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汇古今，以观当代——水天中谈中国美术在现当代的“通变”问题

　　编者按：通变是现代中国美术的核心问题，过去的100年，不同立场、不同观念的人在谈论和实践美术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变革图新的大前提下展开的。中国美术的现代之路，实际上是绵延几千年的中国美术发展、通变之路。通变，是现代中国美术的核心问题，这是著名美术评论家水天中先生的重要观点，本刊就此采访了水天中先生，请他谈谈通变及其对当代美术发展的现实意义。

　　融合中西，会走得更好

　　问：水先生，您好！几年前您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即：通变，是中国现代美术的核心。能否谈谈这个观点的具体内涵，您又缘何提出这样的观点？

　　答：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待中国文化时，往往容易采取要么彻底弃旧图新，要么完全继承传统这样两种比较极端的态度，美术界也有类似情况。我认为，对于中国绘画，特别是传统绘画，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传统才能延续下去。两方面，舍弃任何一点都不科学。上世纪20至40年代，也有一些批评家和画家提出过“调和中西”、“融合中西”，只会把中西两方面的极致都失去，认为这只能有坏处，没有好处。但是，我认为融合中西，将继承传统和不断创新结合起来，可以走得通，并且会走得很好。

　　为什么？就中国文化而言，近代以来，中国并不是因“鸦片战争”之后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才想到要接受新事物。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不断前进，不断创造的核心思想。正如先贤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并没有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等艺术成熟得早，他们的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达到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些艺术中断了。而中国的艺术就因不断地变化，不断地接受新东西，不断地吸收外来因素，才没有沦为博物馆的陈迹，活了下来。

　　问：那么“通变”，是否有变的“原则”？

　　答：我所说的“通变”包含几层意思：一是我们要看到世间万物都在不断地变，变化就是生命，变才能活；另外，变，只有在原有基础上的变，才不会丧失我们的特性，不会丧失中华文化的本质。

　　我记得作家王蒙在被记者问到中国文学还能不能保持我们的民族性，能不能继续发展下去时，他认为只要中国人继续存在，中国语言存在，我们的文学就一定会发展下去。我赞同他的看法，不必把艺术传统理解得过于狭窄，只要中国人继续生存在这块土地上，中国的艺术就不会丧失——民族的独立生存是通变的基础和前提。

　　问：如何从美术史的角度观察“通变”？

　　答：曾有一些美术界人士说，为什么我们有“中国绘画”的提法，而没有美国绘画、英国绘画等这样的提法，我们是否过分强调本土文化的特殊性？但是，西方艺术是以希腊和两河流域为根系发展出来的，只是后来形成不同的分枝而已，中国文化则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值得我们把这个特异性保存下来。但是，我们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时间却拉得很长，成果也不容忽视。如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的文化艺术就融入了中国文化，体现在中国的文学、绘画、雕塑等很多方面，像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还有我们的佛教、哲学思想观念等，只是我们习焉不察而已。

　　在近现代的中国绘画史上也有值得一提的，比如人物绘画。清末以前，中国画家基本不去画现实人物，尽管宋以前有过人物画辉煌的时期，但唐宋以后，文人画占据主流地位，在寺庙、宫殿，山水画逐渐替代了人物历史画，现实人物绘画可以说寥若晨星。到了清末民初，康有为慨叹，现在我们要想在乡间找到一个人物画家，已是找不到了。他希望中国的绘画能够中西融合，将来有能够将现实人物和山水结合起来的画家。20世纪以来，我们接受了外来绘画艺术的影响，又发展了本身绘画的传统，涌现出了很多表现现实人物的画家和作品并成就斐然。所以我们有了李可染、潘天寿这样的大家。潘天寿的画中既保留着中国画的神韵，又有现代艺术的气息，在他一个人身上，就体现了中国绘画通变的道路，不但是可以走的，而且会走得很好！李可染本是学现代派西画的，后来他把重点转向了水墨，他以前学的西方现代绘画不但没成为累赘，反而成为水墨画中的一种新的活力，比如他把光影这些因素融入到山水画中，所以他的山水画特别丰富好看，而不概念化、程式化。吴冠中先生也是如此。再如蒋兆和，他的《流民图》，塑造了100多个无家可归的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形象，有卖花的、卖唱的、要饭的、喝大碗茶的……画得非常逼真，并且富有中国韵味，我们能从画中读到杜甫、白居易关心民间疾苦的诗歌意味。沿着这个传统，1949年以后，我们又出现了像黄胄、方增先以及年轻一代的冯远、刘大为这样的画家，他们都以表现人物见长，甚至可以说，将他们列入明清以前的美术名家之列，亦毫无愧色！中国绘画，因“变”使得人物画又保存了它的青春和生命。在他们的身上，都体现出“通变”道路的果实。

　　“通”到哪里？“变”向何处？

　　问：那么对于当代美术，“通变”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代艺术与过去的艺术在观念上有所不同，过去的艺术家常强调师承和门派，并引以为荣，比如齐白石常说我希望成为石涛、八大的门下，宋元以来的画家都是如此。到了现当代，艺术家即使是受到了前辈的影响，也极力遮蔽，他们要强调的是他的特殊性、当下性，强调自我，强调出新，要与传统，与习规，与程式拉开距离。但从美术史上的全局来看，他的创新实际上仍然是在接受了传统之后的新，不论是创新还是背叛，基础和起点都是传统。所以，通变的思路这种表述方式也许不一定为当代艺术家所接受，但是仍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观察当代，研究当代。

　　问：以此看，“通变”中的“通”和“变”的涵义是否有所不同？

　　答：“通变”就是既要完全熟悉、掌握、会通，同时，又有变化，而变化本身就是一种会通。我是强调，对于当代艺术家来说，需要了解我们的艺术传统和文化传统，只有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深度的批判。

　　问：近年来还有一个现象颇受关注，有些中国画家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席之位，但我们认为这些作品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的形象，如何看待这样的艺术现象？

　　答：西方认为他们表现了中国文化特色，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文化的歪曲。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史观之，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不可能把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历史选择和历史结论写进去，每个历史学家都是片面的，个人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去找另外一种史书来看看，以此得到平衡。

　　以最近一二十年来说，我们对民国文化有了新的比较全面的认识。实际上民国时期文化格局的特色在于它的包容性。就像我们现在喜欢讨论胡适和鲁迅的区别，如果只允许一者存在，那现在有什么可讨论的呢？艺术也是如此，我们既有刘海粟，又有徐悲鸿；既有齐白石，也有林风眠，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但他们能够在当时，相对现代来说更为狭小艰难的空间里继续发展，我想，在现代更为宽广，更为开阔的环境里，各种艺术理所应地更能得到繁荣和发展。

　　问：那么以您个人的艺术观来看，“通变”在当代，应“通”向何处？又应如何去“变”？

　　答：我觉得“通变”最关键的是要深切关注当前的中国人，用套话来说，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的所思所想，欢乐苦恼，希望寄托……只有这样，才能够谈及你的艺术是变了，还是没变，是变新了，还是变旧了，是发展了，还是停滞了。如果舍弃了这些，去谈某一方面的艺术发展，恐怕是得鱼忘筌了。

　　1950年代，艾青当时作为美术界的干部在上海给国画家做了一次报告，他说，画画要为现代人画，要画自己的画，不要画别人已经画过的画。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我们大多数人知道艾青是诗人，但他原是学美术的，是国立艺专林风眠的学生。这句话也不是艾青的发明，是国外的一个现代艺术家说过的话，在西方被认为是一个艺术真理。后来这句话引起很多国画家的反感，他们认为临摹前辈先贤笔墨，怎么能够否定呢？现在回头看，艾青说得很对！他是在说你要有所感受，有所体会地去从事创作，而并没有否定传统。这也就是我回答你的，“通变”，要“通”到哪里？又要“变”到什么地方去……

　　水天中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