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鲁：翻译的过程是一种享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一、二卷)，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直接译自作者法文原版的中文译本。译者郑克鲁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过《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编写了《外国文学史》和《法国文学史》等教材，可谓著作等身。该书出版后郑克鲁获得了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

　　记者：《第二性》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被引入中国，在当时的中国读者中，尤其在女性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20多年过去了，今天年轻一代的读者对它可能已经感到陌生，或只留下标签式的印象。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第二性》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被称为是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

　　郑克鲁：《第二性》是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上世纪40年代末写的一部关于女性问题的书。有些人把波伏瓦的“瓦”翻译成“娃”，以示她为女性。其实波伏瓦是复姓。把“瓦”翻成“娃”是不对的。波伏瓦在40年代末写此书，但实际上她从18岁时起就在观察、思考妇女问题，广泛收集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她从各个方面增加自己的知识，力图穷尽这个问题的内涵，不仅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也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观察和思考。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妇女运动还停留在争取女权的阶段，波伏瓦发表《第二性》后，人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深化了，认识到政治权利(选举权)和男女平等不足以概括妇女问题，妇女运动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她在动手写这本书时已步入中年，进入了思想成熟期。她的论述有不少真知灼见，敢于触及一些敏感问题，对小姑娘、少女、同性恋、婚姻、家庭生活、妓女、恋爱等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尽管有些看法不能令人接受，但她的论述已构成了一门女性学，既将女人作为一个生物实体来研究，分析了女人一生经历的各个阶段，又从精神、心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及文明的角度进行考察。既融合了以往女性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又更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波伏瓦之后，妇女运动的范围扩大了，什么是女人，女人的一生怎样经历各个阶段，她们会遇到哪些问题，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女人的怀孕和生育、妓女问题等等，不一而足。过去很多人在翻译妇女运动时把女权与女性主义混为一谈。我则把《第二性》之前的妇女运动称为女权运动，《第二性》之后称为女性主义运动。这样区分也可以看出波伏瓦《第二性》的巨大贡献。

　　记者：波伏瓦是一个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出版过小说、散文、戏剧和理论著作。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评价她“在文学史上的成就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冲撞”，说明波伏瓦的文学作品有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内涵。如何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待波伏瓦的《第二性》？

　　郑克鲁：波伏瓦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女作家，著作颇丰，她的小说如《女宾》、《他人的血》、《人都是要死的》、《名士风流》都已经译成了中文。其中《名士风流》获得龚古尔奖。她的小说体现了存在主义的观点，在现代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我认为，波伏瓦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并不在小说创作上，而在于思想史方面。她的小说并非一流作品，但《第二性》却不同凡响。所以后来我在自己所写的《法国文学史》中，把《第二性》放在一个突出地位，置于她的小说创作之上。我认为《第二性》可列入二十世纪第一流的理论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因为在《第二性》中，波伏瓦例举了5个男性作家，观察他们怎么写女性，开创了文学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同时《第二性》中例举了大量实例，有很大的可读性。

　　记者：谈到波伏瓦，人们可能更多地关注她与萨特之间的故事。您能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提出了哪些推动妇女运动深化的观点？这些观点在今天还有影响力吗？

　　郑克鲁：通过翻译我感到波伏瓦对女性问题的深化表现在5个方面。一是对女人的理解，她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即使某个国家由女皇当政，她实行的仍旧是男性社会的意志和法律。这里有女人本身的问题，也有社会造成的缘故；二是波伏瓦不是单一地提出女权问题，而是囊括了女性问题的方方面面，以全新姿态论述女性；三是波伏瓦描述了女人在人类史的发展长河中所处的地位，是概述女性史的最早著作；四是波伏瓦以5位男性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他们笔下女性形象及其体现的男性思想，进行了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五是波伏瓦对女人一生各个阶段的分析，构成了《第二性》的主体部分，这是对女性一生进行的正面考察。我认为《第二性》至今仍然是女人的一本教科书。对研究者来说，《第二性》的内容吸引力是持久不变的，它也依然在影响人们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关注。

　　记者：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者、教育者和翻译者，您曾经为中国读者翻译介绍了大批优秀的法国文学作品。据我所知，《第二性》是您翻译介绍的第一部理论专著，这本书包含有广博的知识，对翻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您经历了怎样的翻译过程，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郑克鲁：确实《第二性》包括了广博的知识，涉及哲学、生物学、生理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医学、社会学、历史、文学、文学批评等方面，显示了波伏瓦的丰富学识。翻译《第二性》也是一个我学习的过程。我借阅了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同时勤于查字典。我想，翻译理论著作，第一要义是做到“信”，即正确传达原文的意义，能避免意译就不用意译，因为意译容易失去原意。这与翻译诗歌和小说是有所区别的。比如有一个字直译是“恋爱中的女人”，也可以译成情妇，恋女、私通女人。但斟酌再三，要我把这个字翻成“情妇”却怎么也下不了笔，最后还是直译为“恋爱中的女人”才感到最为贴切。

　　记者：《第二性》全译本与以往各种版本有什么区别？只是量的增减吗？以往的译本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郑克鲁：以往几个中文译本的问题可能出在英译本上，是从英文版本翻译过来的，是版本的问题。英文版本不太可靠，这我很早就知道了。我曾经对译林出版社主编说过，《基度山恩仇记》要重译，因为英文版本删掉了5－6万字。英美人在翻译时会删改，他们有这个习惯。《第二性》英文版中有些实例和段落被整段整段删掉了，有的缩写了，那些实例都是好东西，被删掉很可惜。有些则是因为难译而放弃翻译，而恰恰这些正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或趣味所在。这样删节反映了英文译者的判断力有很大失误，也反映了英美译界有些译者的翻译主张和态度不可取。

　　记者：就我所知，您在接受翻译《第二性》之前，婉拒了几家出版社关于文学作品的重译邀约。相比之下，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对您而言更轻车熟路。在当下翻译环境相对比较急功近利的情况下，您选择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现在还有哪些翻译计划？

　　郑克鲁：我既从事法国文学研究，也搞翻译，这就决定了我从事翻译的时间不像专搞翻译的人那么多。随着年龄增大，我更觉得要珍惜时间。翻译当代作品的话，我一般以中短篇为主，长篇不译，因为拿不准，不知道是否留得下来。经典作品可以重译，但要以翻译第一流作品为主，比如《悲惨世界》《茶花女》等。有编辑曾约请我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觉得傅雷的译本不错，而且这部小说在法国是二流作品，主要原因一是与罗曼·罗兰的思想倾向有关系；二是小说的创新不够，是一部十足的现实主义小说。后来，又有出版社请我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我也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杜拉斯只有《情人》还可以，其他小说就差了，我不愿意花工夫去翻译。此后，这个编辑又来找我，问我译不译《第二性》，尽管当时我就知道这本著作难译，篇幅又长，但我想这本书值得我花功夫，便接受下来了。

　　经典作品可以重译。在没有编辑约稿的情况下，我也重译那些以前没有时间翻译的经典。我选择的标准取决于我的研究和我个人的爱好。拿莫泊桑来说吧，一般的教科书都把他看作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家。这是大大误解了莫泊桑。在法国，早已将莫泊桑看成是一个兼有浪漫主义因素的作家。莫泊桑一生写过三十多篇怪诞小说。由于他是个精神病患者，他在病情好转时便将发病时的幻象记录下来。一般认为，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中有两篇是代表作，一篇是《羊脂球》，这大家都知道，而另一篇是《奥尔拉》，而《奥尔拉》就是一篇“怪诞小说”。我从莫泊桑300多篇中短小说中精选了近100篇进行重译，分普法战争、怪诞小说、农民、家庭、婚姻等篇章。后来有出版社知道后拿去出版了。而当时我重译这些短篇时完全是自觉自愿。我喜欢翻译，译书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种享受；有自认为译得不错的地方时，会感到一种快乐；译完一本书，我觉得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所以乐此不疲。

　　记者：您曾经因翻译介绍法国文学作品，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而荣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一级文化教育勋章，如今又因《第二性》的翻译获得傅雷翻译奖，这是对您高质量翻译成就的肯定，在此向您表示衷心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