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奇”的色彩加深关注度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陆卓宁专访

陆卓宁

　　□羊城晚报记者 李雯洁

　　实习生 于艳芳 曾丹丹

　　海外女作家的主体意识更充分

　　羊城晚报：近年来张翎、严歌苓等一批海外华文女作家在国内“走红”，除了跟一系列影视作品的改编有关外，还有哪些方面的因素？ 

　　陆卓宁：从这批海外华文女作家来看，一是她们的作品在内容、表现形式和风格上，对国内读者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很有吸引力。严歌苓为什么影响这么大？你看她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大多带有传奇色彩，很适合改编成电影剧本，而且她的选材和角度都是国内作家没有涉足和表现的，这种“猎奇”色彩也加深了人们对她的关注。但这只是一个层面的原因，她们近年来的走红，还与国内学者的关注，以及一般社会大众阅读层面的关注有关，撇开作品谈，她们的海外作家的身份，对国内的读者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卖点。还有，我们也应该看到，海外的生活经验及其异于国内的文化生态，给他们提供了主体表达相对充分的完全可能。

　　羊城晚报：这个主体表达怎么理解呢？

　　陆卓宁：这批华文女作家，她们在国内即便受到相对完备的教育才出去的，但出去以后又在一种异文化当中生存，两种文化在她们身上发生交融、碰撞，形成了这样一些观察问题的角度，形成了这样一种不同的“想像”的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的主体是相对充分的。她们对问题观察的角度，甚至对同样一个记忆怎样去“想像”、我觉得她们获得了更自主、更自我的空间。比如说严歌苓写《小姨多鹤》中多鹤这样一个女子，她的传奇、曲折是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一种生活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只有离开了我们这种语境，在一种跨文化的背景当中，才能够比较充分地去刻画这个人物。

　　羊城晚报：为什么在这批海外华文作家中，近年来在国内比较活跃的都是女性作家？

　　陆卓宁：为什么是女性呢？首先是现代女性人文关怀的特质，女性文笔特有的细腻和深入，对世事人生的独立的感觉。另一方面男性可能面对生存的压力会大一些，女性尽管也有生存压力，但是家庭是比较正常的、健康的，女性就获得了比较充足的写作的空间。

　　海外作家多是业余时间写作

　　羊城晚报：与大陆女作家相比，海外华文女作家在创作上有什么特点？

　　陆卓宁：特点肯定是很明显的，海外华文女作家的作品是以跨国体验作为一个潜在的或者直接的表现对象、书写对象，比如严歌苓、张翎、虹影等都是这样。她们写中国的题材就是一种历史的记忆，但是她们的记忆是很个人化的，所以她们回过头来解读历史的时候，其实都是以一种“置之度外”的回眸姿态来写她们曾经生活过的、熟悉的，现在仍然在想象中的土地上的人和事。当然，国内有一批很有实力的女作家，像国内的王安忆、方方等的作品读起来同样是很丰富很深厚的。但是，海外华文女作家那种得以迥异于单一文化体系下的“想象”方式显然是国内作家所不具备的，所以她们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既熟悉又陌生东西就更具有艺术的冲击力。比如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同样是写“文革”，那是完全属于她个人的文革记忆，但渗透在小说中的忏悔意识，自我救赎的心理挣扎则冲毁了我们共有的“文革记忆”。

　　羊城晚报：她们在海外的生活如何？好像一些海外华文作家还有自己正式的工作，这跟国内作家们是不一样的。

　　陆卓宁：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体制，西方的作家特别羡慕我们中国的作家，有作协，还有那么多机构给他们提供机会，能够安心写作还有工资领，在他们来说是难以想象和比较的。海外的，像张翎一直是听力康复师，后来这两年就完全进行写作了。陈谦本来是硅谷的工程师，目前她也完全放弃了工作专心进行写作。有个叫施雨的，也是当医生的，现在也专门进行写作了。但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很多海外作家也还在从事其他的工作，写作大多还是业余的。

　　羊城晚报：从整个华语文坛看，华文作家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对中国文学又有哪些独特贡献？

　　陆卓宁：我记得王德威曾经说过，“当代中国小说的重镇之一在海外”。我觉得这里面的内涵呢，一个他们毕竟还是用华文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肯定是对我们的汉语写作的一个拓展和丰富，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写作经验。尽管在海外了，甚至加入了他们所在国家的国籍了，但是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他们的思维、表现、语言和文字，和他们的母体、他们的母语本身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些具有跨文化特点的文学文本，当然也已经表现出了与中国本土文学某些不同的品质，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相融的汉语语种文学。比如严歌苓，我个人觉得，她确实不论在海外女作家当中，还是跟国内的女作家比，她都是比较突出的，这当然既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对世界文学的贡献。

　　李雯洁、于艳芳、曾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