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离世界还很远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莫言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的瑞典文学院做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这也是莫言到达瑞典之后的第一场演讲。然而，这场演讲一经报道，引起了国内批评者和网友诸多争议。

　　以《讲故事的人》为题，莫言在演讲中说了很多故事，作为结束语的三个小故事更是广为传播，支持者认为几个故事“微言大义”，表达了莫言对于“尊重、自由、多元、宽容”等现代精神的理解，“讲的全是故事，听到的却全是人世、人心、人性与人情”。

　　同时，也有不少批评者表示对莫言的演讲很失望，有人认为他的“演讲深度不够”、“语言不好”，也有人表示，“深夜躺在床上拜读莫言的诺贝尔获奖演讲稿，感觉就像一个中学生的作文。谁能点拨我一下，好在何处？”更有激烈者，表示莫言的故事中透露出“犬儒主义精神实质”。“犬儒”这个词也成为批评莫言最多的词汇。

　　面对种种争议，晨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李兆忠说：“莫言具备一个好作家所有应该具备的天赋和才华，他的想像力非常丰富，值得赞叹。但是另一方面，莫言还不能说是一个大作家，他的思想、他的学养还嫌不足，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并不多。”

　　不能要求人人似鲁迅

　　北京晨报：莫言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引起很多争议，批评者众多，甚至有人说他是“犬儒”，您怎么看？

　　李兆忠：“犬儒”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演变到今天，大多是指那些没有立场、没有价值坚守的文人。中国当代文学总体上来说水平不高，离世界文学也不近，在这样一个文学环境中，莫言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作家，但不能说是大作家，诺贝尔奖颁给莫言和诺贝尔奖本身的每况愈下也有关系。莫言早期的作品确实有不少批判色彩，但是总体来说，缺少强有力的理想和价值观。这当然不仅是莫言的问题，这也和当代文化的发展情况有关，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作家都有像鲁迅那样的明确而坚定的价值观。

　　北京晨报：为什么说莫言不能算大作家？

　　李兆忠：作家有大作家有小作家。大作家如鲁迅，一定是有真正思想、有价值观的作家，对于文学史的变迁也有深刻的理解和研究。鲁迅一生写的小说并不多，但是他的小说价值，谁都不能否认。相对来说，莫言只能算个作家，算不上大作家，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并不多，这是他的学养所决定的。他写作的基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主要是他生活成长的地方高密，第二是他的天赋，他有所有作家应该具备的天赋、才华和想像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一直在写，几乎没有停下来对自我进行补充和修炼，他的作品，在思想性上还显不足。此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市场推动写作，莫言也出版了一些不那么符合他的水准的作品，比如《丰乳肥臀》，相对于《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显得非常粗糙。

　　李兆忠：大作家一定关注现实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言自称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许多评论者，也从他的故事中引申出诸多含义，赋予这些故事政治、社会、文化等的色彩。也有人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可以单纯一点，不必非要和现实联系在一起。

　　对此，李兆忠说：“作家当然可以有多种创作的态度和方式，可以单纯地去探讨人的心理，去探索语言的技巧等。但是一个大作家，一定是关注现实的，不同只在于怎么关注而已。说犬儒，绝非莫言一个，也绝非莫言本身的原因，中国当代作家都是这个德行，有哪个作家能够站在超越性的位置上，对这个社会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讲故事未免有些小儿科

　　北京晨报：很长时间里，不少人认为文学在没落，但莫言获奖使得人们对于中国文学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您认为如何？

　　李兆忠：莫言的获奖有很多原因，和诺贝尔奖本身的每况愈下也有关，不仅莫言，近几年来，把奖颁给一些不是特别优秀的作家并非一次。获诺奖不能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崛起了。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还很远，差距还很大。

　　北京晨报：差距在哪些方面？

　　李兆忠：根本的地方，在于中国当代文学没有自己的价值坚守，中国当代作家没有牢固的价值观。对于文学来说，价值就是釜底的薪，而我们面对的，却是釜底抽薪式的局面。其二，跟世界文学相比，我们也缺少对世界、对宇宙的超越性看法。此外，世界上对文学的探索已经非常多，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接触的却很少，单说讲故事，世界对于文学的认识，早就过了讲故事的阶段了。讲故事并非不可，但是单纯地讲故事，就有些小儿科的意思了。

　　当代作家普遍缺少思想

　　北京晨报：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离世界很远呢？

　　李兆忠：一方面是中国作家一直以来在创作上的约束非常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代价值的真空所致。今天是一个价值不断被解构的时代，传统的价值崩溃，新的西方价值又没有建立起来，甚至被一再地否定和解构。在这样的价值真空下，中国作家普遍缺少思想，没有自己的价值。中国又有哪个作家能够超越现象、超越国家等，用世界性的价值去写作呢？当代作家和“五四”时代相比都不如。

　　北京晨报：差在哪里？

　　李兆忠：“五四”时代有不少大作家，比如鲁迅，他们那一代作家，把传统价值中好的东西，西方价值中好的东西都学到了。但后来这些东西都随着那一代作家的消失而逐渐消失了，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说犬儒，不是莫言一个，中国当代作家都是这样，哪一个能够站在超越性的位置上，对这个社会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文学和现实并不对立

　　北京晨报：不少人认为批评莫言的人，太执著于文学和现实的关系，给文学加上了太多束缚，不了解真正的文学。

　　李兆忠：文学是给人看的，人们对文学的兴趣，和社会文化的环境有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当下整个社会文化的环境中，文学被边缘化，这毫无疑问。文学、小说在普通人的生活中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生活能产生多少影响，每年出版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到底有多少人看，这都是存有疑问的事情。再加上文学本身存在难以提升的困难，因此，再去要求人们理解文学，甚至从文学作品中学到什么东西，这不现实。

　　北京晨报：有批评者认为，非要把文学和现实、社会、政治等联系起来，是对文学的一种误解，是这样吗？

　　李兆忠：关注现实和精神上的超越并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割裂的，它们是互相联系的。一个名作家，可能去写一些独特的，比如纯粹探索语言的，探求人类心理的作品，但是一个大作家，一定是要写有思想、有价值、关注现实的，不同在于怎样关注，是急功近利的关注，还是更深层次的关注。超越性不是凭空而来的，超越现实首先要有现实，超越性更多在于，站在超越的地位上，去思考世界、思考社会、思考人。

　　让人感到绝望也是一种感动

　　北京晨报：您说到世界对文学的认识已经过了讲故事的阶段，也有不少人批评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足，比如文学就是人物故事，文学就要让人感动，文学就要联系现实等，您怎么看这些批评？

　　李兆忠：如前所说，我们和世界文学的差距，根本在于价值和思想的缺乏，在于釜底有没有薪的问题。至于说文学的形式，则是釜里面煮的东西，讲故事并非不可，不讲故事也未必就一定是好的。

　　北京晨报：那么不同在哪里呢？

　　李兆忠：比如说讲故事，确实有不少前卫性的作家进行写作上的探索，可以淡化人物情节，也有不少非常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在西方也是很小众的，不同在于，西方即便小众，也始终存在，但在中国，可能就没人看，印出来都是赔钱的。这和当代文化肤浅化有关，不再有能力去消化那些不好消化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好的作家，是既讲故事，又能从故事中引申出深刻的内涵。再如说感动，可能有的人觉得文学并非只有感动人一种，其实是一种错误理解，好的文学一定是感动人的，但是感动分为很多种，并非只有激情澎湃、涕泪俱下才是感动，让人思考、让人感到绝望也是一种感动。

　　中国文学和世界仍有距离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拉近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呢？

　　李兆忠：未来文学一定会回归，但是现在很难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文学的发展受文化状态的制约。只要对中国作家的构成状态有所了解，你就会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差距只会变大，不会缩小。尽管今天依然有少数作家进行严肃创作，但是大环境并不乐观。

　　北京晨报：怎么样才会回归呢？

　　李兆忠：我觉得，中国必须来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才有可能复兴文学。文学和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有关，而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价值真空、价值混乱、不断地否定和解构的乱象中，这样的乱象下，文学如何能够真正表达价值呢？作家本身当然也难有坚定的价值判断。所以，我希望有一场文艺复兴，解救目前这种价值混乱的局面，重建价值。

　　北京晨报：您觉得这样的文艺复兴需要多久才会发生？

　　李兆忠：也许不远吧，否极泰来，已经这样混乱，可以算是否极了吧？我也期望能够早一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