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我没有一蹴而就的幸运

　　竹林：我没有一蹴而就的幸运

　　新作《魂之歌》讲述知青年代的“传奇故事”

　　1979年，一部讲述知青生活的小说《生活的路》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发行量突破百万。年轻的作家竹林因此被称为“知青文学第一人”。翌年，她与叶辛、张抗抗、王安忆、叶文玲、蒋子龙等一同进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进行系统的写作学习。如今，这被誉为“中国文坛黄埔一期”的班中不少同学已功成名就。竹林依旧在位于上海郊区的住所里默默写作，三十余年来，她始终坚持用作品表达自我，完成与读者之间的沟通。

　　在市场和宣传似乎越来越重要的今天，不少作家在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同时愈加“能言善辩”，竹林却从来不属于这一类人。在公开场合，她的少言有时让旁人替她捏着把汗———她似乎真的没什么可多说的，但只要认真读过她的作品就会明白，她所有想说的都已在作品里倾诉了。“我不羡慕别人的荣誉和名声，我人生的艰难时期已经过去，现在衣食无忧，我愿意在喧嚣的城市生活的边缘寻觅一块相对的净土读书学习和写作。我认为写作本身就是寂寞和孤独的事业，但它的心路历程却相对较其他人更丰富多彩，这就填补了寂寞的空缺。”

　　写作之外，竹林还是一个慈善团体的积极分子，每月捐款，参加团体慈善活动，参与对贫困学生的助学活动，并为她曾经插队的地方某中学募捐。对她而言，作家创作的驱动力不应当在于外界的肯定和各种荣誉，发自内心的“爱心”才是写作的动力和源泉。

　　作品背后的竹林，是个好玩的人。她乐于并善于接受新生事物，而且不惮于在作品中进行各种尝试。换言之，她并不在乎是否会偏离固有的“知青文学”作家形象，名声对她而言远不如写自己感兴趣又好玩的事情来得重要，“仅有文学的阅读是跛脚的，仅耽于幻想也是不够的。生活，有时会像个多棱的水晶体，闪出令人炫目的灿烂光彩”。多年以前，她就沉醉于科学向她展示出的全新的世界景观，阅读各种科学书籍，向专业人士请教，还特地赶到浙江大学去听英国科学家霍金关于宇宙形成的理论的讲演。在学习中，她慢慢发现自己所学的宇宙知识在国外是小学生的科普知识，可在国内，许多中学生、大学生也未必有机会接触到，五四时期要请的“赛先生”至今没有真正请来。她十分敬佩爱因斯坦、霍金这样的科学家，许多科学家正是从小说家的想象力中得到了启发，而文学创作更可以从科学新发现中汲取无尽的想象力。在不断摸索中，一种对于小说创作的新想法逐渐浮现，《今日出门昨夜归》、《灵魂有影子》 等具有科幻色彩的小说陆续诞生——“我终于找到了。我以科学的理念来构筑小说，让幻想在理性的制约(是制约也是翅膀)下进行，同时又以文学的想象来张扬科学的理念。让文学与科学，或者说科学与小说联姻。”

　　在《生活的路》和《呜咽的澜沧江》之后，竹林于近期推出以知青生活为背景的第三部小说《魂之歌》，小说以五十余万字的篇幅讲述知青年代围绕一块“魔石”所发生的离奇曲折的故事，科幻、悬疑、惊悚等元素在其中均有体现，围绕X光激光、魔石X、星球大战计划等展开了对于人物命运的轨迹与灵魂的拷问。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一次采访中，竹林偶然了解到一个年轻科学家的遭遇：“文革”后期，他提出了X光激光的研究课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数年研究而取得初步成功。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他的成果非但不被承认，更招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打击，最后郁郁而终。获知此事后，竹林深感震动，“我当时就想写一篇报告文学，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呼吁。我甚至像祥林嫂一样向一些同仁和朋友讲这个故事，也向一些媒体讲了这个题材。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几乎没有反应。我心里一直感到苦涩与悲哀。”这个故事在她心里一藏就是几十年，直到她开始着手准备《魂之歌》，这个因为“文革”而饱受迫害的科学家形象又浮现在她眼前，并最终在作品中得以呈现。

　　虽然习惯在安静的地方思考和写作，但为了《魂之歌》的素材积累，竹林曾至少6、7次赴云南景洪、瑞丽、丽江、怒江以及缅、老边境等地采访和收集材料，并在大量的讲座、资料查阅和问访中填补对于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知识的不足，力图让所写都有据可循。

　　记者：《魂之歌》 中许多情节涉及科学，宗教，信仰等元素，其中很多是传统意义上作家所不敢碰触的，有的怕积累不够无法清楚地阐释，有的则并不把这些放在眼里，认为这是对于现实的规避。您对于这些元素的兴趣来源何处？

　　竹林：写作中涉及的各种元素、思想是作品中人物的需要。一部作品中的人物，一旦产生，在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思想的演变以及人物关系的演绎中，自然地会产生出需要来。这些“需要”已不是作者要强加上去的，而是人物性格和思想内涵展现的需要。包括他们的理想和信仰，宗教和科学元素，都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须；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各自的思想信仰、追求，他们对科学、宗教、信仰的思考、质疑与论辩，也是客观的，人物自己的观点，读者和论者是不能将它等同为作者的观点的。这是个简单的常识性道理。但往往会有论者或审读者要将它混淆。这种情况在“突出政治”的年代，是习惯；时至今日，还有这种惯性的余存，则是令人遗憾的。

　　写作其实是个学习的过程。随着所写的人物、事件的深入，作者必须深入掌握资料，学习和研究自己并不熟悉的知识和领域。于是我就想到将科学与小说联姻，将一些新宇宙观、新科技、新理念嫁接到小说中去，使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带一些科幻、魔幻的色彩。但我在心中确定，我写的小说还是小说，它不是科普、科幻，不能像科普作品那样传授科学知识和谈宇宙，小说还是要靠人物、故事来说话，要有人文、道德关怀。

　　记者：小说中，许多事件和现象背后充满神秘性，也有许多不可知的事物，如魂魄，蛊术等，这些元素在您以往的作品中也有呈现，对您而言是否这些元素有其独特性和重要性？

　　竹林：神秘现象原是生活中的存在，古已有之，世界亦然。其中有的是人类尚未发现其本质原由，有的则是一种心理精神因素，寄托了人的信仰与对自己命运的追索，它往往是形而上的思考。我在小说创作中写到的神秘现象，都不是自己的杜撰，且仔细推敲，都会有其科学归结的。这些东西大多是从生活中来，而且服务于小说人物塑造的需要，有的甚至是小说构思的基础和灵魂。比如我在写长篇小说《女巫》时，书中主人公须二嫂的命运，就是我在下乡采访时听到的一个神秘离奇的命案故事。而《魂之歌》中的魂魄、放蛊等情节，也是我在云南边境的基诺族、傣族、傈僳族采访到的故事中综合构思出来的。

　　记者：《魂之歌》的创作过程长达八年之久，在心力上的投入超过了许多以往的作品。与高产量的作家相比，您的创作似乎很少受外界影响，并一直保持着一定节奏。对于您来说，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竹林：我写小说是写得很慢的。我没有一些著名作家那样的才气，能几十天或几个月写一部长篇。我的作品无论长短都是慢慢磨出来的，写完以后还要仔细琢磨修改。写长篇则更是写一章要回头仔细推敲一下，反复修改斟酌，待自己认为满意了才接着写下一章。整部作品写罢还要润色修改，不急着拿出去。有时甚至完成了还要在文友圈内征求意见再返工修整。我的写作常规就是不着急，慢慢来。这个“慢”的过程对我是一个享受。那些规模较大的长篇，都是经过了许多年的工夫才完成，我没有一蹴而就的幸运。

　　《魂之歌》立意的产生要推溯到上世纪90年代，而写就提纲到完成则花了八年多。一是因为其间插了两部校园小说《灵魂有影子》和《今日出门昨夜归》的写作；　二是这部作品里融入了太多新的元素——比如有外星生命与能量系统的科学畅想，有亚热带丛林的绮丽景观，有边陲荒蛮之地的奇风异俗和巫蛊文化；在使作品中的故事按提纲进入诡波云谲、层层迭进的同时，各色人物的思想也同步推进，于是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人物面对自己命运遭际而进行的理想、信仰和宗教义理的思辨。

　　面对这一关，当下最讨巧的办法是耍一下滑头绕过去，但我又觉得这样做是违背作家的良知的。小说里的人物需要冲破思想的牢笼，需要对人类的理想、信仰以及诸如自由、人性和宗教义理等进行大胆的探索与追寻；而作为小说，也只有让这种探寻从社会层面到人物内心世界同时进行，才会有人物间人性的博弈和灵魂的洗礼。而这也是一部小说的灵魂。如果丢了这些，写小说又有何意义？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大关。冲过去的办法是停下来学习和思考。于是便有了现在小说里的这些人物的思想脉络。而这些思想也只是这些特定人物自己的，不是作者的，更不是标准答案。但完成这些，则花了我很长的时间和精力。

　　记者：就知青和“文革”创作题材来说，近年来涌现了很多作品，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大演苦情片，或借这个背景演爱情片的大有人在，您认为作家应用怎样的写作才更接近于真实？

　　竹林：关于知青题材，时间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我们现在应该和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挖掘出这场荒谬运动的真正因由、对一代青年人天真美好的信仰和理想的贻误、欺骗和摧残，以及它对后来者的影响。也就是说，应该写出它更接近历史和生活的本质的作品来，而不能只是停留在演绎当时的苦难上；更不该借此为背景，贩卖一些情爱和猎奇故事，轻巧地回避事件的本质，依然唱着无悔的调子，糊弄后代。

　　现今的年轻人对这场运动已经十分隔膜，甚至根本无法理解了。然而亲历过的人大都还在，他们是有切身体验切肤之感的。一些电视剧作品中对于这场运动的“粉饰”，是亲历者所无法认同的。就我自己的认识而言，我的三部知青长篇小说，从《生活的路》到《呜咽的澜沧江》再到这部《魂之歌》，我对这场运动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

　　记者：在小说情节中，许多处可以说将“文革”时期的现实荒诞性延伸到了深山老林中，一方面与山人纯朴天性形成强烈反差，另一方面更深刻地讲述了“文革”对人性的压迫，是否在书写中就有这样的思考？

　　竹林：文学作品是表现和挖掘人性的。人性中外向的本能就是追求自由和幸福，而内向的，就是爱与欲望的矛盾挣扎。而追求自由，首先是思想自由；反抗压迫，也首先是思想的压迫。这在“文革”中是最为突出的，当然也是我想表达的。同时我更想表达的，则是对人的欲望的批判和大爱精神的弘扬，因为我不无遗憾地看到———科技的进步，并未使人类的自然环境和心灵环境变得更加美好，相反却越来越恶劣。如果文明之花是从被污染的心灵和土壤里开放出来，那么无论多么美艳也是有毒的罂粟花。可人就是这样生活在罂粟花诱人的芳香中，享受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损人利己的自私被看成是天经地义，无限膨胀的贪婪被当作当然的人性，巧取豪夺是高智商的表现，权力凌驾于人的尊严之上，而爱和奉献则变成了弱智的同义词。

　　更为痛心的是，在校园，我们视作未来希望的新新人类，也正受到来自社会，来自家庭的种种污染，以至在观念的变化中危机重重。而作为中国人，我仍觉得自豪的是，我们的祖先曾告诉我们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良善本性与生俱来，如洁白的珍珠一样人皆有之。珍珠被污染的过程其实是一场噩梦。但许多家长和许多自诩为师长式的人物，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以自己早已污迹斑斑的心灵，自以为是地指点着原本纯洁的儿童和少年，以丑陋为表率，把低俗当标尺，在爱的名义下把他们所爱的下一代推进噩梦。如此代代相传，那么未来人类所面对的，就不啻是一场万劫不复的噩梦了。

　　因此，我以为，爱的缺失是我们当今社会的重大病症。而弘扬爱，则是当今文学义不容辞的职责。二十多年前，我在台湾拜访慈济佛教基金会的证严法师，他提倡的“普天三无”给了我巨大的启示与震撼。他说：“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这是至高无上的大爱境界。它升华了我的精神世界，开阔了我的文学视野，也使我对宗教义理有了新的理解。

　　同时，它也使我认识到，爱是一种人生哲学，它非常深邃博大；基督教讲博爱，佛教讲慈悲，共产主义讲人类之爱；它是一种宇宙法则，是人类文明的基因，只有当人性中的爱战胜了私欲，人类才有广阔的前景。因此，爱也是文学千年不变的母题。所以，也是我在自己的小说中最想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