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走出的诺贝尔文学奖

　　北京时间12月10日23点30分，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会大厅，中国作家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将如期举行。12月8日莫言发表领奖演讲主题是：“文学、故事、家乡、亲人”。

　　在经典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一个常见的现象：作家与他们的故乡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故乡是一个人的诞生地，是婴幼的摇篮，是哺育童年和青春幻想的一方热土，是一个人今后无论走到哪里都难以忘怀的心理地图的中心。故乡对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外作家的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乡土类型写作是否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俗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谈暴力、血腥的写作

　　文学创作除了呈现美还呈现恶

　　羊城晚报：莫言的小说创作从80年代至今基本以故乡高密为背景，乡土要素是否就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

　　张柠：高密东北乡是莫言创作灵感的源泉，但他创造的世界跟高密东北乡不完全吻合。好的小说家肯定创造了另外一个世界，与我们这个充满遗憾的现实世界不完全合拍，他的艺术世界本身有自足性。莫言得奖一方面跟他的故乡题材有关，但写故乡不是一个作家获奖的理由，而是他笔下这个加引号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自足的、文学的、艺术地创造出来的世界。

　　羊城晚报：读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陈忠实的白鹿原，发现白话文运动以来，重要的中国作家的小说创作似乎都在营造一个个属于自己的“故乡”，然后在故乡民俗风情的描写中，加入历史、情欲、暴力等元素，进行排列组合。这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写作套路？

　　张柠：不能说有什么套路，因为文学创作忌讳和别人一样。童年是作家最深刻的记忆吧，这些现代作家生活在大都市里，最能填补他内心深处精神空缺的还是童年记忆。沈从文一直生活在北京、上海，但是他写大城市生活总不能得心应手，一写到童年的故乡湘西就写得特别美，而且有时空距离感。莫言也是如此。

　　但莫言跟沈从文最大的区别是，沈从文想象中的湘西世界更多是美的东西，欲望和暴力在他的代表作中相对少一点。当然，沈从文也有很多作品表达蛮荒世界的残暴，这种残暴在他笔下是来自于生命深处的，在他看来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一个民族原始生命力的迸发。跟城市人的心计、算计相比，他觉得原始的残暴更可爱。莫言笔下乡土世界的暴力，更多是外在压力加诸于笔下人物身上而引起的一种特殊的对抗方式。人物受到的外力，有可能是早期抗日战争、八国联军带来的外辱，还有可能是村长等权势者施加的暴力。对于后者，人的应对方式不是简单的反抗，而是语言上的辱骂、戏谑、调侃、讽刺。莫言笔下的农妇形象比较好，她们就是用辱骂、撒泼、自我贬低的方式对抗，显得特别反常和荒诞。普通读者读到这种语言暴力会觉得陌生，其实这是乡土社会底层人特殊的自卫方式。

　　羊城晚报：有没有必要把残暴的场景描写得如此直白？会不会反而被他人以欣赏的心态作为消遣？

　　张柠：很多读者，包括我的学生甚至研究生，都提出过这种观点，认为莫言写的场景太残暴、太露骨，特别是女孩子。我是这么看的，首先莫言的读者应该是成人，不能把这些场景选入孩子的教科书里，成人的阅读趣味应该更宽泛。

　　文学作品当然可以呈现美的东西。古典文学多呈现美，过滤残暴，让人读完心情好，甚至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现在年轻人不是流行治愈系吗？但呈现美并非文学唯一的任务。真实世界是很残酷的，我们却通过各种方式遗忘历史、现实和人性深处的残暴性。文学创作除了呈现美，还可以呈现人性之恶，目的不是给人欣赏，而是唤醒，让你反思人性和历史的复杂性。很多普通读者更喜欢读一点朱天文、朱天心的港台美文，这种作品往往变成心灵鸡汤，读者难以直面残酷的人生和历史。除了呈现美，现代文学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追问，为什么美？谁毁了它？另外，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意义在于整体结构，不在于片段是否残酷、暴力、露骨，要根据整体叙事逻辑来评判。

　　谈“故乡”之外的写作

　　一代人的阅读耐心越来越差

　　羊城晚报：如今仍在创作小说的作家中，有哪些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故乡”经验？

　　张柠：有很多作家不怎么写故乡，比如格非，他既有幻想主义题材，也有现实题材，写历史背景不怎么清晰的个人；王安忆上个世纪90年代的很多作品写上海，但她也写历史题材，如《天香》；毕飞宇的一些作品中故乡色彩也不浓，《推拿》就是城市某条小街上推拿店里的故事，历史背景很淡。现在年轻一代作家譬如“70后”一代，故乡色彩很淡，他们写漂泊者，是真正的现代主义文学主题，不是技术、技巧、形式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而是灵魂、精神意义上的现代主义。

　　到今天，尽管莫言等作家还在写故乡的题材，但故乡题材的资源已经快耗尽了。年轻一代的作家不可能再写故乡，他怎么写？从小过城镇化的生活，从小学念书到高中然后考大学，过现代市民社会的生活。他与故乡血肉相连的感觉没有了，必须写单独的个人与单独的个人之间的故事，以及单独的个人与物之间的故事。爱情、性爱、漂泊、流浪这些主题应该会慢慢多起来。像莫言、贾平凹这种写法，年轻的一代是没法写的。

　　羊城晚报：莫言的小说里花很大很长的篇幅写民俗、写历史。如今人们有电视、电脑，想象力充足，这种慢慢铺开的写作手法是不是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反而倒退了？

　　张柠：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记录和传播手段，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机，文学创作的形式是否应该更节约、更独特，而不要再重复电视、电影和现代数码技术可以替代的功能？这是值得当代写作者注意的问题。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用文字描写一个场景和用摄像机拍摄一个场景，效果完全不一样。但现在更年轻一代的读者可能更喜欢看影像，直截了当，不愿意通过一段很长的文字缓慢地铺开对世界的描写，没有耐心了。影像看起来真实，但有可能是假象，文字描写似乎不能迅速抵达真相，实际上它恰恰能起到这个效果。文学相对其他手段显得太冗长，我理解为一代人的阅读耐心越来越差，因为生活速度以及获取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快，越来越功利。

　　莫言谈故乡

　　2002年3月6日，《羊城晚报》发表记者陈桥生对莫言的专访：《发明着“故乡”的莫言》，2010年此篇专访被莫言本人收入专集《莫言对话新录》。其中片段：

　　莫言：小说家笔下的故乡当然不能与真正的故乡划等号，故乡高密在我的创作世界中，刚开始还有现实的意义，越往后越变得像一个虚幻的遥远的梦境，实际上它只是我每次想象的出发点或归宿。最早使用“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是1985年在军艺念书时，当时也没有十分明确的想法，就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里，几乎是无意识地写出了“高密东北乡”这几个字。后来成了一种创作惯性，即使故事与高密毫无关系，还是希望把它纳入整个体系中。但我也觉悟到一个问题：一个作家故乡素材的积累毕竟是有限的，无论在其中生活多久，假如要不断用故乡为背景来写作，那么这个故乡就必须不断扩展，不能抱残守缺炒剩饭。要把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故事、细节、人物等都纳入到故乡的范围里来。后来我给故乡下了一个定义：故乡就是一种想象，一种无边的、不是地理意义上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

　　梁爽、唐子湉、 何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