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义：瑞典·文学·诺贝尔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2月11日09:54 来源：北京日报 赵耕

　　昨晚，2012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因为中国作家莫言的获奖，今年的诺贝尔奖在国内的关注度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届。就在诺奖颁奖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翻译家李之义先生，他翻译的瑞典作家斯特林堡、林格伦等人的作品，无论在中国还是瑞典都享有极高的评价，并因此获得了代表瑞典最高国家荣誉的“北极星勋章”。鲜为人知的是，他曾两次获邀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及晚宴，与负责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瑞典文学院、与马悦然等诸位诺奖评委，有着很深的渊源……

　　1.

　　1981年我就有了在瑞典的工作权，但始终没有留下

　　问：您是怎样走上瑞典语翻译道路的？

　　李之义(以下简称“李”)：我是京郊昌平人，父亲是扛长活的，不识字。北京解放后我才正式上小学，后来考上了昌平一中，那是昌平仅有的两所中学之一。大学我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出于好奇选了瑞典语专业。其实我对瑞典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诺贝尔这个名字。一看地图，发现斯德哥尔摩比莫斯科离北京还远呢，那时候年轻人的心态就是这样，越远的地方越令人向往。

　　问：又是什么样的机会让您能到瑞典留学呢？

　　李：1979年瑞典共产党原书记处书记尼尔斯·霍姆伯格来中国治病，他回国时我跟随外文局的老局长罗俊去机场送行。路上老局长告诉我，国家要培养自己的年轻专家，要把我和其他两位同志送到国外留学。1981年出国的时候，我连身西装都没有，去了东四人民市场南边北京唯一一家能买到西装的店铺，店里只有一套了，我穿上又肥又大。又托人从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了条领带，我不会打，幸好同楼有个参加过两航起义的老先生，他教了我一晚上我也没学到家，至今我还是像系红领巾一样打领带。

　　问：在斯德哥尔摩的三年过得怎么样？

　　李：我去留学时就有工作权，三年后能转成瑞典公民，另外我有奖学金。大使馆的同志开玩笑说，我的奖学金是当时大使工资的八倍多，留学三年下来，后半辈子工资都挣出来了。我能讲瑞典语，到处都请我做演讲，介绍中国的情况，还有不少人请我给他们的翻译把关，再加上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参加辩论、写书评，这些都有不错的收入，我在瑞典过得像个“阔佬”。但有两件事我没去做。其一，瑞典电视台让我在话剧《伦敦街头》里演一个中国人；其二，一家瑞典服装公司要去香港开展业务，请我当模特。后来马悦然对他身边的人说，之义是个文人，按照中国的传统，文人是不能演戏或者当模特什么的。说实在话，不是因为传统，我确实没这种才能。

　　问：您当年为什么没有留在瑞典？

　　李：老局长是为培养“中国自己的专家”才把我送出国的，我不能辜负他。我们的想法你们这代人可能很难理解，觉得祖国还贫穷落后，自己却留在国外不回去了，是很丢脸的。回国后我入了党，后来成为人民画报社的副总编辑。

　　2.

　　中文版《斯特林堡文集》出版后，瑞典女王储亲自来到北京，为我颁发北极星勋章

　　问：您出国留学前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系统地研究瑞典文学，特别是斯特林堡的？

　　李：之前在国内我也翻译过斯特林堡的作品，但对他没有更深入的了解。我真正从事文学研究是到了斯德哥尔摩大学之后。整整三年，我只研究斯特林堡，身边指导我的都是专家，这个条件是一般人不具备的。

　　上世纪80年代四川人艺就演过我翻译的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比较成功，主演张国立还得了梅花奖。曹禺先生看过之后给了很高评价，也认为译文很流畅。前几年北京某个剧团演《朱丽小姐》我也看了，但选的那个剧本是我留学前在国内与人合翻的，被出版商删节过，不能准确传达原著的含义，我到瑞典以后才知道。这是译者的过错。

　　问：斯特林堡的作品翻译起来难度很大吗？

　　李：很大，一般的瑞典人也不是很明白。所以编辑要求我在每部作品前边都加一个解题。无论哪个作家的作品，即使你只翻译一本，也要尽量把他的作品多读一些，才能理解作家本人的思想，理解作品的本意。翻译是件很难的事，我在翻译斯特林堡的作品时就很容易陷进去，比如他的《疯人辩护词》，是一部很激烈、很黑暗的作品，翻译过程非常痛苦。

　　问：我看到您翻译的《斯特林堡文集》，其中多次出现“事儿妈”、“特舒服”等带有北京方言色彩的词汇，是您有意为之吗？

　　李：翻译可以用普通话，也可以用方言，只是一定要注意前后语言风格的统一。翻译外国的作品，首先中文要有好的基础。如果你前面用了带北京方言的普通话，后面就不要再出现“啥”、“咋了”这样的字眼。我把每次翻译都当成自己的一次创作，几百万字翻译下来，就能形成自己的文字风格了。好比一提到莎士比亚的作品，我们就会想到朱生豪的翻译。

　　问：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中，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套《斯特林堡文集》是中瑞建交50年的时候出的。由瑞典语版的主编拉士·达尔贝克先生选定篇目，在他指导下由我译成中文。连续5年，我每年在瑞典待半年。瑞典文学院挨着王宫，他们特别给了我一间阅览室，让我潜心翻译斯特林堡。但有两部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斯氏作品《到大马士革去》和《死魂舞》没有被选到这套书里，非常遗憾。

　　问：就是这套《斯特林堡文集》让您获得了瑞典的北极星勋章吧？

　　李：是的，这套中文的《斯特林堡文集》是2005年出版的，因为它，我得到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颁发的“北极星勋章”。北极星勋章最早是发给将军的，后来变成颁发给对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勋章分不同等级，我得到的是最高的一级骑士勋章。这个奖在瑞典是至高的荣誉，获奖人去世后，王室要把勋章收回。那一年是瑞典的维多利亚女王储来到北京，为我颁发的勋章。我还凭这套文集获得了斯特林堡协会颁发的斯特林堡奖和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鲁迅文学奖。

　　问：作为瑞典文学的代表人物，为什么斯特林堡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李：在他那个年代，身兼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任务的瑞典文学院被称为“北欧保守主义文学的桥头堡”。斯特林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动摇，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亵渎神明的自由主义者，保守派把他逼得在本国都无法立足，还谈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呢？同样，在欧洲家喻户晓的“童话外婆”林格伦也没有得过诺贝尔奖，前些年她去世时，瑞典民众还曾经上街游行对瑞典文学院表示抗议。

　　3.

　　听说我还在用手写翻译，“童话外婆”林格伦寄来10000克朗，让我买一台电脑

　　问：说到林格伦，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她的作品的？

　　李：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留学的时候，我主要研究斯特林堡。斯氏作品格调阴郁、沉闷，再加上远离祖国，思念亲人，我心情很不好，有一次在大雨里走了四个小时。几位瑞典朋友见我总有意无意重复斯特林堡作品中的一些话，像什么“做人太难了”之类的，担心我也像斯特林堡本人一样产生精神危机，建议我读些儿童文学作品，换换心情。我跑到书店买了本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一下就被那崭新的艺术风格和极富人物个性的描写所吸引，读完一遍之后我就开始翻译这本书，一个暑假就完成了，从此翻译林格伦的作品几乎成了我的主业。

　　问：听说《长袜子皮皮》在国内出版还遇到过阻力？

　　李：对，上世纪80年代国内就出版了我翻译的《长袜子皮皮》，当时有人担心，这样离经叛道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么叛逆的人物形象，会不会起到坏的作用？要知道当年在东德，《长袜子皮皮》就是不允许出版的。但是我觉得，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最重要就是想象力要丰富，要让儿童快乐。从这方面来讲，林格伦的作品是完美的。幸好我碰上了很开明的出版社老编辑，《长袜子皮皮》才得以在国内出版，一面世就大受欢迎，后来还被列入了团中央的推荐书目。目前我已经把林格伦的主要作品都翻译成了中文，断断续续用了三十年。我也因为这套书获得了金作家奖。

　　问：您和林格伦本人认识吗？

　　李：我第一次见林格伦是在1981年秋天，那年74岁的女作家还亲手给我煮了咖啡。她的语言很有特点，就像我们中国的孙敬修，同样一句话，林格伦说出来就不一样，让人觉得特别有意思，有魅力。我翻译林格伦作品的时候，老太太的音容笑貌就会不由自主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我和林格伦一见如故，她曾经开玩笑说，可能因为我们都出自农民家庭吧。老太太很想到中国看看，但医生认为路途遥远不允许，始终未能成行。1984年回国后我一直与她保持联系。1994年，她得知我翻译的时候还用手写，立即给我寄来10000克朗让我买台电脑。

　　1997年林格伦已经90岁高龄，双目失明，一般情况下不接待访客，但听说我到了斯德哥尔摩，表示一定要见见我，那次我们还一起拍了照片。2000年秋天我再去斯德哥尔摩，朋友告诉我她的身体已经很不好，认不出人了，但是那年圣诞节，我仍然收到了以她名义寄来的贺卡。2002年林格伦辞世，瑞典为她举行了国葬，我送的花圈上写着“你的中文译者向你致最后的敬意”。

　　4.

　　因为找不到“女朋友”，我错过了诺贝尔晚宴的邀约

　　问：早在十几年前，您就翻译过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据您了解，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流程是怎样的？

　　李：诺贝尔文学奖由18名院士组成的瑞典文学院颁发，原来下设一个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后来取消了。每年2月1日前，当年的候选人建议报送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文学院院士、其他国家相应机构的院士、文学和语言教授、昔日的文学奖获得者、代表国家文学创作活动的作家协会，都有资格推荐候选人，但不可以毛遂自荐，现在每年能收到大约300个建议吧。然后4月份文学院确定一个20人的初步候选名单，暑期休息之后，这份名单会缩小到5人左右。10月文学院进行评选，之后在12月10日诺贝尔生日当天，由瑞典国王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亲自颁发奖金。

　　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有什么固定标准吗？

　　李：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提到了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是“授予在文学中创作了富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作品的人”。文学的概念不仅包括美文学，还包括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哲学著作以及演说——丘吉尔就是这么拿到的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这个“富有理想倾向”的标准提得很模糊，后世也一直就此争论不休。直到五十多年前人们发现了乔治·勃兰兑斯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曾就此事请教过诺贝尔的挚友古斯塔夫·米塔格·列夫列尔，得到的回答是，诺贝尔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所说的“富有理想”是对宗教、王权、婚姻以及整个社会秩序采取批判的立场——如果真是这样，这么多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结果简直南辕北辙。

　　问：您参加过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吗？

　　李：1981年，我刚到斯德哥尔摩留学的时候就收到了诺贝尔基金会的邀请，请我参加当年的颁奖仪式和晚宴，那是所有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里唯一的一张请帖。有三个要求：一是穿燕尾服出席；二是不能一个人参加——负责这件事的朋友知道我的夫人在中国，嘱咐我要“借”一位“女朋友”；三是每人付600克朗餐费。钱不是问题，燕尾服也可以租，但“女朋友”这件事把我吓着了。思来想去，觉得身边的女性朋友没有一个能达到“女朋友”的标准，也不敢开口问人家。见我迟迟不回复，人家就把我的晚宴请帖给了别人。后来我才知道，所谓“女朋友”就是女伴，男宾不能单身参加而已，我看很多丧偶的老院士、老科学家，都是女儿或者孙女陪着。跟身边的女同事说起这件事，大家都笑我傻，“我们都愿意借给你啊！咱们这么多教授都没人收到过诺贝尔晚宴的邀请呢！”她们还添油加醋地说：“你是外国学者，还可以邀请王后跳舞呢！”

　　问：这么宝贵的机会，错过太遗憾了。

　　李：好在后来弥补上了。2000年10月31日，我在斯德哥尔摩的临时住宅里又一次收到诺贝尔奖的请帖，这次我的夫人也在瑞典，终于不用为女朋友的事发愁了！颁发诺贝尔奖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有两层观众席，和1981年一样，我们坐在楼上，只是位置更靠前了。皇家科学院院士和文学院院士坐在舞台左侧，王室成员在右侧。获奖者在院士们的前一排就座。那一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华人作家高行健。颁奖仪式在下午四点半正式开始，文学奖是第四个颁出的，介绍获奖理由的是马悦然教授。颁奖仪式后，继续参加晚宴的来宾分乘十几辆轿车前往斯德哥尔摩市政厅。那天正好是瑞典的玛德蕾娜公主和菲利普王子第一次参加正式社交活动，场面很热烈。晚宴持续了三个小时，之后来宾们又到二楼的蓝色大厅跳舞，我和夫人离开的时候已经十二点了。

　　问：评选委员会想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一个中国作家的念头由来已久了吧？

　　李：诺贝尔奖的评委其实也在小心权衡获奖作家的地域分布问题。我早就听说，今年的奖要在中国作家和韩国作家里选，因为日本和印度已经有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最终莫言得奖。

　　问：其他中国作家没有被推荐过吗？

　　李：马悦然有句名言，诺贝尔奖不是授予文学冠军的。道理很简单，来自不同语言、文化、历史、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背景下的作家的作品质量无法互相比较。也有些个人写推荐信给评奖委员会，马悦然就讲过，收到的信里有推荐巴金、沈从文、钱钟书、丁玲等人的，但意见很分散，大多是寥寥数语。我想，这样的推荐几乎没有意义。

　　问：谈谈您和马悦然的交往吧。

　　李：我1981年刚到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马悦然，他是中文系教授。他当选文学院院士的时候正好在北京。那是1985年4月，他和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正好来中国访问，瑞典驻中国大使拉士·贝里奎斯特举行了一个小型家宴招待两位作家，我也在座。席间大使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就兴奋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马悦然教授当选了文学院院士！”大使随即转头对我说：“李，一个汉学家、一个精通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当选文学院院士，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为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铺平了道路，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变为现实。”

　　问：马悦然透露过，沈从文曾经是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作家。这件事您了解吗？

　　李：马悦然翻译过北岛、顾城的诗，常常念给我听，让我提意见。但真正让我们做了充分准备的是沈从文，马悦然和其他人认真翻译了很多他的作品，还拍了电视片。沈从文的作品很符合诺贝尔奖评委们的趣味，瑞典那边是想把1988年的文学奖颁给沈从文的。但是很遗憾，已经万事俱备，就在颁奖前几个月却传来沈从文去世的消息。诺贝尔奖只给在世的作家，这次错过真是很大的遗憾。

　　采访手记

　　李之义先生的家住在西四环边一个幽静的小区里，初冬天气阴沉的下午，我去拜访，推门就闻见浓浓的咖啡香。小餐厅墙上的画框里镶嵌着瑞典的北极星勋章证书，窗边的小书架满满摆着斯特林堡和林格伦的各种译本。圆桌上有一本草绿色的原版林格伦传记，封面黑白照片里的童话外婆笑得一派慈祥。李先生正就着咖啡翻译，翻了有小半本了，手边是一沓厚厚的稿纸和水笔。老先生依旧保留着手写的习惯，他说还是用笔翻译比较快，不打磕巴，电脑打字总觉得思路不畅通。七十多岁的李先生头发已经是白多黑少，但是像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非常健谈，一口京腔让人倍感亲切。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李先生反复嘱咐我：“千万别把我写得多么了不起，我就是个普通人。因为一个个巧合，一个个机遇，让我做成了点事，不值得吹嘘。”

　　人物小传

　　李之义，生于1940年，北京人。曾任人民画报社副总编辑、译审。

　　1961-1966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瑞典语；1981-1984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系学习，获瑞典政府奖学金。主要翻译作品有《瑞典文学史》《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汉字王国》《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散文全库》(北欧部分)《外国民间故事精选》，以及瑞典儿童文学大师林格伦全集(14卷)、瑞典现代文学奠基人斯特林堡文选(5卷)，另有诗选、散文选和书信选等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