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汉：一甲子，两支笔

　　父母亲给我起“章汉”这名字的时候，未必想到儿子后来真成了个写文章的汉子。自古文章不值钱，却值命。走上这一途，少有回头的。有阵子面对下海大潮，作家们互相调侃：真要是混不上饭吃了，那就用作家之名贴个牌子，比如“郭风电扇”、“怀中安胎丸”、“健民口服液”，或开办“北北发廊”、“楚楚美容院”、“谷忠食杂店”之类。至于章汉，就办个澡堂吧——“脏汉澡堂”，属猪的耐脏，怕甚！

　　倏忽人生60年，一个甲子过去，居然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是手中的笔变成了“双管”——小笔写文章，大笔弄书法。终日与文房四宝厮守，感觉竟是半仙了。取一于万，收万于一。无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最终都得归“一”。现而今还有两杆笔晃着，明摆着奢侈，夫复何求。两头兼顾，左右开弓，但三省吾身之后，还是感到自己显然偏袒于书法。装修江畔新居，仅挑一个约莫6平米的“三卫”改为写作的书房，自嘲“三卫书屋”；书画室则与大厅联通，得享50平方的空间，一张特制平台堪称牛高马大。管钱包的老妻力挺我作此倾斜。有次出差竟买回一支长三尺三的骨柄蒜头大笔，端端挂在厅堂墙上。我勇敢地问：是不是提醒俺老猪多拖地板少装蒜？她说，只是想让你记住：少上电脑，多挥毫！

　　“双管”之说最初是指红水笔和蓝水笔。那是因为曾应邀在福建省出版总社的业务刊物上，开过一个叫“红蓝墨水”的专栏，意即倡导“握红笔改别人的文章，握蓝笔写自己的文章”。要不是早早备下这两手，或许也就没有于今的收获。

　　老家祖屋的楹联训导我辈：“百炼此身成铁汉，三缄其口学金人。”想自己曾操持编辑生涯，创办并主编过《青年博览》《家园》《闽都文化》等刊物，却很难做到真正“缄口”。现在可以了。做嫁衣裳的累活卸下了，为稻粱谋的文字也不太写了。进小书房，学冰心，当作家；进大书房，学素心(指“素心斋主”潘主兰先生)，当书家——那种感觉好极了！然而，大小书房的时间拉锯战，让我时感左右为难。

　　年轻时会跑，重心放在文学创作上。摊上“老三届”，曾在农村当过11年“知青”，有幸搭上“末班车”上了大学。十几年后，以省文学院专业作家的身份杀了回马枪，采写了一部反映农村改革阵痛的长篇报告文学《江口风流》。同时继续关注不无悲壮的“海峡流觞”，组织跨度7年的“海峡两岸行”系列活动，遂有中篇报告文学《六千里路云追月》及七十几则“台湾行”采风随记问世。接着就想为孩子们写点什么。于是出了部喜忧参半的电视片《把童年还给孩子》，在校园里“火”了一把。后来又老夫聊发少年狂，弄出个纪实长篇《童年真好》，散文《跳跳鱼钻豆腐》和《今月古月》、纪实文学《两张照片背后的联姻悲喜剧》以及电视片《寻》等写出后，才体味到小小一支笔有时有多重！

　　毕竟“两支笔”要逐渐协调，于是自己在创作上作出调整，即文学创作往诗词联赋上靠，书法创作往自书题刻上靠，“分兵合击”。从跨世纪的《闽都赋》开始，赋体文写了不少，大部分以“撰并书”形式面世，诸如《鼓山赋》《旗山赋》《马江赋》《武夷绿色丰碑赋》《杏林阁赋》《南山赋》《永泰赋》等，都是自撰自书，而后镌刻于摩崖、碑廊或钟鼎上。

　　尝试“双管齐下”的直接结果是：文章越写越短，书法越写越大。最精短的文字除了招牌榜书，就数楹联对子。以前出过三本书法集，多为纸质书面作品；新近即出的一本，则是各类摩刻碑铭楹联牌匾等自书作品选萃。一时竟也难分辨对哪支笔更厚爱一些了。

　　年近九旬的老妈妈，见我蓬头垢面的一心挂着两笔，常在一旁偷着乐。父母亲原都是小学教员，也是我文学与艺术的启蒙老师。当年我出生的地方是厦门同安的“洗墨池”畔，莫非妈妈知道儿子冥冥中的笔墨生涯？5年前，我们家荣膺福州市评选的十佳“书香门第”称号，有人开玩笑说，老妈妈生了章武、章汉一对作家，可称“同胞双响”，把老妈妈乐开了花。如今，她耳朵不好了，眼睛却行。但逢我操作书法，她就全程盯着我趴在那儿挥毫兼挥汗。她还像当年一样，时刻认真检查儿子的“作业”，令我经常忘记自己已是60岁的年华，只管小心地运着两支笔，好生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