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作序怀念挚友汪曾祺：往昔岁月滚成历史和记忆(4)

　　汪菊生多才多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他还练过中国武术。

　　汪菊生有一间自己的画室，为了用色准确，裱糊得“四白落地”。汪菊生后半生不常作画，以“懒”出名。

　　汪先生谈过这样一个片断：我父亲的画室里堆满了求画人送来的宣纸，上面都贴了一个红签：“敬求法绘，赐呼××。”我继母有时提醒：这几张纸，你该给人家画画了。父亲看看红签，说：“这人已经死了。”

　　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汪菊生就打开画室作画。汪曾祺就站在边上看。见他父亲对着宣纸端详半天。先用笔杆的一头或大拇指指甲在纸上划几道，决定布局，然后画花头、枝干、布叶、勾筋。画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题字、盖章，用摁钉钉在板壁上，再反复看看。汪菊生年轻时曾画过工笔的菊花。能辨别、表现很多菊花品种。汪先生回忆：他的画，照我看是很有功力的。可惜局促在一个小县城里，未能浪游万里，多睹大家真迹，声名传得不远，很可惜！汪菊生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他的胡琴拉得很好。汪先生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乐器我们家都有过，包括唢呐、海笛。我吹过的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箫笛。

　　汪菊生养过鸟，养过蟋蟀，会糊风筝。有一年糊了一个蜈蚣，带着儿女到麦田里去放。蜈蚣在天上矫矢摆动，跟活的一样。汪先生说，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

　　汪菊生是个聪明人。汪曾祺是个聪明人。这里面是不是有点遗传关系？汪曾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是跟他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的。

　　汪先生回忆：我父亲是一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座饮酒，一起抽烟。汪先生的父亲曾对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菊生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汪曾祺。不但影响了汪曾祺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汪曾祺对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片断五老爷子又有蛋了

　　老爷子又有蛋了。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说。

　　打开汪先生的文集。他的代表性的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寂寞与温暖》，用一般读者眼光看，似写得很轻松，散淡，都是一些平实的话，平实的句子。毫无刻苦用功之处。略知内情的人，特别是他的家人，是深知“老爷子”写东西也是颇费思量的。虽然汪先生博学多才，灵秀聪颖。

　　1995年冬天，我和青年作家龙冬去拜访汪先生。汪先生忙乎了半天为我们做了几个拿手的菜，记得有煮干丝和咖喱牛肉。席间免不了谈一些创作上的事，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说了个老爷子写作的佳话。**

　　还是汪先生写《大淖记事》的时候。那时他们家还住在甘家口，全家五口人只有一张桌子，家里没地方给他写东西。汪先生总是想好了再写。他是坐在一对老沙发(还是汪先生岳父手里置的)上发愣，——凝眸沉思，烟灰自落。待考虑成熟了，汪朝说，像一只老母鸡快下蛋了，到处找窝，家人就彼此相告：老爷子又有蛋了，快给他腾地方。**

　　汪先生写作是认真的。师母曾说：老汪都是想透了才写。汪先生那天多喝了几杯，平时多凝神听别人说话的他也说了几句：我就要写出同别人不一样。别人看了，说，这个老小子还有两下子！

　　汪先生说，一个作家要有自信，要有“这种写法我第一的感觉”(汪朝插话：“这是一个狂老头！”)，都说汪先生超脱、平和，其实先生骨子里是很自负的。记得1993年冬在汪先生家，席间先生也曾说过：都说我淡，我也是爱激动的。他告诉我，他在赶一篇稿子，就是写他生活中的另一面的，题目叫《饮鸩止渴》。

　　汪曾祺是个奇怪的现象。

　　什么叫大器晚成？可以用汪曾祺印证。汪曾祺现象很有趣。20岁写过几篇小说，在四十年代结集出版《邂逅集》，之后没什么作品，六十年代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根据作家肖也牧的建议，约汪曾祺写了几篇儿童文学，结集出版了一个小册子《羊舍的夜晚》，之后又是一段空白。汪曾祺真正进入创作状态是到八十年代初，这时他已60岁了。别人退休的年龄他开始为自己的事业工作。而且一“工作”就不可收，成就了一个“汪曾祺”。

　　仔细想想，也并不奇怪。一句俗话，“菌子没有了，气味还在空气中。”他“空白”的一些年里，虽然没写作品，但是汪曾祺是在思考的、是在“凝神”生活的，他的文学活动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是没有中断过的。

片断六：“老汪今天怎么啦！是不是有什么外遇？”

　　一个文学朋友给我打来电话，他知我同汪先生相熟，请我为他求一本先生签名的著作。电话中朋友很激动，说，我们家只挂两个人的相片，一个是周总理的，另一个就是汪曾祺。他解释说，在为人上我以周总理为楷模，在为文上以汪先生为榜样。

　　他的这番话吓我一跳。也使我怦然心动。

　　可以说我也是汪先生的追随者，八十年代初，我曾抄过汪先生的许多小说，集在四个大笔记本上，先生也曾为此写过一篇短文《对读者的感谢》发在上海《文汇报》上。后来认识先生，与先生的交往增多，那种远距离的崇拜心理慢慢淡了，倒是平静的、对先生的关爱增多了。每见到先生，望住他：最近身体好吗？写了点什么？

　　汪先生实在是太平易了。**

　　汪家一家人可以说是好人。是一家有情趣的人家。有一年到他们家，那时他们家还住在蒲黄榆。师母说了这样一个趣事。

　　旧时，一些文人学士、达官贵人认为吸烟是一种雅好，以烟为题的文章、诗句比比皆是。居住在四川省凉山的彝族人则认为，烟源于天上的云雾，又终于天上的云雾，可以将烟作为药来使用。民间广为流传的土方、偏方也充分体现了烟草的药用价值。早期人们认为烟草对人是有益的，当然也夸大了烟草的使用价值，甚至还有些迷信色彩。

　　亲朋交往应酬，烟远胜于茶和酒。烟草后来的发展又成了社会交际的一种手段。从上层社会到广大民间，烟草、茶和酒同为待客之物。在卷烟输入中国之前，大部分人都吸水烟、旱烟、鼻烟等，然而这种吸烟方式必须依靠烟具才能进行。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谁还有工夫带个水烟袋一口一口地去品味水烟呢？更何况随着科学的发展，吸烟有害健康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兰州水烟作为兰州曾经的名牌产品，也因此而走入低谷。

　　1563年前后传入亚洲的烟草，很快就成为世界上传播最快的作物。与此同时，人们吸烟的方式也经历了从斗烟、鼻烟到卷烟的过程。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吸烟人数也迅速增加，卷烟产量猛增。但是，由于我国当时经济落后，广大农民还是吸旱烟和水烟。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农村开始富裕起来，卷烟因此取代了旱烟和水烟。

　　马克·吐温说：差不多所有的作家都是瘾君子。对烟钟情一生的艺术家、文学家璨若群星，他们在虚无缥缈的青烟中激发出灵感，创作出了一件件艺术珍品。如今，人们在这些瘾君子的作品里很容易找寻出兰州水烟的辉煌。

　　陈忠实《白鹿原》中有一段有关兰州水烟的描述。从中，人们不难看出兰州水烟在异地人心目中的位置：

　　白孝文让太太把带回来的礼物分给大家，包括一大袋子各式名点。给父亲的是地道兰州水烟。给婆的是一件宁趱皮袄筒子，给两个弟弟和弟媳的是衣服料子，给鹿三的是一把四川什郊卷烟。

　　“纸烟来了，水烟罢了。过去开个烟坊就发了，现在不赔就是好的！”这是我在榆中采访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一位曾种烟叶的农民告诉我，他两年前种下的烟叶现在还没卖掉，不是没有收购的，而是没有人愿意出高价，低价卖了他觉得可惜。也许，水烟真的会像一些业内人士估计的那样，再过二十年会从人们的生活里消失。如今，在兰州市区，人们能看到的也只有那些在隍庙地摊上当古董出售的水烟袋了。

　　兰州的一个名牌就这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渐渐地离人们远去了，想留也留不下来，想抓也抓不住，再过一些年，也许人们只能从文学作品中去找寻兰州水烟的痕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