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心里的“英国病人”

迈克尔·翁达杰

《英国病人》封面

电影《英国病人》海报

　　“……他的眼角里有一道皱纹，在他的眼镜后面。”生于斯里兰卡的加拿大小说家迈克尔·翁达杰在小说最后这样说。如果不读小说，对《英国病人》的印象一定会保留在那部奥斯卡获奖电影里，以为那是关于死亡和战争的爱情篇章，然而小说的内核与外延，要远远大于这一切，它是一部现代心灵的探秘史。英国病人既是一个忘记了自己身份的烧伤病人，同时也是那场残酷战争留在幸存者心中的阴影，在更深层面上，他还是起源于英国的现代文明的象征，是欲望和理性杂交的产物，是每个现代人心里爱欲和痛苦并存的记忆。

　　小说开始于一座废弃的别墅，战争让它变得残破，别墅周围隐藏着上一队占领者留下的地雷。四个主要人物一一出场，每个人都戴着神秘的面纱。那个浑身因烧伤缠满纱布的英国病人不知来处，丢失了姓名、身份和个人经历，惟一清晰的是他的创痛和渊博的知识。

　　与他同时登场的是护士汉娜，她沉默寡言，有点偏执，竟然为了这个显然不可能活太久的英国病人，不肯跟大部队一起离开，提出的理由荒谬到根本站不住脚。在这座曾经是修道院的别墅里，她不是电影里的那个天使，而像一个藏着秘密和疯狂的修女。

　　后来，卡拉瓦乔来了，他是个小偷，以小偷的方式参与了战争，并失去了一对拇指。他是汉娜父亲的老朋友，曾是她少女时代的梦中情人，他对她似乎也有很深的牵挂，但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里，是为了汉娜，还是为了英国病人？

　　地雷把排雷兵基普引来了，他是来自印度的锡克教徒，喜欢包个大头巾，虽然住在别墅里，却刻意与所有人保持距离。战争前，他打算做一名医生。他本与这场战争毫无关系，作为一个被奴役者，要他为奴役者之间的斗争而战，他无法找到对这场战争的认同，所以只好沉醉在扫除地雷的纯技术体验中。

　　四个人在这个封闭空间中互相试探，在寻找英国病人身份的过程中，每个人藏在心底深处的创伤慢慢显露，其中，英国病人既是他自己，也是其他三个人内心共同的阴影。

　　汉娜的记忆首先被公开了。在这场战争中，她孩子的父亲死了，她自己的父亲也死了，她还不得不亲手杀死自己怀着的孩子。同时，作为护士，她亲眼目睹了太多年轻生命死在面前，她说“每个该死的将军都应该干我干的活……把人送往谁都不愿意去的地方，还要想办法让他们心里舒服”。在看到这么多死亡后，她开始自暴自弃，甚至想死，这正是她毫无畏惧地留在地雷遍布的别墅的理由。但是和基普共同经历一次死亡威胁时，她产生了可以和一个年龄相仿的人一起去死的爱情。这爱情把她从死亡制造的孤独和虚无中拯救出来，她终于在给继母的信里透露了她的秘密，她对英国病人那近乎偏执的关爱，只是因为她深爱的父亲在法兰西就是被烧成这样的，但她无法赶去陪他度过最后的时光，这让她痛悔终身。她决定不再相信将一群人杀死另一群人合理化的现代理性，认定在个人和公众之间将有一场永远的战争。

　　卡拉瓦乔也在英国病人这面死寂的镜子里照见了自己。躺在床上的英国病人解读了他的名字大卫·卡拉瓦乔。同名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晚年曾画过一幅《擎歌利亚之首级的大卫》，画家将自己年轻时的脸放在了大卫身上，又将自己衰朽的容颜给了歌利亚。这是青春对衰朽的审判，隐喻年老的卡拉瓦乔失去了汉娜以前对他的迷恋，败给了正当青春的基普。鉴于小说对这两个人物种族身份的安排，它又进一步隐喻了殖民的老帝国和被殖民的新东方在二战结束时那种微妙的关系变化：大卫终将杀死歌利亚。卡拉瓦乔这个在现代社会中始终找不到位置的漂泊者，因为拥有小偷这样一项专业技能，在战争中被招纳为间谍，所受的训练就是不断去假想他的敌人，然后伪造自己的身份，在战争期间，他获得的一切信息都是谎言。这无疑揭穿了战争的本质，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的幻影作战，每个人都在被自己所欺骗。

　　扫雷兵基普虽然把自己隐藏得很深，但眼睛里总会显露出他曾有过的恐惧经历。他有严重的强迫症，老想跟踪那些让他不安的人，并下意识地想开枪射击。然而汉娜偶然而无我的爱把包裹在他身上的硬壳给砸开了，他被打开的不仅是他个人的记忆，也是他种族和历史的记忆：他有个被忽视的童年，这是亚洲的传统，父母从不轻易向子女表达爱，所以他感受到的最强烈的爱是来自下层阶级的保姆。9岁时他母亲就去世了，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他的哥哥是个反对英国殖民的民族主义者，被关进了监狱。哥哥对民族、地域的认同胜于对个体生命的认同，认为一切西方人都是亚洲的敌人，在这一意义上，基普的哥哥虽然是“英国病人”的反对者，但他同时又是“英国病人”在被殖民者心里制造的另一个“英国病人”。

　　为了揭露“英国病人”对被殖民者进行的规训和造成的心灵创伤，翁达杰这个被殖民者的后裔以原子弹爆炸为契机，借基普之口控诉道：“我在我自己国家的传统中长大。但是后来……你们的风俗习惯、你们的书、你们的行政长官、你们的理性，把世界其他地方都变成和你们一个样。你们的一举一动代表标准。我知道如果我搞错了该用哪根手指握茶杯，我就会被赶出去。如果我打错了一个领结的结，我就出局了。就是那些舰船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利吗？还是……因为你们有历史和印刷机？……你们打仗就跟斗蟋蟀一样频繁，你们是怎么把我们骗进来的？”同时，在排雷过程中，基普也切身感受到现代西方文明这个“英国病人”的种种变态，为了保证将人杀死，交战各方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埋设地雷，甚至将地雷布在象征优雅的钢琴里，在引信的设计上也竭尽一切聪明才智，而这聪明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将人杀死。随着基普的创伤被挖掘，他不仅和自己达成了和解，也和作为“英国病人”继承者的汉娜达成了和解，“他们俩的大洲在一个小山城里相遇”，爱终于发生了。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病人的身份逐渐显露，他原名艾尔麦西，是一个在殖民地进行探险的西方地理学家。他邂逅了英国间谍克里斯顿的妻子凯瑟琳，后者对语言有着难以遏止的迷恋，这正好与英国病人不谋而合。在语言和欲望的召唤下，他开始和凯瑟琳偷情，克里斯顿发现后，两个“英国病人”因此在非洲展开了一场死亡的冒险。克里斯顿开着飞机，要和妻子与情敌同归于尽，事发后，克里斯顿死了，凯瑟琳身受重伤，而英国病人因为被疯狂的理性所迷惑，没有留在爱人身边陪她度过最后的时光，而是想着要找一架飞机把她救回来。结果找到那架飞机再回来找凯瑟琳时，已是3年以后……他自己也被疯狂所误，在坠落的飞机上烧成了重伤。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悲剧，以爱之名制造的魔鬼。

　　很明显，翁达杰对英国病人这个意象的选择并非偶然，作为现代国家制度、市场经济、工业革命和全球殖民的发源地，英国正是西方现代理性的集大成者。但这个现代理性在创造辉煌文明的同时，也制造了殖民和掠夺，世界大战、原子弹和大屠杀，给自身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尔斯鲍姆的说法，现代史上的被杀者，超过了以往历史阶段所有战争被杀人数的总和。如此说来，这个现代理性一定是生病了，才会把那么辉煌的物质文明和死亡联系到一起。在小说中，英国病人正是这个生病的现代理性的象征。他不仅是英国病人，也是德国间谍，同时在原子弹爆炸时，作者借着基普之口说出，美国人继承了英国病人的病。它几乎是一切现代悲剧的隐喻。

　　在对英国病人这个现代理性进行揭露的同时，翁达杰还对它作了深度剖析。在小说中，这个英国病人对语言和历史总是充满迷恋，喜欢反复阐释希罗多德的《历史》，他和凯瑟琳之间的恋情也是出于对语言文字的迷恋，而转而迷恋身体，这揭秘了现代理性以语言为其中心的特征。语言本是用来记录事实的，但西方现代理性却要用语言去统治事实，在翁达杰看来，这显然是英国病人的病因所在。

　　此外，翁达杰还对现代理性的历史血脉进行了梳理。他把英国病人身处的那座别墅安排在意大利，要知道这里既是古罗马的中心，也是基督教的中心，同时还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而别墅前身还是座修道院，英国病人最爱读的是一本古希腊的著作，现代理性的内在联系在这些断断续续的意象和叙述中渐渐清晰起来。

　　那么英国病人的病是否有被治愈的希望？翁达杰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在这部小说里，存在着两个三男一女的四人结构。英国病人的前史里，英国病人、凯瑟琳和她丈夫，还有作为旁观者的麦多克斯是第一个四人结构；在现在部分的四人结构里，英国病人成了那个旁观者，卡拉瓦乔成了英国病人，基普和汉娜则取代了那对英国夫妇。这显然是翁达杰有意为之的轮回结构，不过，尼采所谓“永恒轮回”的悲剧，却在小说里被解决了，四个人物在对自我记忆的梳理中，逐渐认清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前一个结构里被反复提及的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坎道勒斯故事，成了后一个结构的预言，基普这个被统治的东方人，终于进入到西方的内部，老迈的卡拉瓦乔失去了吸引力，“英国病人”的病在两个年轻人未被语言和自我沾染的爱里终结了。同样是东方人的翁达杰显然认为，那个被殖民的东方将在西方文明内部复活，将成为西方文明治愈疯狂的清醒剂。他对基普身份的安排显然也不是偶然的，在战争中，这个印度人是清理险情的排雷兵，战争结束后，他没有回到印度，而是留在基督教文明的传统地带意大利，成了一名治愈创伤的医生，西方和东方在他身上融合了，就像基普自己所说，他的身体里也装着他的英国教练萨福克勋爵。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作者翁达杰的身份和小说中两个年轻人的身份正好暗合：他来自斯里兰卡，那是古印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和基普的身份不谋而合；而现在他又是个加拿大人，那正是汉娜的祖国。作者身份的双重性和小说人物的双重性显然形成了某种意味深长的对照。

　　虽然最后，东方的基普没有选择和“英国病人”的后人汉娜生活在一起，但是在小说家的叙述中，他对她的爱却从来没有消失过，那正是他眼镜背后的那道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