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掖平：

　　我想谈谈蒲松龄短篇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启示。第一，好的故事能够直击人心，能够感动人性、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好的故事永远在民间。张炜说，他在采风时听到许多类似《聊斋志异》的故事，为什么这些来自鬼魂世界的故事能够让我们感念？因为它们接地气，它们来自有着丰厚民间资源的大地。小说家应该把故事的建构根植于大地、根植于文化传统，我们不会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陌生，我们不会拒绝来自民间、在大地上生长的故事。一个好的短篇小说，必须讲好一个来自民间、大地的有感动力的好故事。

　　第二，蒲松龄的小说之所以这么多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在于他的小说在结构上沿着现实进入虚幻，同时又能够在虚幻中重返现实，也就是说，他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找到了一个绝好的平衡点。如果我们只写鬼怪，就会离现实太远，如果只写现实，又会显得过于真切。在虚与实之间，在进去与出来之间，人性的多面性得到了丰富展现。文学虚构必须和现实生活的体验紧密结合起来，在虚与实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制衡点。

　　第三，还要有人文情怀和道德判断。之前，我在博士生课上分析《爷爷的“债务”》这篇小说。当所有的小说都追求讲一个花哨、先锋、时尚的故事时，作家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必须把揭露黑暗、恪守更重要的真善美情感立场摆在首位，也就是将写故事、写情感的大境界放到自己作品中。面对道德生态恶化的今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该不该像小说里的爷爷一样，让良心背上一点债务，反思道德生态的恶化？我们该承担什么责任？文学创作该永远引导人性向真、向美、向善。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在蒲松龄小说中一直存在，表明了他最高尚的道德判断，在鬼怪身上同样闪耀着人性光辉。蒲松龄在他们身上呼唤美好的人性、人情，唤起了读者对美好与温暖的向往。

　　此外，我还想谈一些对于评奖本身的建议。我希望能把奖项颁给最好的作者，无论获奖者是名家还是新人。要把真正的好作家、好作品一律囊括在奖励范围内，还要适当放宽选择小说的入选范围，让合格奖项的推选更接地气、接人气，这样才会发现更多有灵气、有活力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