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与蓝色东欧——需要重新打量的东欧文学

　　童年，电影，诗歌，东欧情结

　　米兰·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露天电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 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其中就有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还有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 窝》，它们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甚至会因为电影而喜欢上一个国家。我就是这样。 诗人车前子也是这样。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爱罗马尼亚，因为少年时代看到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就是他们拍摄的，看了七八遍……故事……风光……穿泳衣的姑 娘……”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 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 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印象最深刻的是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 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要知道，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这样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 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东欧，东欧文学，

　　一个需要重新打量的概念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特 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7个国家。因此，“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7个国家的文学。这7个国家都曾经 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1989年年底，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 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

　　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昆德拉就曾屡次三番强调，他的祖国属于中欧而非东欧。昆德拉如此强调，一是想尽可能地躲避 政治的阴影，二是表明他的文学渊源。第二点于他尤为重要。这样，他便把自己纳入了欧洲小说传统；这样，他便使自己同中欧文学四杰：布罗赫、卡夫卡、贡布罗 维奇和穆齐尔处于同一片星空之下。我遇到的许多东欧作家对东欧这一概念都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警觉。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 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 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7个国家了，而应该包含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 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 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做最高目标，都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二次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 的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后又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做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20年来，这些国家发展得都 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十分恰当。

　　影响，交融，悖谬，

　　东欧文化的几个关键词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在萨拉热窝老城漫步时，我就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一 条老街上有天主教教堂，有东正教教堂，有清真寺，有奥匈帝国的建筑，有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大巴扎，饮水亭和钟楼。有时一幢建筑竟包含着东西方各种风格。这就 是历史的遗产。而在文化和文学上，影响和交融体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就是东欧文学的两个关键词。

　　萨拉热窝如此，布拉格也是如此。生在布拉格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 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 化。”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 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 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到处可以听到音乐。到处可以看见闲逛的居民。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布拉格充满了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等等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波兰又是一个例子。在波兰，你能同时感觉到俄罗斯文化、犹太文化、法国文化和德语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俄罗斯文化。尽管波兰民族实际上对俄罗斯有 着复杂的感情甚至是排斥感，但俄罗斯文学对波兰文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密支凯维奇、显克维奇、莱蒙特、米沃什等作家都曾受过俄罗斯文学的滋养和影响。密支 凯维奇还曾被流放到俄国，同普希金等俄罗斯诗人和作家有过接触。米沃什出身于立陶宛，由于他的祖祖辈辈都讲波兰语，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波兰诗人。在他出生的 时候，立陶宛依然属于俄罗斯帝国。他曾随父亲在俄罗斯各地生活。俄罗斯风光，俄罗斯文化，都在他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深刻印记。

　　而在布加勒斯特，你明显地能感觉到法国文化的影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布加勒斯特有“小巴黎”之称。那时，罗马尼亚所谓的上流社会都讲法语。 作家们基本上都到巴黎学习和生活过。有些干脆留在了那里。要知道，达达主义创始人查拉是罗马尼亚人，后来才到了巴黎。诗人策兰，剧作家尤内斯库，音乐家埃 内斯库，都是如此。

　　昆德拉认为，出生于小国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正是在这样的影响和交融中，东欧不少作家都有幸成为了“世界性的人”。

　　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往在评价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代表作《好兵帅克》时，一般会说它是部反对奥匈帝国残酷统治、反对战争的革命作品。这实际上是政治性评价，并不 是艺术性评价。《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 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 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 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都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 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而这一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 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自认是哈谢克传人的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从来只写普通百姓，特殊的普通百姓。他将这些人称为巴比代尔。巴比代尔是赫拉巴尔自造的新词，专指自己小 说中一些中魔的人。他说：“巴比代尔就是那些还会开怀大笑，并且为世界的意义而流泪的人。他们以自己毫不轻松的生活，粗野地闯进了文学，从而使文学有了生 气，也体现了光辉的哲理……他们善于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来极大地装饰自己的每一天，甚至是悲痛的一天。”《河畔小城》中的母亲和贝宾大伯就是典型的 巴比代尔。

　　赫拉巴尔的小说情节大多散漫、淡化，细节却十分突出，语言也极有味道，是真正的捷克味道。这来自他的生活积累，也是他刻意的艺术追求。你很难相 信，他在小学和中学，作文总是不及格。他硬是通过生活闯进了文学殿堂，并成为捷克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观察人 们的生活，参与无论哪样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在许多捷克读者看来，赫拉巴尔才是他们自己的作家，才真正有资格代表捷克文学。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这位波兰作家，与哈谢克和赫拉巴尔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昆德拉说：“波兰人一向把文学看作是必须为民族 服务的事情。波兰重要作家的伟大传统是：他们是民族的代言人。贡布罗维奇则反对这样做。他还极力嘲笑这样的角色。他坚决主张要让文学完全独立自主。”在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便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 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癖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 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 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年轻一代的作家也在迅速成长。匈牙利小说家巴尔提斯·阿蒂拉是个代表。他的成名作《宁静海》最表层的故事围绕着母亲和儿子展开，儿子“我”同母 亲居住在布达佩斯老城内一套旧公寓里。母亲曾是布达佩斯有名的话剧演员，在女儿叛逃到西方后，她的事业严重受挫，前途无望。在此情形下，她决定将自己关在 塞满家族遗产和舞台道具的公寓里，整整15年，足不出户，直至死亡。“我”是一名青年作家，本应有自己的天地和生活，却被母亲牢牢地拴住。母亲不仅在生活 上完全依赖他，而且还欲在心理上彻底控制他，每次出门，母亲都要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每次回家，母亲又总要问：“你去哪儿了儿子？”而就在这两个问题 之间，“四季交替，多瑙河泛滥，一个令人蒙羞的帝国分崩离析”。“我”必然要逃脱，要反抗，于是，当他遇到了艾斯特时，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于是，母 子故事中又蔓延出了其他故事：情人艾斯特的故事，姐姐尤迪特的故事，编辑伊娃的故事。到最后，小说与其说是“我”和母亲的故事，不如说是“我”和四个女人 的故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和整个社会的故事。从母子关系到人性深处，从外部环境到内心世界，从家庭故事到社会画面，小说也一下子有了自然而然的深度 和广度，它绝不仅仅是一部有关母子关系的小说。

　　红色经典和蓝色东欧

　　长期以来，东欧文学往往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 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部。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蓝色东欧”系列 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蓝色东欧”第一辑出版后，得到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今年8月，当“蓝色东欧”获得“最具开拓意识的国际出版项目”时，有记者问道：“中国读者曾 经对东欧文学非常熟悉，但现在熟悉它的人越来越少了。是不是东欧文学被低估或者轻视了？”我想，这主要和社会背景、时代变迁和国家发展有关。早在上世纪 初，中国读者就读到了显克维奇、密支凯维奇、斯沃瓦斯基、裴多菲等东欧作家的作品。鲁迅等先辈倾心译介东欧文学有着明确的意图：声援弱小民族，鼓舞同胞精 神。应该说，在国家苦难深重的时刻，这些东欧文学作品的确成为许多中国民众和斗士的精神食粮。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翻 译和研究事业得到了相当的重视。那是又一个特殊时期。中国正好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关系密切，往来频繁，东欧文学译介也就享受到了特别的待遇。东欧文学作品 源源不断地被译成汉语，掀起了东欧文学翻译的又一个高潮。不过译介的作品良莠不齐，虽然有不少优秀作品，但有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值得怀疑。“文革”期间，东 欧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事业基本停滞，我们几乎读不到什么东欧文学作品。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法英等文学大国作品的大量涌入，大大拓展了读者 的视野，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阅读选择，但相比之下，东欧剧变后，东欧文学翻译受到严重影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地说东欧文学被低 估或轻视了，而是多元文学格局导致的正常现象。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定居那些文化大国后，才获得一定的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 斯基、米沃什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走和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 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而那些出走的作家，不少又为介绍和推广祖国的文学做了大量的工作。定居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定居 加拿大的捷克小说家史克沃莱茨基，尤为突出。米沃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了一定的声名，也有了各种机会同人合作将大量波兰诗歌介绍给西方读者。他不仅 帮助波兰作家，也竭尽全力帮助其他流亡作家。布罗茨基在最艰难的时候，就曾得到他的帮助。事实上，在欧美，有一批来自俄国和东欧的作家，常常互相帮助、互 相提携。史沃克莱茨基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流亡加拿大，在加拿大创办了68出版社，专门翻译出版捷克文学作品。

　　用帕斯献给昆德拉的诗歌来结束这篇文章，那就是，“在走和留之间/日子摇曳，沉入透明的爱/此刻，环形的下午是片海湾/世界在静止中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