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海阔天高之量 养先忧后乐之心”

——国学大师姚奠中先生访谈

作者与姚奠中先生(右)合影

　　日前，笔者在山西太原姚奠中先生家中向百岁国学大师求教了当代文化传承中的诸多疑惑，先生以恢弘气度、深厚学养，逐个予以回答。录而复览，如洪钟在耳，不尽感慨系之。

　　贾克勤(以下简称贾)：姚先生，您从教70余年来，在文字学、经学、诸子、文学方面的成就都很突出。您始终以弘扬讲习精神为己任，探究学术真髓，追循教学绳墨，很多文章针对很多学者不注意或不屑一顾却急需解决的问题。请先生谈谈在治学之思想方法上的一些认识，为我们提供一些好的借鉴。

　　姚奠中(以下简称姚)：我在《书注与读书法》中说过，读古书、治国学，追求的是其精神内核。整理书注，为发扬固有文化中刻不容缓之事，惟与民国以来整理国故者之所为有别。这里所谓“民国以来整理国故者”有注解标明：“时贤之整理国故者，恒以科学方法为标帜。然考其所为，亦仅为古书多增数解，又未必能合于原意也。至其造说不根，牵强附会者，尤不在少。所为益多，繁芜益甚，是国故终未能整理也。”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库。它有五千年文明积累的智慧与成果，可以帮助人类选择健康的发展方向，有许多优秀的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但同时要看到，在五千年的长途跋涉中，中国文化也蒙上了历史的尘埃，有些腐朽的东西存在。可是现在兴起的国学热中，有人就把传统的一切东西都看成了宝贝，把一些糟粕也翻腾了出来。比如说“二十四孝”，其中好多是非常荒唐的故事，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本来编撰得就很不高明，不值得一提。即便是真有其事，也是糟粕。可是现在却有人当做优秀传统来弘扬，我认为这实在是很不好的。

　　在治学中我很信奉章太炎先生“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这一学术观点，在半个多世纪里我们一直都在实践着这一教育思想。“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出自章先生《菿汉微言》。我认为，越是通俗性的读物，越需要大学者来写，它的受众面广，一旦有错误，影响的就是一大片。因此越是大学者，就越应该面向社会，为大众多说话。了解的人都知道，编撰通俗读物，不仅单位不计工作量，而且对提升作者的学术地位也没有太大意义。这样更能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两点看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这是和人生境界、学问修养相联系的，需要排除功利欲望，有相当的学问功底才能做到。

　　贾：姚先生你最重视通才教育，在通才教育方面有很多学术实践，您也常讲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您的《讲习文集》五卷本中的论学、序跋、评点、札记、残稿、简史、译稿、诗词、叙记、书信、年表、访谈等学术文章，可以说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领域的文、史、哲、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以及古代诗书理论，都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也可以说是您教育思想体系和“博而后专”通才教育理念的全面展示。我认为当前文化建设中更需要“通才”，教育中也非常重视素质教育，请您谈谈这些方面的经验。

　　姚：庄子在《天下篇》中提出了两个概念，这就是“道术”与“方术”。所谓“道术”就是研究事物全面性、整体性把握的学问，是对道的全面体认，所把握的是基本精神。而“方术”则是拘于一方的学问，它所得到的只是事物的局部，根本不能把握大道的基本精神。“方术”是由“道术”分裂而形成的。不能为“道术”，便只能为“方术”。现在这种过细的学科分类，其实就是庄子所说的“方术”。国学则是要返回“道术”，拆除掉设置在文、史、哲之间的隔离墙，在“通”的思想指导下，打好学术基础。

　　解放后学科分得越来越细，不仅是文、史、哲分开了，文、史、哲中又要细分。如“中文”学科里一个古代文学，还要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几个段落，每个人只搞一小段，结果搞“先秦文学”的不懂“唐宋文学”，搞“唐宋文学”的不懂小说戏剧，更不用说外国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了。在一个语言中，也要分成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搞古汉语的人讲不了现代汉语，搞现代汉语的人读不了古文。而现代汉语中又要把语法、修辞、语言学概论分开。这样各自画地为牢，怎么有可能把问题搞通呢？

　　近50年来，我国还没有培养出一位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那样的大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通才教育方面失之于偏颇，专业知识的覆盖面太窄，这是个深刻的教训。

　　贾：姚先生您作为章门学人，秉承章门学问为现实服务的遗风，在半个多世纪教育实践中，始终坚持“博学为知，用世为归”的教学理念和文化传统与价值观，把学问变成人生修养的一门课程，变成观察、认识、分析现实的一种眼光与智慧。很多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姚：对于传统文化，章先生反对因循守旧，而是要发扬光大，力主和现实联系，有利于社会进步，这和他的革命精神是相一致的。章太炎先生的“可以明进化”“可以审因革”的学术观，同样是为了 “观世知化”，即观察社会、懂得变革，至今仍有学术价值。

　　对诸子，从初中时起，就买了《十子全书》，泛读后，最喜老、庄、墨三家，特别是庄。到章门后，我的研究方向，就定为诸子，而以《庄子》为重点。我认为，庄子认识事物、事理都是相对的。庄子对人生的最大启示是看待事物，要从更高的层次看，就可以看透事物，看“明”事物。庄子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待人接物就不会偏执。这是非常独特而高超的一种境界。

　　贾：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先生把自强不息、乐天知命的中华民族精神融汇于一身，形成了积极进取、乐观坚毅的文化品格，深铸于道德文章之中。“读遍古今史册，阅尽苍桑变故，天道有常科。只要身心健，不怕浪涛多”，“充海阔天高之量，养先忧后乐之心”这样的警句可以说是先生学术实践和生命实践的思想结晶，也是先生对儒家文化中的为己之学，追求人格独立、尊严和生命完整发展等问题的真实回答。

　　姚：我讲的国学概念，其实就是指文化与价值意义。尤其是儒家文化，是一种关涉到国人生命素养，追求个人人格、尊严和生命完整发展的养根基之学。强调的是“为己之学”，就是指“因心以会道”，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要生活的充实，要心灵境界的高妙。我经常书写孟子的语句：“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其“大”就是由“充实”与“光辉”交融为一，才能成为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就是所谓的“神圣”，这样才能可大更可久。人生每个阶段都应进行总结，我是习惯了用诗这个方式进行自我总结和勉励的。六十初度时有诗：“万里方开步，无暇问五湖。”七十岁时自叙：“犹当争岁月，寰海共朝晖。”印象较为深刻的还是八十岁时的自叙诗：“八十之年，忽焉已至。蓦然回首，恍若隔世，坎坷蹭蹬，曾无芥蒂。不见成功，忧思难已。寄情文史，余力游艺。聊以卒岁，忘年存义。”九十之年也曾感叹赋诗：“德业愧前哲，尊闻行所知。”到了九十五岁，我写了：“享年九十五，自儆怀卫武。以此树家风，可大更可久。”

　　贾：先生“远富贵，淡名利，从义为怀，勇决为行”的人生境界久为学界推重。“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就是明证。步入晚年，先生以倡扬国学为己任，把自己的书法精品和百万元的积蓄拿出来作为姚奠中教育基金会的资金，更是令人景仰。

　　姚：我说过，现在是掀起“中文热”的最好时期，要承传中国文化，既要有理论，更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把自己的一些书法作品和百万元的积蓄拿出来作为国学教育基金会的资金，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对国学教学和科研提供一些支持也是应该的，不值一提。

　　在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感言中，我认为获奖得名应该是高兴的，但名为实宾，是身外之物，对个人无足轻重。由于书法又是文化载体，因而对社会具有双重作用。我说过，诗、书、画、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既能体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面，同时也能表现中国文化以“中和”为美的基本思想，从中可以陶冶情操，使人格得到升华，丰富内存的精神世界。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就是指“因心以会道”，完善自己的人格。这种东西西方没有，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是人类非常宝贵的一份精神财富，无论如何都应该重视。所以，我们既要字写得正、写得好，为书坛树起一种正气，还要在书法创作中重视学术意识、文化品格和人格风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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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奠中先生，出生于1913年，山西省稷山人，是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晚年招收的7名国学研究生之一，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章太炎弟子。先生从1936年起即胸怀教育救国的理想，辗转江苏、安徽、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高校任教，1951年秋回到山西大学。曾任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改革开放后，历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山西省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主委等。先生的学术思想贯通文史哲领域，在文字学、经学、诸子、文学方面成就突出，其诗词创作高迈古朴，绘画气韵生动，书法更是众体兼善、气象浑穆，尤为学林踵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