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我的“只有表面”的故乡

　　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现代人，还有什么故乡呢？所谓倦鸟思林，落叶归根，那是农耕时代人们的想望，到而今，到处都成了或即将成为同一张面孔，即使有个故乡在那里，我们的眼睛和心，也认不出来了。”这是我写那篇小说时的真切感受。用感受这个词，太轻，太含混，其实是一种痛。

　　自从离开故乡，每年我都会回去一两次，开始是血缘的、自然的回归，从事写作后，许多时候就变得“有意”了。有意，并不意味着携带明确的目的。没有目的。特别不是像有些朋友问候的那样：“又回去搜集素材啦？”我反感搜集素材这种话，它把写作者当成了运货车，车与货物，是可以随时分离的，分离之后，车少去了载负之累，货免掉了颠簸之苦，彼此相宜；而能够形成作品的素材，不是这样的，它必须跟写作者一同生长，一同受挫，一同快乐和烦恼，他们是一体的。这样的素材，靠临时抱佛脚的搜集，不可能得来。那至多是一种储存，一种启发，一种照亮——这种作用，比素材本身更重要。如此也可表明，我“有意”回到故乡去，并非完全没有目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总是在写作遇到困难的时候，丝毫不过脑子，就急吼吼地收拾行李，坐上回乡的火车。坐上车心就定下来，就被故乡的气息缠裹。故乡并不单指我的出生地，而是延伸到我回乡的起点，哪怕相距万里。这时候我会发现，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它并不是绝路。故乡能让我站在世界之外，去除浮躁，趋于宁静——我宁静地观察到，在我的某个时间单元里，并存着无限宽阔的空间。角度由此确立。角度一变，路就通了，素材还是那些素材，写出的小说，肯定是两个样子。

　　然而，我心目中的那个故乡，已经越来越脆弱了。变化之巨，令人瞠目结舌。它不是沧海桑田似的，而是转瞬之间，就面目全非。十年前，我老家发现了巴国古都，八年前，发现了储量居亚洲第二的天然气田，前者断断续续地发掘，后者热火朝天地开采，并因此涌入大量外来人员，包括几个大胡子的德国专家，河流两岸青山，竖起了白色井架，搬迁了许多人口。这些搬迁户，一部分是处于警戒线内，被迫搬迁，一部分是外出务工挣了钱，就抛弃祖居的老屋，去镇上买房子。政府鼓励这样，要地就批。城镇化似乎是大势所趋，不如此就显出落后相。本是小小的集镇，迅速膨胀，沿河建房，绵延数公里。因规划的彻底缺失，房屋都建得龇牙咧嘴，售价却不低。售价再高也得买，因为你买了，我没买，我的儿子就打光棍。镇上有房，是结老婆的首要条件。加之不问青红白地拆去村小，孩子入学，山再高，路再远，也非去镇上不可，大人只能跟去，照顾孩子的吃穿——远超负荷的镇中心校，根本无力提供食宿——这群人同样得买房，实在买不起，就租。房价高，菜价也高，菜价竟高过了成都！外来人和不断拥入的村民，共同铸就了镇子的繁荣。

　　当时我就想，这种繁荣，到底能存续多久？结果是没有多久，气田竣工，将管道穿越千山万水埋到上海等地，工人就撤走了，只留下零零星星的三五个，守在各井田附近，偶尔，才见他们穿着大红的工作服，来镇上走一趟。这可怎么好呢，歌舞厅有了，汗蒸堂有了，金银铺有了，野味馆有了……这些，本都是为他们准备的，怎么连声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走了呢！从上街到下街，接二连三响起店铺关门声。昔日喧嚣的场镇，像断了脊梁的蛇，骤然沉寂的萧条，触目惊心。

　　住在镇上的村民，没事干，没钱花，白天就跑回老家，种田之余，挖兰草、捉蛇、捕锦鸡、套山羊。把一座山挖空了，无毒蛇捉尽了，锦鸡和山羊，是刚刚恢复的山野生机，因为野味馆的存在，便遭灭顶之灾。他们甚至不放过林中的小鸟，也不放过田野的青蛙。开采队走了，不少店铺关了门，野味馆却一直生意兴隆，因为有那么多搬迁户，他们得了土地赔偿金，腰包鼓着，要过高品质的生活了。更主要的在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上级，上级来人，不请到野味馆去，就显示不出敬意。还有年终送礼，给领导送腌制的山羊腿，成为近两年的时尚。此起彼伏的屠戮声，加上遍布河中的采沙船，让人觉得，这里并不萧条，这里依然繁荣。

　　我曾以匹夫之勇，特去县里，想找主要领导说说这种“繁荣”。但领导们都很忙，不是在外地开会，就是在本地开会，日程排得满满荡荡，抽不出些许空闲。我没见着。回成都后，我给县委书记写了封长信，那封信强烈的抒情色彩，让我想起来就汗颜，因此也不打算在此引用。主要说的是环境问题，特别提到锦鸡和山羊，还是国家保护物种，而我走了县城上游的三个镇，每个镇都有将它们蒸煮烹烤的野味馆，且食客不断。书记回了，还盖了大红公章。见到那枚公章，我就有了不祥的预感，就看出了表面严肃背后的真实虚假。果然，满口公文腔，大半句子，明显是秘书从文件上抄来的，结尾是“严肃查处”云云。下次回去，见野味馆的生意更加火爆。

　　支撑镇子繁荣的，当然不止野味馆的杀戮声和采沙船的昼夜轰鸣，还有遍街的麻将铺，奇怪的是还有六合彩，这东西我在成都也没见过，却在我老家公然销售。赌博成风。那些得了赔偿金的村民，祖祖辈辈没见过那么多钱，以为几十万块，是一万辈子也花不完的，又无任何机构为他们开过培训班，教他们如何花钱创业，于是去赌。一赌就输。有个得了六十万赔偿金的男人，已在街上讨口大半年了。赌博滋生高利贷。到时还不出钱，债主就进行肉体折磨，让欠债人在齐腰深的水里，站一天半天，不许稍动；我听说，去年大雪封山的日子，某债主历经千辛万苦，将那还不出钱的家伙(债主的表弟)押至山顶，让他脱得精光，在雪地里跳舞。当然，不是折磨之后就免了债务，一分钱也不免，那是比国家法律严厉(他们说的是公正)得多的民间法律。

　　这样一个故乡，与我精神上的联系日渐稀薄，再不能给予我宁静了。尤其是那些天南地北务过工的故乡人，回家说话也不用方言，而用普通话，其间夹杂一些广东话、福建话、上海话……比如这人刚从广东回来，无论说什么，每句话后面都必然要拖一个长长的“啦”字，在“啦”字前面，加一个“的”，变成“的啦——”。这让我觉得，故乡的语言也被颠覆了。老实说，近两年来，每次回到家乡，屁股没坐热，就让我不适，让我拒绝，让我想一顿饭不吃，一口水不喝，立即跑掉。

　　可我为什么还是要一次一次地回去呢？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但没想明白。这次利用“深入生活”的机会，我回乡待的时间更长一些，能够比较从容地重新审视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山川和人群。狄更斯的声音时时在耳朵边响起，美好的时代和糟糕的时代，绝不是泾渭分明的，往往融流于同一条大河。关键是发现。发现冲撞和搏击的力。这次我特别去了搬迁户安置点——那些搬迁户，小部分去了镇上，大部分安置到了距镇三公里外的一块平坝，修了一期、二期，规模仅次于县城。但那是一座空城，规范整齐的菜市场，无人卖菜，当然也无人买菜，统一的天蓝色门窗，基本上都关得严丝合缝，走了数条街道，走得直不起腰，拖不动腿，却很难找到一个说话的人。不过我终于看到人了，是三个老太婆和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四人凑成一桌，正格外认真地打扑克。我没去搅扰他们惊心动魄的寂寞，离开了。我知道，这些人的儿女或父母，都去了远方。将山民集中安置在一个地方，没田可种，没地可挖，做生意么，只能内部消耗，他们感觉到，自己的那点赔偿金，还暂时经不起消耗，于是去外地务工。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镇上的那个讨口子，把钱全在赌桌上输掉，绝大部分人，懂得生活的法则和人生的义务。我走到一期城边，看到两座新坟，便在那坟头前坐下了，内心寥廓而沉静。那群人，那群去了远方的人，终究是会回来的，这里埋着他们亲人的尸骨了。到时候，眼下的这座空城，会变得生龙活虎，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他们的后代，也会有一个全新的故乡。

　　如此一想，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我以前对故乡的描述，是故乡的真实面貌么？我发现，自己并没和故乡一同裂变和成长，我描述的，只不过是记忆中的故乡，而记忆和想象是很难分别开的，因此也可以说，我描述的是想象中的故乡。那个想象中的故乡曾经帮助过我，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我心存感激的，但它在帮助我的同时，是否也成为了对我的某种限制和束缚呢？如果我对故乡的现实悲欣置之不顾，又怎么能说自己是热爱故乡的呢？我从没想过要去唱牧歌或者挽歌，中外许多杰出作家都唱过了，我再去唱，已没有意义，何况那也不是我的写作理想。如果我还想继续写下去，就必须具备一种能力：在远方发现故乡，在故乡发现远方。时代的烙印，捡拾一枚，就能辨出是骡子是马，故乡再小，也五脏俱全。写作者的责任，是留下有气味和体温的历史，如果我的写作仅限于镜中花水中月，血缘的故乡也好，文学的故乡也好，自然要与我远离了。

　　这样看来，“只有表面”的，不是我的故乡，而是我自己。

　　所以，我应该重新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