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斌：文学的祝福性

　

　　郭文斌，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宁夏作协副主席，银川市文联主席，《黄河文学》主编。长篇小说《农历》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短篇小说《冬至》获“北京文学奖”，散文《永远的堡子》获“冰心散文奖”。著有《寻找安详》《〈弟子规〉到底说什么》、小说集《瑜伽》、散文集《守岁》、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等十余部著作，出版有《郭文斌论》。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外文。　　

　　在北欧访问的时候，有学者问，为什么我的文字总是那么安详温暖，是否有意规避现实。我说，恰恰相反，那正是我们真正的现实，如果把中华民族看成一棵参天大树，它的根部正是安详温暖的，否则，它就无法保持5000年的生命力。他说，那又如何理解文学的批判功能。我说，在我理解，文学除了教科书上讲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批判等功能外，应该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祝福功能。近些年，我收集到了许多事例，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村上有两位小伙，一同闯世界，一位因犯罪被判了8年，另一位因为偶然读到两本书，走上改过自新的道路，2010年还被评为孝亲模范。当那个被判了8年的孩子从狱中出来，这位因为两本书而脱胎换骨的青年，孩子已经6岁了，这是多么让人悲伤的人生画面。8年来，我坚持和这位服刑的小伙子通信，发现他十分单纯，只是喜欢模仿一些书上的情节逞能。读着这个孩子的来信，我在想，写这些书的作家是否想过，他们的文字可以把一个孩子送进牢狱？

　　细想起来，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人的心灵是一个田野，任何进入眼睛的信息都会成为一粒种子，这些种子构成人的潜意识，而人的行动是由潜意识支配的。我们今天读到的一句话，可能在很多年之后开花结果。当一个人在关键时候脑海中闪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对婚姻就是一种态度，如果闪过“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他对婚姻就是另一种态度。

　　常常有这样的体会，看到别人有好事，心生嫉妒时，赶快起诵《朱子家训》中的“见人之得，如己之得”，就释然；送别人一件东西，不久又后悔了，赶快起诵《朱子家训》中的“与人不追悔”，就释然；帮了别人一个忙，却未得到对方的感谢，心里就不快，赶快起诵《朱子家训》中的“施恩不图报”，就释然；想起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心里不免会有怨恨，赶快起诵《弟子规》中的“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就释然。可见潜意识中的短句对人的解脱作用。

　　另一个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在接受了欲望的诱导后，必须要寻找欲望的出路，那么满足欲望的行动就发生了。以性行为为例，在不少文章中看到，许多人的第一次性冲动都是在阅读(大阅读)中发生的。现在，每年有1400万人堕胎，有7万人死于堕胎，其中大多数为未婚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在性行为前，难道没有受过不良信息的诱导？如果有，制造这些不良信息的人是否想过，正是他们间接地给这些孩子制造了不幸？

　　祝福功能必定来自于祝福性。在第22届北京图博会上，有位出版家说，他认为书没有好坏标准。我说书绝对有好坏标准，一个孩子走丢了，有责任感的人应该把他带回家，但也有人在干着拐卖的事，如果我们承认在带回家和拐卖之间有价值差别，我们就要承认书是有好坏标准的，因为有些书就是把读者带回家的，有些书就是把读者带离家园甚至拐卖的。

　　也许有人说，文学毕竟是文学，不是教育学，没必要让它承担教化义务。在我看来，这无异于说，菜不是主食，没必要讲究卫生一样。因为无论是主食还是菜，我们的孩子都在吃。

　　如果我们承认《水知道答案》中的实验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要承认祝福不但是一种心理存在，还是一种物理存在，那么，我们接受一部带着祝福心态创作的作品，无疑就是自我保健，接受一部带着诅咒心态创作的作品，无疑就是自我伤害。

　　要想保证文字的祝福性，写作动机和出版动机显得非常关键。一本书有没有祝福性，最关键的要看作家和出版家的动机。如果我们在下笔时、在出版时，心中没有读者，只有利润，祝福性是很难保证的。

　　那么，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动机写作？依我浅见，“父母心肠”是一个底线。带着“父母心肠”写作，带着“父母心肠”出版，应该是作家和出版家最基本的动机。

　　在拙著《农历》的创作谈中，我讲过这么一段话：奢望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看的书，又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看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带来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我不敢说《农历》就是这样一本书，但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为了尽可能接近这个标准，我反复修改书稿。就在书排版后，我仍然让出版社寄来校样修改，同时复印多份，让同事、朋友包括妻儿看，对于他们提出的不妥之处，我基本都作了修正。就在我申请修改第6次时，编辑说，他做了几十年编辑，出了几百本书，没有见过像我这样追求完美的，他实在没有耐心再给我寄了，我才作罢，否则大概还要修改第7次、第8次……《寻找安详》《守岁》等书也是同样。这些拙著出版后有不少读者批量义捐，让我更加坚信，心灵感应是存在的。

　　当然，也有即使拥有“父母心肠”也难下手的时候，这时，找到一个基本原则就显得特别关键。201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让我编选一部散文精选集，打开剪辑本，觉得每篇都喜欢，都舍不得，但书的容量毕竟有限，我非常犯难。一日翻阅禅宗公案，当读到两则故事时，便有茅塞顿开之感，觉得它简直就是再好不过的标准。

　　一则是：百丈禅师每日上堂，常有一老人听法并随众散去。有一日却站着不走。师乃问，立者何人？老人云，我于五百世前曾住此山，只因讲错了一句话，被罚作五百世狐狸，今服刑期满，乞师依亡僧礼烧送。师应，老人乃去。次日，师令众僧到后山找亡僧，众僧不解，因未闻禅林近有亡者。师便带众在山后去觅，果无亡僧，却有一只黑毛大狐狸死在大盘石上。师告因由，僧皆大惊。遂恭然依亡僧礼火化安顿。

　　另一则是：盲尼听完晚课，师父说，天已经很黑了，你打个灯笼回去吧。盲尼说，我一个瞎子打灯笼有什么用？师父说，有用啊，你是瞎子但别人看见你手中的灯笼可以让开你啊。盲尼说，那我就打上吧。不想半路仍和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盲尼说，难道你就没有看见我手中的灯笼吗？对方说你灯笼里的灯早已灭了。盲尼恍然大悟：原来一切外在的光明都是靠不住的，一个人需要找到自己本有的光明。

　　遂从近百万字的文字中，首先挑选在我看来不至于被罚作五百世狐狸的文字，从中再选在我理解多少有点唤醒作用的文字，多少能打开读者内在光明的文字，然后结集为书，名为《守岁》。在我看来，不被罚作五百世狐狸，是祝福的下线，能够打开读者本有的光明，是祝福的中线，能够把读者带进根本快乐，是祝福的上线。

　　而要唤醒他人，唤者要首先醒来。同样，要想保证文字的祝福性，写作者自己首先要拥有祝福，最起码，要把生活方式变成祝福方式，因为只有我们把生活方式变成祝福方式，我们才能让我们的想象力成为有根之木，有源之水，也才能真正保证我们的真诚心和敬畏心。如果一个人没有登到山顶，他是无法描述真正登到山顶的体会的。因此，要写一本让人们“一览众山小”的书，就必须先登到山顶。现代社会之所以有那么多伪幸福学的书，就是因为写作者自己都没有找到幸福，却在大谈幸福，这些书当然不能解决人们的心灵疾患。阅读也同样，一个没有登到山顶的人，也是无法理解“一览众山小”的境界的。人们之所以感叹读不懂经典，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经典去生活。也许有人会说，作家不可能把所有生活都体验到，这是事实，但生活虽然不同，爱的成熟度却可以类比。就像古人登到泰山之巅，我们登到华山之巅一样，最关键的是，我们都要登到山巅。

　　依我浅见，要想保证文字的祝福性，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大米再简单地做，也是大米，沙石再精心地做，也是沙石。要想提高文字的祝福性，方向比细节更重要，高速列车走错了路，显然要比牛车走错了路麻烦大得多。依我浅见，要想提高文字的祝福性，安全性比精彩性更重要，原子弹投向人群显然要比石子投向人群更可怕。一部作品能给读者带来祝福，发行量越大越好，否则，发行量越大危害越大。如果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名气，往往会被名气吓出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