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 郑克鲁 荐经典译名著是种快乐

　　图片作者：李扬 图片说明：郭宏安1943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荣誉学部委员。 本报记者李扬摄

　　图片说明：郑克鲁1939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6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武汉大学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后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 (资料照片) 图片作者：李扬

　　图片作者：李扬 图片说明：12月14日，郭宏安(右)和郑克鲁共同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 本报记者李扬摄

　　12月14日，北京漫天飞雪。东皇城根北街甲20号，这个民国时期中法大学校部和文学院旧址，迎来了为中法文化交流使者举办的一次温暖聚会--2012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典礼。

　　凭借《加缪文集》和《第二性》，郭宏安与郑克鲁两位翻译家共同获得这一奖项，法国外交部法语国家事务助理部长亚米娜·本吉吉、法国驻华大使白林，以及众多法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济济一堂，向两位翻译家所做的贡献致敬。

　　傅雷翻译出版奖由法国驻华大使馆设立，自2009年开始颁发，奖掖年度译自法语的最佳中文译作，"向不遗余力地在中法之间建立联系的翻译家们致敬"。

　　翻译者，是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之间的摆渡人。傅雷先生曾说："文学家是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入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地刻苦顽强。"

　　在郭宏安和郑克鲁两位翻译家身上，傅雷先生的这番话得到了验证。

　　两位先生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著作等身的法国文学研究大家，都同时在研究、翻译、教学领域硕果累累，他们以批评家的洞察力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倾数十年之力勤奋不辍地引荐经典著作。而他们之间最大的相似之处，莫过于他们对翻译的热爱，对传播优秀文化的一份使命感。

　　郭宏安 对加缪始终怀有热情

　　在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仪式上，郭宏安先生用法文进行了诚挚而简短的致辞："感谢评委会授予我傅雷翻译奖，我想这应该得力于加缪的著作，得力于评委会的工作，当然也得力于我自己的工作，虽然我的工作与加缪不可比拟。"简洁而优雅的话语里，透着一种对文学翻译内敛的激情。

　　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读到加缪，到之后翻译他的《局外人》、《堕落》等名篇，再到2010年将加缪的所有散文翻译出来，郭宏安先生对研究、翻译加缪的作品，始终怀有不灭的热情。

　　正如一位读者所言："我觉得郭宏安翻译下的加缪，才是我喜欢的那个加缪。"在许多人心中，郭宏安的名字是和加缪联系在一起的，他将加缪简洁明晰的语言、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

　　阿尔贝·加缪是20世纪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小说家，也是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因高扬人道主义精神，被称为"年轻一代的良心"。1957年，瑞典文学院授予加缪诺贝尔文学奖。如今，半个多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加缪的著作及思想的重要性，他的作品也一再重版。

　　此次获傅雷翻译奖的《加缪文集》共三卷，由译林出版社于2011年6月出版，包括加缪的4部小说《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堕落》、《流放与王国》，以及三部散文《反与正》、《婚礼集》、《夏天集》。散文集是郭宏安先生近年陆续翻译的，而加缪的小说，都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翻译的。时隔二十多年后重版，竟很少改动，"看来我的趣味没什么大变化。"郭宏安先生笑道。

　　在接受我的专访时，郭宏安先生回忆起第一次读到加缪的情形。那是1975年在日内瓦进修法语期间，当他读到《局外人》和《鼠疫》时，感到了一种震撼，"法国知识分子一向比较左，加缪在当时那种氛围里却显得那么冷静、清醒，他反对当时的苏联，也反对美国，他始终和弱势群体站在一起。他的文字清晰、冷静，同时又非常高雅，而他出身却是赤贫，完全靠勤工俭学掌握了法国的语言和文化。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作家很不简单，非常有预见性，后来证明他对苏联的一些预见是对的。"

　　"文革"时期，加缪被认为是法国存在主义的右翼，是"资产阶级反动作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对加缪始终没有多少评论和翻译，郭宏安那时选择翻译加缪，体现了一种魄力和远见。"一般认为，加缪是存在主义作家，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应该把加缪翻译出来，让中国读者看看加缪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家"。

　　《局外人》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开始，以"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结束，加缪以不动声色又隐含内在力量的平静语调，塑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荒谬的人"：即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默而索。郭宏安先生回忆说，翻译《局外人》和《堕落》时他下了很大功夫，从小说氛围的制造、语言的运用上，都尽量把小说的情景传达出来。

　　"加缪对人和世界有一种冷静而悲观的看法，文笔绝无废字废句，这一切对我极有吸引力。"

　　30年后，加缪被完整介绍到中国了吗？郭宏安先生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未被翻译--加缪的笔记。"笔记跟他的一切都相关，是他一生中随手写的一些东西，比如他的小说灵感，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法国出版了5本，我打算从中挑选20-25万字进行翻译。"眼下郭宏安先生的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夏多布里昂60万字的《基督教真谛》上，他计划在这中间将《加缪笔记》译出来，明年或后年出版。

　　"好的译作能留存于读者心中"

　　好的翻译，意味着要掌握两种语言的精髓，且以深厚的母语为功底。郭宏安从中学开始就对文学感兴趣，既痴迷外国文学，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之所以选择学法语而没有报考中文系，是因为我幼稚地以为，我的母语是汉语，没有必要再到大学里去专门学习。"郭宏安先生笑道。

　　大学毕业后，郭宏安被分配到第二炮兵，在部队呆了整整八年，法文用不上，他又不愿放弃理想，于是就申请转业。调到新华社后，他作为"文革"后派往西方留学的第二批学生，前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法文。在日内瓦，他不仅"遇到"了加缪，还进一步"认识"了波德莱尔。回国后不久，正赶上恢复研究生招考，半年后，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他已经35岁，"我还是没有抵挡住文学的诱惑，虽然收入不多，但我不后悔，因为我做了我喜欢做的事。"

　　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写的是《论<恶之花>》。上个世纪30年代，波德莱尔在中国赫赫有名，但解放之后他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太颓废，不符合时代要求。写论文时，郭宏安翻译了波德莱尔的几乎全部的诗，译《恶之花》时，他非常注意体现原诗的音节与韵式，力求在形式上与原诗一致。有意思的是，论文交到出版社，出版社怕赔钱，又不肯放弃，于是编辑找他商量了一个别致的补救方式，在论文后面附100首诗，这样，以诗为主，论文反而成了序，再配上一些插图，居然大获成功。《恶之花》开了文学名著插图本的先河，而郭宏安的论文和译文在恢复波德莱尔的本来面目时起了一定的作用。

　　郭宏安先生以批评家的洞察力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1993年翻译司汤达的《红与黑》，实现了他埋藏已久的夙愿。"多年来人们对这本小说的看法是片面、不公正的，已有的版本也嫌太老，所以译林出版社找我重译时，我很快就答应了。最终我译《红与黑》只用了5个月，也许在别人看来译得太快了，可是人们并不知道，我心里已经把《红与黑》翻了30年"。

　　虽说郭宏安翻译了大量经典著作，但他说，翻译只是爱好，实际上自己从事的专业是法语文学研究。他翻译每一部作品，都会同时撰写研究论文，不论是翻译波德莱尔、加缪的作品，还是翻译《红与黑》、《墓中回忆录》、《雅克和他的主人》，莫不如是。

　　"我觉得，翻译和研究应该相辅相成，二者处于同等地位。因而我的工作不能只在象牙塔里对一小部分人说话，应该让中国的普通大众有机会阅读我研究的东西。如果没有译本，我都译过来。好的翻译可以更长时间留存于读者心中，从这个角度讲，我对翻译怀有更多的敬意。"郭宏安先生说。

　　"表现原作风格是翻译最高境界"

　　翻译是一门实践的学问，每个翻译者都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对严复先生的"信、达、雅"观点，翻译界一直讨论不断，"我很信服'信、达、雅'之说，这三点说到了翻译的最基本原则，有的人认为'雅'讲不通，认为原文不雅译文何来雅？我认为'雅'可以理解为文学性，以译文的'雅'对应原文的'雅'，以译文的'俗'对应原文的'俗'，语言层次上的区别在文学层次上就消失了，'雅'的含义就包含在里面了。"郭宏安先生道。

　　郭宏安先生正是从"文学性"着眼，来认识文学翻译本质的。在《自设藩篱，循迹而行》一文中，他落笔直率："文学性者，风格之谓也。"而"风格"在他看来，就是原文作者在语言表达时的句式、篇章结构、色彩和"口吻"等。

　　"把原作风格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风格掌握不对，整个翻译就彻底失败。"

　　郭宏安先生反对任何添枝加叶的修饰，他以《红与黑》的翻译为例，"从风格上讲，《红与黑》可以用简洁和枯涩这两个词来概括。翻译应避免非常修饰的东西，有些译本不够简洁，修饰语过多，比如，原文里的雪，中国人喜欢译成'白雪'，还会把马译成'骏马'，把足和腕译成'秀足'、'玉腕'，这些修饰语在原文里一概没有，用在翻译中很不合适。汉语的膨胀已经非常严重了，很多形容词没有实际意义。我觉得译文对发展中文是有好处的，对净化中文也有好处。"

　　郭宏安先生认为，保持异国情调而不杆格难入，这才是好的翻译。"法文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明白、精确、清楚，我认为译文应保持原文的'洋腔洋调'，傅雷先生也讲过，尽量保持原文句子的形态。"

　　如何从整体风格上贴近原著？郭宏安先生认为，中国人理解法文，无论如何也不如法国人理解得透彻，所以，借助法国人的评论进一步去体会原著的风格，这对翻译有非常大的帮助。这是郭宏安先生对翻译一以贯之的严谨态度，也是对晚辈后学的建议。

　　郑克鲁 还原货真价实的《第二性》

　　许多人知道郑克鲁先生的名字，是通过《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法国抒情诗选》等法国文学作品。《第二性》是他第一次翻译法国理论著作，于是，在颁奖典礼的交流会上，郑克鲁先生被问及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会选择翻译一部女性主义的理论著作？

　　已年过古稀的郑克鲁先生，依然神清气爽，思维活跃，对这个问题他答得十分坦率："随着年龄增大，我觉得要珍惜时间，便以翻译第一流作品为主。上海译文出版社请我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我拒绝了，我觉得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他小说就差了，我不愿意花工夫去翻译。不久，编辑又来找我，问我译不译《第二性》，我认为波伏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这本著作上，她的小说固然写得也不错，但并不属于第一流的作品，唯独《第二性》不同凡响，尽管这本著作难译，篇幅又长，但是我愿意尝试一下，便接受下来。"

　　西蒙娜·德·波伏瓦是法国20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经典。上世纪80年代，《第二性》英译本被引入中国，曾经成为众多知识女性的必读书，但是英译本并不完整，有大量删节。

　　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购得法文版，成为"唯一法译中全译本"，这部20世纪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终于有了一个由原文直译的、货真价实的"全译本"。

　　"国内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对《第二性》有过几种翻译，或译文不够理想，或删节过多，虽然译本上标明'全译本'，但是英文译者删掉了大量引文和实例，有的整段删去，有的缩写。殊不知这正是《第二性》的精华所在之一，而且也是此书的趣味所在之一。这样的删节大大有损原书的完整性，反映了英文译者的判断力有很大失误。"郑克鲁先生说。

　　与旧译本不同，翻译《第二性》时，郑克鲁先生从学术和历史的角度，首先对féminisme这一关键词做了更准确定义，"旧的译本对这个词的翻译有点混乱，有时译成'女权主义'，有时译成'女性主义'，我认为必须加以区分。"郑克鲁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可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漫长时期看做争取女权的阶段，主要是指女人的政治权利；二战以后，对女性问题的探索有很大发展，特别《第二性》论及的问题大大超出了政治权利和男女平等的范围，《第二性》几乎牵涉女性的所有问题，所以用"女性主义"来理解、翻译féminisme更加贴切。"这是我翻译《第二性》所做的一个区分，把波伏瓦之前的运动称为'女权主义'，在她之后的运动称为'女性主义'，这样区分也可以看出波伏瓦的巨大贡献。"

　　《第二性》"唯一法译中全译本"的出版，为读者和研究者还原了一个原汁原味的波伏瓦，其影响将是深远的。"《第二性》的吸引力是持久不变的，它依然在影响人们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关注。我看过一些女性主义著作，目前为止没有见到哪一部著作可以与《第二性》媲美，它可列入20世纪第一流的理论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郑克鲁先生道。

　　“翻译是一门复杂的艺术”

　　郑克鲁先生坦陈翻译《第二性》对他来说“也是一项挑战”，原因是波伏瓦知识面非常广，原著涉及多个学科内容，有很多理论词汇，他用了两年才译完了全书。

　　《第二性》全书63万字，包含着广博的知识，涉及哲学、生物学、生理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医学、社会学、历史、文学批评等领域。谈到老的中译本的误译，郑克鲁先生举amoureuse一词为例：“旧版译为‘恋女’、‘情妇’，脱离原文看似无不妥，可是，原文的这个词是有特定含义的，指的是‘恋爱的女人’，这可以是姑娘，也可以指中年妇女，而绝非指情妇，这个词并没有贬意。”

　　对郑克鲁先生来说，诸多学科领域的名词并不是最难译的，“专业名词都可以查词典，碰到自然科学的问题，我会借阅有关书籍查看。但困难还不在于此，而是在如何翻译波伏瓦从存在主义出发创造的一些词汇，这就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翻译了。波伏瓦运用了一套哲学术语，如内在性、超越性、他者、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等概念，作为全书的思想核心，这些阐述存在主义观点的段落较为艰深。”

　　郑克鲁先生认为，翻译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既有一定的技巧问题，也有翻译者个人的因素在内，同时还有时代不同而提出的不同翻译标准。而翻译理论著作同翻译诗歌和小说又有所区别，“翻译理论著作，第一要义是做到‘信’，即正确传达原文的意义，能避免意译就不用意译，因为意译容易失去原意，并不十分可取。”

　　“也不要像翻译诗歌和小说那样，为了文辞优美，动辄用成语，中文的成语一般与原文会有出入，多少歪曲作者的原意。只要做到流畅就可以了，当然，文字精练简洁也是需要的。至于长句的翻译，是检验译者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避免译得佶屈聱牙，文理不通。我想能做到这些，译文就有保证了。”

　　“古典作品还有不少精华‘缺译’”

　　郑克鲁上世纪60年代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作家、文学翻译家李健吾先生。读书时他的主要爱好是读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作家作品。从上世纪70年代末始，他开始进行文学翻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翻译了不下10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

　　他的第一篇译作是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长寿药水》，他翻译的《茶花女》、《悲惨世界》等经典名著，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同时他也翻译了鲜有人问津的《蒂博一家》、《康素爱萝》等作品。他主编的“春风译丛”和“漓江译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影响巨大，在那百废待兴的岁月里，这两套译丛满足了众多读者的求知欲。

　　1981年到1983年留学法国期间，郑克鲁倾心于收集法语资料，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回国时，他带回的书籍中包含了一大批诗歌作品，译诗成了他的爱好，许多法国现代诗歌，都是由郑克鲁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的。由于他在研究和介绍法国文学、促进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卓越成就，1987年，法国文化部授予他法国一级文化教育勋章。

　　在上海师范大学漫长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他陆续完成了《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法国文学论集》、《法国文学译丛》等著作，有史，有论，还有作品选读，构成了完整的法国文学研究体系。其中，《外国文学史》更被国家教委推广作为高校教材，每年有8万以上的新生要读此书。“我编写文学史，编纂教材，自己都要实打实地写上十几万字或几十万字。”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编的《外国文学史》被公认为同类作品中使用率最高、水平最高的教材之一。

　　郑克鲁对旧版《法国文学史》深感不满足，上世纪90年代末，他另起炉灶，自己编写《法国文学史》，从中世纪写到21世纪初，改变了文学史的一些写法，不仅纵论作家的创作内容和艺术成就，还加强了艺术分析。

　　谈及翻译出版的现状，郑克鲁先生特别强调：“其实，古典作品中还有不少值得介绍的，这对文化积累来说非常重要。可是，由于这些作品在国内的名气不够响亮，出版社便不感兴趣，于是出现‘缺译’的现象。比如有不少已经算得上经典的社科著作却得不到介绍，又如19世纪优秀作家巴尔贝·多尔维利、维利埃·德·利斯尔·亚当等人的长篇小说。有时出版社的编辑只根据外方提供的新书来洽谈，分不清哪些书更加重要，故而出现了这种偏颇。出版社最好和国内专家多沟通，多征询他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