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见生命的卑微和坚忍

　　对话嘉宾：冯小刚(导演) 本报编辑：董 阳 任姗姗

　　1942年，抗日战争正值相持阶段，河南大旱使千百万人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影片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和佃户两个家庭为核心，展现他们的挣扎、痛苦、希冀和愤怒；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忽视加深了这场灾难，也为自己失败的命运埋下了种子。

　　1942年，河南的一场旱灾夺走了300万人的生命。50年后，作家刘震云采访当年的幸存者，他发现，这样一场人间浩劫，已经被当事人所淡忘，消失在历史的边际。

　　1993年，作家王朔把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推荐给导演冯小刚，冯决定拍成电影。

　　从《集结号》开始，冯小刚开始显露他对历史题材和严肃主题电影的“野心”。他从《甲方乙方》、《大腕》等贺岁喜剧片积累起来的人气没有被这一“转型”所折损，继续在《唐山大地震》上爆发，也让《一九四二》的上映得到观众的热切期待。

　　沿着逃荒路“走”出剧本

　　刻画大饥荒里的中国灵魂

　　编辑：电影表现了1942年一场大灾荒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当权者、军官、政府官员、传教士、外国记者、地主、长工以及他们的家眷子弟，也刻画了人性中不堪的一面，但电影并没有特别主观地要去批判谁。

　　冯小刚：小说原著里作者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它用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去追问，这个灾难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导致300万人丧生的大灾难从地缝里头消失了，这仅仅是一场灾难吗？因为小说是一个调查体，没有具体的人物和故事，所以作者的态度就跳到前面来。剧本一开始也依照这个路子，后来我们发现，当剧本中故事、人物和具体的人物关系形成以后，推在前边的作者的态度，就有点不必要了，干脆拿掉。电影当然需要有个态度，这个态度是谁的态度？应该是1942年这个故事里的人的态度，是灾民的态度，美国记者白修德的态度，蒋介石的态度，传教士的态度，日本人的态度，我们就把这些态度往前置。

　　所以在人物塑造上，我们把人物放进那个年代里去揣摩他(她)的态度和状态。比如花枝用自己换了粮食，要和孩子分手的那场戏，正常的环境下，一个母亲要跟自己的亲生骨肉分离，肯定是悲痛欲绝的，但在那个时候，花枝觉得能把自己卖了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这样她就能活下去，两个孩子也能活下去。她的这种情感，特别像冬天寒风里顽强地从石头缝中长出的荒草，特别粗糙，是因为容不得她细腻，人心已经变得麻木了。

　　编辑：除了揣摩不同人物的心理，你怎样回到70年前的那场灾难中，让没有故事和主要人物的原著落实到大银幕上具体的形象，并让故事真实可信？

　　冯小刚：从小说到电影改编最大的难度是没有故事，灾民没有具体形象。同时还有一点，小说的叙述不是单声道，而是环绕立体声，是多线索并进。每条线索的主人公互不见面，但又共同搅和到了一件事上，这件事就是1942年河南的旱灾，这场灾难就变成了一碗杂拌粥。但电影需要故事，需要鲜活丰满的人物和能站得住脚的人物关系。那我们只能采取最笨的方法来改编剧本。

　　最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偷懒，沿着灾民逃荒的路、沿着所有线索发生的地方都去走一遍。我们大概用了2到3个月的时间跑了山西、河南、陕西、重庆等很多地方，在这个路上灾民的形象慢慢浮现出来，变得具体了。他们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都建立起来了，人物就有了生命，剧本就顺势而为，我们提供土壤，它自己的枝蔓就开始生长，直到剧本创作的最后一刻，我们才能知道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是什么样的，常常是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所以这个剧本我们是在路上走出来的，第一稿洋洋洒洒十几万字，每一个细节都特别鲜活，人物的语言非常准确。这不是你坐在宾馆里一个舒服的地方想出来的。

　　人物互不照面却生死相连

　　灾难把人性逼上历史的前台

　　编辑：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拼到最后，除了故事和细节，还取决于对历史的理解。对于1942年的大灾荒，除了气候原因和蝗灾以外，侵略者、统治者、灾民这些不照面的人物如何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冯小刚：多线索的叙事，人物之间互相又不见面，这在电影里面是特别难成立的，但是在这个电影里，它成立了。他们虽然互相不见面，但内在的联系特别紧密，而且产生了非常荒诞的结果。比如，美国记者白修德把灾荒的照片摆在蒋介石面前，这等于把蒋介石推到了一个死角。之前蒋介石一直在说，有灾情但是没那么严重，所有的记者都说他昏聩，不了解民情。我们认为，1942年摆在蒋介石面前的有很多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事，首要的是和日军作战，其次是要向英美列强乞求援助，此外还要打通滇缅公路，解救被围困的英军，同时，各路军阀虎视眈眈，还有，共产党的势力不断壮大。也就是说，他觉得哪一件事处理不好都要亡党亡国，哪一件事都比河南灾荒的事情大。他又没有能力去赈灾，而且他想把河南灾民当成一个包袱甩给日本，拖住对方。1942年他抛弃了人民，1949年，人民就抛弃了他。

　　白修德把文章发到《时代周刊》上，英美政府开始给蒋介石压力，他不得不作出赈灾的决定，但粮食到了河南并没有发到灾民手里，被各级官员给贪污了，官员又和商人勾结，拿着粮食到逃荒的队伍里去买女人和小孩。因此蒋介石的赈灾决定，最终导致的是灾民卖儿卖女。日本人用了一个更毒辣的方式，他们拿军粮给这些灾民，来瓦解民族的人心。所有的人都在利用灾民，但却没有给灾民真正的帮助。所以你看，他们之间互相不见面，但是他们之间发生的这种关系，就像一碗杂拌粥。

　　编辑：电影描述人性的复杂还表现在灾民身上，作为导演，你似乎并没有因为灾民处于弱势地位而一味同情，电影中他们的弱点和性格也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冯小刚：对。灾民们遇到这样的灾难，不去追问是谁把我弄成这样的，而是说我命不好。我们经常说中华民族吃苦耐劳，一点没错。一个民族走到今天，虽然不断地有农民起义，抵御外敌入侵，但更重要的，这个民族仍在靠着忍耐活着。知识分子靠写诗、画画让自己从灾难中抽离出来，民间就弄些《步步高》、《喜相逢》这样的小调，给自己一种麻痹。在树皮已经吃光，靠吃柴火来满足咀嚼需要的情况下，老百姓仍然还对统治者抱有幻想。

　　警钟长鸣，避免悲剧重演

　　看见民族性中的伟大和卑微

　　编辑：10年前，你曾在自传中半开玩笑地说，《一九四二》让你“听到了上帝的召唤”。你为什么对一场70多年前、并不为如今观众熟悉的饥荒抱有这么大的兴趣？

　　冯小刚：我是在19年前看了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触动非常大。它的核心价值，就是通过这段历史，让我重新去思考我们的民族性，思考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其实在1942年这一年，下到饥寒交迫的灾民，上到国家的统治者蒋介石，都在扮演灾民的角色。灾民沿街乞讨是为了能够活下去，政府和蒋介石也在向世界列强乞讨，乞求他们能够伸出援手。所以我觉得把它拍成电影，观众通过影片对这片土地发生的灾难以及人们在灾难中的表现会有一个了解。我也希望观众通过电影对民族性有一个接近真实的认识，我们的民族除了那些可歌可泣的优良品德，还有哪些缺点？一个人能够客观地认识自己，这对未来的生活很重要。很多年轻人看完试映以后感慨说，活在今天太幸福了。“生不逢时”这句话他们经常说，看完电影就知道，真正的生不逢时，是你生在1942年的河南，其实也不仅仅是河南，整个祖国大地都如同水火。回避历史，回避苦难，并不能代表它不存在。警钟长鸣，以史为鉴，才可能避免悲剧重演。

　　编辑：王朔曾说，你的贺岁片发挥了大众文化取悦人的一面。这句话对你有没有影响？你导演的13 部电影，从《甲方乙方》、《大腕》等贺岁片逐渐转型到《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这样的严肃题材，是受到类似看法影响了吗？

　　冯小刚：每拍完一部电影我都在想，在很多的剧本当中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剧本，很多时候是不在计划中的，突然被某个故事吸引，我觉得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我和这个题材有缘分，是一种机缘巧合。我拍的每一部电影都是兴趣所在。我拍《一声叹息》、《天下无贼》、《夜宴》、《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包括这次《一九四二》，这一个系列的作品其实都是自讨苦吃，每一次拍摄都要付出很多艰辛，成本很高，拍起来很咬牙，制作的复杂程度包括付出的体力很大，但是仍然要拍，就是因为喜欢、被这件事打动了。所以我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拍电影只是为了赚钱，虽然我的很多电影都有很高的票房，但一开始的出发点都是对这个题材的创作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