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心怀理想但退出“江湖”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2月10日09:27 来源：羊城晚报 何晶

　　去年底，诗人王小妮出版了自己的教学随笔《上课记》，然而，就在人们还沉浸于她和学生的叙事当中，今年她却离开了海南大学。最近的王小妮，正在家中忙于写第二本《上课记》书稿。

　　她说看来自己似乎真的无法进入任何一个体制。上个世纪，王小妮在电影厂当编辑待了十多年，但她认为自己从没有跟电影真有什么关系，就如她也从未和大学有过什么真的关系一样。如今，她不习惯于大学这个“灰色的江湖”，于是选择了退出。

　　这种“单纯”，也构成了王小妮接受采访或者对待任何问题时的风格，一切都不奢谈共性、讨厌宏大的叙事问题，干净利落地回应，不客套更不躲闪什么。

　　近来，又逢王小妮的首部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推出新版，写她所亲历的知青题材，选取1975年夏至1976年春位于东北的“锦绣公社”方圆四十里知青们的生活细节，“超过八成的事件有真实依据”。不过，王小妮决然地否认自己是“写小说的”，“可能我是在用写诗的方式来写小说吧”。

　　会讲故事的人不缺我一个

　　羊城晚报：《方圆四十里》给我的阅读感受是，这部小说写得很沉，不靠故事来推动情节，而是靠日常画面，从字里行间来表现那个特定的年代。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文本里甚至有很多动物和静物的心理描写，为什么会着意写这些细节？这是不是和你自身的知青经历息息相关？ 

　　王小妮：这本书准备了几年，构思的时候就决定不靠编故事推动情节。故事性强，自然好卖，容易被人喜欢，容易带读者进入，能靠设置人物命运和故事悬念“勾人”，但也可能误导读者：以编织情节的功夫，诱人陷入具体的人物特定的故事，这些一旦被固定，就可能失去很多的张力和共通性，而偏离日常随意性的生活的本身和本质。

　　羊城晚报：这部小说和人们之前习惯阅读的知青小说很不一样。你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写作风格？有的读者会因为其中的东北方言感到些微阅读障碍。

　　王小妮：会讲故事的人太多了，不缺我一个。同时，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方圆四十里》，特别是被溜光水滑的故事培育出来的读者。我想做的是还原一块很局部的地方在一年里的生存面貌，贴近和真切，无论谁都在其中的那个“场”，想借此穿透生活本身的被定格了的东西。日子本身不会有什么年代感，它就是庸常无味又充满内涵又一脉相承着的，昨天就连着今天的。所以在这本书里，我主要写味道，靠味道带出时代和人性。

　　羊城晚报：在今天，对知青岁月的讨论越来越多，表现这个题材的文艺及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针锋相对的一些观点，可以谈谈您的观点吗？

　　王小妮：一个跨越十年的大事件，涉及超过千万年轻人。各种观点都有，每个曾经身在其中的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和感受，这个才正常。

　　现在我想，不见得因为距离今天大约四十年了，它就成为了一件旧事和回忆。事物自有它的内在关联和非具象的自我延续。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文化，今天中国大学生的犬儒或愤青，都能在“知青故事”中看到相似的影子，都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故事，区别只在细节。

　　有些人强调“青春不悔”，有些人强调“苦难深重”，我在《方圆四十里》说了，知青是既被害也害人。现在的我们也难不如此。

　　诗歌自甘边缘最正常

　　羊城晚报：一般来说，写诗和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创作感受，写诗靠灵感，写小说某些时候需要意志力，不少小说家也都规定自己每天写几小时。你写诗和写小说的创作状态分别是怎样的？

　　王小妮：如果靠意志力，我就不写，因为不好玩。可能我是用写诗的方式在写小说吧。如果没趣，闷着头硬写，那得多苦恼。我不算写小说的，只是临时借用一次叙事的办法。

　　诗的走向很多，随时都可以改变。至于风格，可能总会有变吧，重复自己会很没趣。

　　羊城晚报：你认为诗歌是应当介入现实的吗？碎片化的微博时代，诗歌似乎有了一个篇幅合宜的传播平台，也有不少人在微博上传诵着你的作品。你如何看待微博与诗歌，或微博与文学的关系？

　　王小妮：没这个规定或限定，说诗和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诗是不能被规定的，特别是不能被现实所规定。我自己写过的诗常常记不得，不好举出介入的例子，但写诗本身的目的不会是拿它去介入什么。诗不在乎平台，只在乎它涌出的那一刻。

　　在微博上读诗的人相当少，微博更适于传播信息。诗自甘边缘最正常，它不需要借助什么外在的形式来传播和广为人知。

　　羊城晚报：诗人与小说作者、老师与作家这几重身份在你身上是怎样融合或分配的？你在写作上有什么雄心吗？

　　王小妮：我只认同“人”这个身份，其他的都是附加的。一个人不是一个演员，不会按照角色感去切换自己，那得活得多累。

　　对待写作我毫无“雄心”，而且诧异于“写作上的雄心”这样的问题。写出来本身就是全部雄心的体现，其实应该说是“本心”的体现———这就是全部，其它的都与写作本身无关。如果写作本身没乐趣，靠“雄心”去支撑和鼓舞，那可真要命，不如不写。新的《上课记》我已经开始了，正在写。

　　在学生面前，为人师者或更“肮脏”

　　羊城晚报：《上课记》里写你在海南大学和学生的点点滴滴，你笔下的这群90后，其实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缺点，但你对他们更宽容、更有爱。社会上仍然存在对这群90后的种种刻板印象，是社会对他们过于严苛？还是我们习惯了给他们贴上各种标签而没有给予充分尊重？

　　王小妮：每一代人刚长成都处在被嘲讽和批评中，这几乎成了定律。我做知青的时候就如此，烂掉了的说法就有，但现在这个年纪的人又忽然被提升被附上各种美言的标签。我认为好的健康的社会，一定是百般爱惜着、期待着后来人的。

　　其实我从来不说八十年代多么好，每个年代都会有自己的风云变幻和人才辈出。但很明显，八十年代每个大学生都知道自己肯定会有一个饭碗，现在却没有了，年轻人为了饭碗倍感压力。大家都觉得考公务员能够理解，几乎没有人认为未来的最好出路不是公务员，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老师时情绪总是在变，失落和耸动，就这么纠结交错着。我曾经在课堂上有过一次深深的失望，直接讲出来，接下来一天半没有课，但几乎不能脱离那情绪。直到再去上另外一个班的课，忽然发现我内心里真是很喜欢他们。虽然这几天见到的不是同一班人，但忽然，一瞬间就释怀了。

　　羊城晚报：学生们一开始不知道作为老师的你本身就是诗人？为什么要淡化这种身份？

　　王小妮：现在资讯太发达了，后来的学生就都知道了。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诗人是特殊的，大家不必太把诗人想象成特别的样子，我希望让他们明白诗和诗人的平凡。每个人身上都有诗性，那东西并不高深。我曾经说过，“诗人不是身份也不是职业，它比爱好还低一点，但它和你的身体离得更近，是一种属性。”

　　羊城晚报：在这个年代，孩子们越来越早熟，不少在初入大学时就已相当世故。能不能说，90后身上的种种问题，其实是我们社会本身的问题？

　　王小妮：在我教的学生里有很多贫困生，甚至到一顿饭多花一块钱都会耿耿于怀的地步。对于他们，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背诵海子的什么春暖花开？还不如取消课间休息，好提前十分钟下课，这样他们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抢在别人前面去、省得排队，更加现实。还有，一位大四学生刚对我说，上大学前她最快乐的事就是考试发挥好了，最不快乐的事就是考试没发挥好，在“考试人生”里她的18年就过去了。诗意、敏感，在贫困的孩子身上已经很少见和太短促了。

　　每一个人都没法不被环境影响和造就着。问题培育着我们，我们培育着问题。大家都在一起，你说学生太世故，我也可以说高等教育和为人师者更世故，在学生面前，这个群体更肮脏。孩子有问题，社会和大人难逃其责。

　　羊城晚报：今年起你不再在海南大学教书了，为什么？

　　王小妮：不能把现实理想化。大学是什么？是个“灰色的江湖”，设定规则，然后大家一起浑水摸鱼。你不习惯你不屈从就退出，道理无比简单明了。

　　羊城晚报：可是，连你都不愿意再当老师了，这个“灰色江湖”不是更不可改变吗？

　　王小妮：高校的问题和中国教育的问题都是体制问题，任何个人的抵御都会被粉碎。但是，高校里面也有好老师，虽然可能不被高校所宠，但也持续地向学生传输着好的理念和知识。另外，一个年轻人的长大，不能全靠老师，真正可以信赖的是自己成长，最后这点我已经能不断地看到。

　　羊城晚报：尽管你不教书了，但我看到你在微博上还是会和学生互动。从2005年到现在，跟学生相处这几年下来，您自己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小妮：我感觉变得更宽容和善于倾听，心变得软和。我的学生卫然说我变得温和多了。全得感谢这七年里陪伴我的大约1000个年轻人，这可不是一句客套话。

　　王小妮新作二首

　　1  致有晚霞的黄昏

　　天空正粗心地翻烤它的食物

　　胡萝卜云正在变红

　　很小的飞机穿过火线撒出大团的盐。

　　金子都扑过来打扮玻璃。

　　迎面过去的路人

　　不知道谁的背后在流血。

　　天糊了，就眨眼的一会儿

　　焦了的荆棘

　　欢快的心里钻进一条黑刺身。

　　现在才知道害怕

　　天已经变脸

　　夜晚的布袋子就要来蒙我的头。

　　2  致跑得飞快的流云

　　灰白的军团浅黑的军团

　　纠打着一直翻卷向东。

　　这是要把天盖也卷走的大撤退

　　这回就是真的了。

　　黑云过来，带走了每个人的头发

　　晾晒的衣裳轻快地上楼

　　那脚不沾地的队伍

　　就要接走天灵盖了。

　　翠鸟在啄笼。

　　可是我们已经和水泥做了亲

　　遍地的喇叭响

　　没见谁还敢想入非非。

　　呜呼。

　　2012年12月

　　记者手记

　　发现“十个春天”

　　的诗意

　　在采访的尾声，王小妮摘录了她正在写的新《上课记》其中一段：

　　“其实我最不适应的就是言说，七年来适应了一些，我最适合是单纯的关系，是和自己待在一起。我能做的就是写出来，以一个个体，而不是任何一个职业的从业者。”

　　“我不够昂扬和主流，不能看到和指出更美好的路，能把握和感受的只是零星的片段，我比他们还无力。”

　　在网络上，年轻的高三孩子希望成为王小妮老师的学生，却被告知她已不再教书。无法想象网络那头的失落。不知道，《上课记》以及正在写的第二本《上课记》，能不能给这孩子一些安慰。

　　读完《上课记》，看完王小妮和那些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孩子的故事，我的采访有些假公济私地从个人近来的困惑谈起。一位北大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北大课堂里，抬头放眼望去，学生几乎都在用苹果笔记本电脑滴滴答答地记笔记，这些几乎都是家庭条件很好的孩子了。当然，穷人家的孩子也有，但确实越来越少，一件白衬衫穿四年的穷学生不见了。

　　在这个年代，穷人家的孩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混出头，似乎真的越来越难。因为起点不一样，因为各种资源配置不一样，上升通道被各种社会关系挤压得越来越窄。

　　王小妮说，这个问题比高校里的问题更急迫，来自乡村的孩子看不到希望，想努力都不知道该怎么努力。每年都有将近600万人进入社会，而她的学生毕业一年后，有的工资还不到两千块。相比建筑工地的农民工，辛苦劳累做苦力，倒有可能拿到四五千。“这种情况长时间下去肯定不行”。“关于上升通道，实在是现在最迫切的，事关社会结构和基本的安稳，我们将渐渐看到它的影响又无能为力。”她说。

　　我有些不甘心：真的只能如此悲观吗？乐观的希望，是否也逐渐变成了某种理想主义？

　　还记得在《上课记》的前言中，王小妮写道：“在今天，一个自认的好人总不能什么也不做，总不能继续束手待亡。哪怕多数人都在侧目观望，认为我做的这些全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崔卫平说，诗人王小妮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一首教育诗。她在课堂上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

　　然而，尽管这样，她最终还是离开了海南大学。我有些黯然。

　　而王小妮给我的答案是：至于理想主义，我理解它永远仅属于个人的内心，不能向任何外在去索求。就是这样一句简单却有力量的话，让我感动了很久。

　　于是，我决定把她与我分享的这些都写下来，与你一起参详。

　　人物简介

　　王小妮，1980年代朦胧诗代表人物，1955年生于长春市，曾随父母插队农村和作为知青下乡，前后共七年。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做电影厂编辑。1985年迁居深圳。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

　　近年作品有：《上课记》(随笔，下图)、《安放》(随笔)、《倾听与诉说》(随笔)、《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诗集)、《世界何以辽阔》(诗文集)、《方圆四十里》(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