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有根的植物

　　　　衣向东，小说家、编剧。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北京市政府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金盾文学”一等奖、全国公安文学一等奖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牟氏庄园》《站起来说话》等6部，中短篇小说集《就告诉你一个人》《过滤的阳光》《爱情西街》等10部。

　　我写作20多年，获取的最大经验就是，小说是有根的植物。

　　所谓的根，就是小说人物生长的土壤和空间，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所在。并且，也是作家熟悉的地域文化和生活空间。事实上，作家和小说中的人物，永远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体。就拿我喜欢的作家沈从文先生来说吧，他小说的根在湘西，他笔下的一草一木似乎都有灵性，都会说话。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水边吊楼里女人们的倩影，商船划破一波秋水渐行渐远的画面……光和影，声和色，组成了色彩斑斓的湘西风景。沈从文先生的每一篇小说，都生长在溪边，生长在吊脚楼和行船中。如《柏子》的开头：“把船停顿在岸边，岸是辰河的岸。”两句话，小说的根就扎住了。

　　《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的小说，是以他的家乡为背景的。他曾经说“闭着眼睛，闻着那股熟悉的气息就可以走回家乡”。毫无疑问，他的根在家乡。《百年孤独》的语言无论如何魔幻，那些故事和风俗人情，都是来自于作者对故乡的记忆。

　　美国作家福克纳曾说：“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事实也是如此，福克纳就是凭借自己对家乡的写作，成为文学大师。

　　美国批评家艾伦·塔特有一句精辟的话：“地区主义在空间上是有限的，但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地方主义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在空间上则是无限的。”一个人要想包罗万象，就一无所有。相反，能够听见宇宙歌唱的地方，是你从时间、地点、家庭、历史等方面都已经扎根的某一条街道、某一个社区。

　　历史的地方，就是一种文化，代表一种感情。地方同感情紧密相连。我们可以留心一下，那些不朽的名著，都是深深扎根在作家熟悉的土地上的。当代作家莫言，几部有分量的作品，都是以家乡为背景写作的，如《红高粱》《檀香刑》等。还有贾平凹早期“商州系列”、阿来的《尘埃落定》、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苏童的“香椿街”记忆、刘庆邦的“煤矿小说”、石钟山的“部队大院”系列等等，都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这些有根的小说，人物的服饰、语言、个性，都写出了一种地域特色，也就写出了一种文化。有文化的小说，自然是好小说。

　　好吧，谈谈我的小说创作。我的小说创作分三个阶段，第一是军旅，第二是故乡，第三是都市。这三个阶段，都紧紧围绕我熟悉的生活空间和地域文化。

　　首先说军旅小说。我在武警部队服役24年，其中前12年是在基层当兵，而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头兵”，直到1995年才被破格提干。作为一名老兵，我跟刚入伍的新兵一起站岗，一起训练，一起食宿。我太熟悉基层的官兵了，能够读懂他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声叹息。甚至多年以后，我只要跟曾经当过兵的人在一起，就能够闻到一种兵营的气息。正是这艰涩的12年，给了我巨大的写作财富，使我能够突然间爆发出巨大的写作能量，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末军旅小说的领头羊。1998年，我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老营盘》，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广泛转载。之后，在3年内连续发表了《列兵的回忆》《乡音》《鸟音》《走过的地方》《小镇邮递员》《洪水时期的爱情》《来吧嫂子》等20多个短篇，《吹满风的山谷》《初三初四看月亮》《军魂无戏言》《我们的战友遍天下》等9部中篇小说，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一路兵歌》。这些中短篇小说全部被《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等转载，其中《吹满风的山谷》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初三初四看月亮》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列兵的回忆》获解放军文艺大奖。

　　这些军旅作品，有的是我的生活经历，还有的是我到基层部队采访得到的故事。如中篇小说《吹满风的山谷》，就源自我去大西北哨所采访的经历，认识了深山哨所的三个兵，一个点长、一个老兵、一个新兵。他们三个人在被称为“野风谷”的深山哨所，守卫着一个弹药库，跟寂寞和孤独厮守着。他们每天三班倒，一个人站哨，一个人训练，还有一个人做饭，日子就这样流转着。虽然远离兵营，但是出操、点名、训练、执勤、点务会，每一项都做得一丝不苟。日常生活中，他们又像一个家庭，新兵扮演父亲的角色，老兵扮演母亲，点长扮演儿子，相互之间被一股浓浓的亲情包裹着，温馨而甜蜜。跟这个家庭相匹配的，还有一条狗、一窝鸟和一群鸡。这些东西都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甚至成为他们不可缺失的情感。小说中流淌着一股淡淡的忧伤，这种忧伤恰恰是现实生活中的伤痛，是他们无法改变的人生画图。小说中的鲜活细节，是我从生活中得来的，是兵营那片特定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正是这些军旅作品，使很多读者认识了我，喜欢上了我的小说。在这里，我真心感谢在部队的那些岁月，感谢曾给我帮助的部队首长和战友们。

　　其次是我的故乡小说。《我们的战友遍天下》是我最后一篇军旅小说。这篇小说写了一个转业军人带领一批曾经当过兵的人艰难创业的经历，写了曾经当过兵的人之间的那份战友情。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我就是在思考自己的转业问题。我知道，自己的军旅小说已经走到一个“瓶颈”，再想突破非常艰难，必须转移战场了。就在这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死了，腾云驾雾朝天堂飞去，一低头，竟然发现云层之下的山岚无比熟悉，原来是我的家乡。我努力挣扎，试图能够着陆，让自己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可我的身子不听使唤，眼睁睁地看着故乡从身子下滑过。我忍不住伤心地哭了。哭醒后，发现自己脸上满是泪水。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故乡。我在胶东半岛生活了18年，其中有欢乐的时光，也有泪水和忧伤。由于我长时间离开家乡，对家乡的思念已经堆积成山。我曾经把自己比喻成一只风筝，故乡是放风筝的人，而思念就是连结风筝和故乡的那根风筝线。我飞得越高，思念那根线拽得越紧。我开始尝试写故乡的小说，第一篇写了《过滤的阳光》，第二篇《阳光漂白的河床》，第三篇《电影哦电影》，第四篇《养父养母》。由于我心中浓浓的思乡之情和对那片故土的熟悉，小说获得了很大成功，4篇小说都获得了两年一届、由读者投票产生的《小说月报》“百花奖”。

　　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多年想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牟氏庄园》。从小我耳边听到最多的，就是牟氏庄园内大地主“牟二黑”和小寡妇姜振帼的故事，我觉得是时候了。2004年年底，我的长篇小说《牟氏庄园》正式出版，获得了读者的认可。这部小说不仅写出了一种人性美和人情美，而且无论婚丧嫁娶、饮食起居、接人待物、伦理道德，都具有浓郁的胶东地域文化特色。我可以自豪地说，这部小说是当下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而且再过多年，这部小说依旧会被读者们广泛阅读。

　　第三是我熟悉的都市生活。离开部队的时候，我选择了自主择业，也就是说，我成了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自然，我对自己身边的居民小区和都市生活越来越熟悉了，这片土壤又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于是我写出了《塔楼十九层》《对门的女人》《小区的黄昏》《女出租车司机》《女人不是篮子里的菜》《爱情西街》《亲爱的爸爸妈妈》《欠债还钱》《漂》《没有爱情的生活》等20多部中篇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喜爱。《爱情西街》还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

　　尽管我的写作时间非常紧张，但每年我都要拿出几个月去体验生活，因为我知道小说与生活的关系。通过体验生活，我写出了长篇小说《女看守所长》《震区警察的记忆》，还有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站起来说话》。

　　当然，熟悉生活不等于照搬生活。没有生活，小说是无根之树；太依赖生活，小说又成了一蓬杂柳。如果不能把自己从生活中得来的故事进行改造，只是简单处理后记录下来，这样的小说，第一不真实不感人，第二缺少深度。大学问家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有这样的论述：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出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毫无疑问，我所有的小说都扎根在我熟悉的那片肥沃的土壤里，我跟小说中的那些人物息息相关。有根的小说，厚实而有底蕴，值得咂摸；扎根大地的作品，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衣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