声音铺天盖地。

　　虽然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但莫言不愿意一次次地重复着他的过去，因此，他甚至对一些记者的采访感觉很累。

　　毛维杰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可以自由走在大街上，逛街买菜，喝酒理发，可是，现在的莫言却没有这么自由，甚至有的记者为了能采访到莫言，竟然几天堵在门口。“其实，我一直用文学在表达我内心的话，我习惯把我要说的话写到小说里”。莫言曾经这样说。

　　毛维杰说，他没有跟着莫言去瑞典参加盛大的领奖仪式，但他在电视上一直关注着莫言的一言一行。莫言从瑞典回来后第二天，毛维杰就给莫言打电话。

　　如今，从瑞典归来的莫言，终于可以稍微平静下来休息一下。对于外界很多邀请他到一些机构任职、聘请他做教授或博导、授予各类名誉的事情，莫言都看得很淡。在莫言看来，最紧要的任务是尽快从获诺奖中回到原来的平静生活，把正在创作的小说继续写完。

　　“莫言很累，他需要没有打扰，需要休息！”毛维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