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故宫，纪录片与祝勇

祝勇在哈佛大学 摄影(美)Kim　Roseberry

　　今天(11月28日)，“祝勇文化创意中心”将在深圳大学举行揭牌仪式，“祝勇纪录片回顾展”也将同时开幕。

　　给深圳大学艺术学硕士生上第一堂课时，祝勇就说：“希望我在这里没有浪费你们的时间，也没有浪费我自己的时间。如果我的课能够对一两个学生今后的道路施加一点影响，那连我自己都会对我刮目相看了。”

　　著书立说、拍纪录片，都是传播思想的途径，在大学任教也不例外。

　　对祝勇而言，除了作家，教师是他最喜欢的职业。只是目前的小学、中学，全为应试教育服务，学生成了试管婴儿，有严格的成长配方，按计划成长，结果众人一面、众口一词，没人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大学任教，多少可以保留一些个性，没有升学压力的老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写作和教书具有某种互补性——书的影响力无从确切知道，而面对学生，这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切切实实地介入和干预着他们的成长历程。

　　用文字和影像书写历史，尤其是紫禁城的历史，在这方面，祝勇有些独到的心得。深圳大学创办的“祝勇文化创意中心”， ，同时聘任祝勇为教授和硕士生导师，可以使他把这些心得传输给学生。这个中心，使北京的皇宫和经济特区的大学有了一个结合点。在这里，祝勇将带领学生们共同创作大型纪录片《鸦片战争》——它发生在广东沿海，却与紫禁城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此同时，他的纪录片在网上的反馈也颇有声势。有网友说《辛亥》是同年度同题材作品中最好的一部；也有网友说祝勇对慈禧、端方、袁世凯、段祺瑞太仁慈，过于“美化”。祝勇便和网友交流：我无意去“美化”谁，也无意为谁“翻案”，对于历史人物，我只想做到“了解之同情”。“是网络给了我们交流的机会。它是一个奇怪的场域，人们在这里隐匿了真实的身份，却反而能够表达真实的声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对历史的重述构成了我心目中的历史，而网友的评说，也构成了一部公众心目中的历史。”

　　读书报：你多年来致力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近年涉足纪录片领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祝勇：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以文字的方式重述历史，包括物质生活史，后来觉得，仅靠文字单打独斗是不够的，必须图文互证。我不研究摄影史，但自摄影诞生以来，叙述历史的方式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历史变得可以“看见”。历史是由证据链构成的，影像所提供的证据，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它使证人(摄影者)所看到的事物，能够被不同时空的人“重新观看”，使不在历史现场的人获得了一种辨认历史的视觉途径。

　　我对纪录片的喜爱，完全出于同样原因。比如去年我主创的十集纪录片《辛亥》(北京电视台首播)，原始影像成为这部片子最核心的构成元素，我们几乎查遍了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大都会博物馆、法国阿尔贝. 肯恩博物馆、大英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世界上重要图书馆、博物馆的影像档案，不仅找到一些非常珍稀的原始照片，还找到许多从未披露的活动影像，比如清末袁世凯操练新军的活动影像、一战胜利后黎元洪阅兵和讲话的活动影像等，这些材料，构成了纪录片在重构历史方面的巨大优势。从文字表述，到图文互证，再到纪录片的拍摄，我们重构历史的手段越来越多，能力也越来越强，这是我喜欢纪录片的重要原因。

　　读书报：你的纪录片在网络上也能看到，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在网络上反响如何？

　　祝勇：网络越来越重要了。很多年前我读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数字化生存》，还觉得那个时代非常遥远，现在我们的写作，我们的艺术，都离不开网络世界。目前影院还不能承担起纪录片的播映功能，上院线的纪录片很少，即使上去，也都是不好的时段。与影院和电视台相比，网络当然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可以随时搜索、观看，尤其现在手机可以上网，几乎完全取消了对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也使纪录片的收看变得更加便捷。我发现我的纪录片，像《辛亥》《我爱你，中国》《岩中花树》等等，在网上也都搜得到，比如优酷网、新浪视频、中国网络电视台等。对于纪录片来说，这是好事。我觉得纪录片工作者最大的苦闷是缺乏传播渠道，好作品藏在深山无人识，优秀的创作者，也比电视剧和电影的创作者寂寞得多。

　　当然，纪录片和网络的结合，并不完全是被动的。网络这种媒介，呼应了纪录片的自由品格，所以它们必然一拍即合。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将会改变纪录片的历史。

　　读书报：你有博客或微博吗？会不会利用这些方式为自己的作品做些宣传，或与网友进行交流？

　　祝勇：有博客和微博。新浪博客已经开了多年，但平时太忙，懒于耕种，所以这块田地有点荒凉。微博是今年才开，也是新浪的。原来有点拒绝，但开通微博后，发现联络非常方便。之所以能够持续下来，就是因为它的方便。我换手机，电话簿里原有的许多号码丢失了，这些“漏网之鱼”，通过微博一找就找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张网，就是网络。最近我在创作一部名叫《我们的故事》的纪录片，北京卫视12月播出，要找我的朋友、电视剧《悬崖》的编剧全勇先，没想到他自己在微博上露脸了，我就给他发了私信。

　　报纸上发表的讯息是经过意识形态筛选的，而微博上的消息则带有更强的个人性，体现出更多的个人趣味。比如我看荆歌的微博，谈书画古籍的多，有强烈的文人气；俞晓群的微博，关于书籍版本的多，见证了他的出版家身份；雷颐的微博，学者的色彩浓厚。如果说摄影对于历史的表达是碎片式的，那么微博就更碎片，但它同样有记录历史(当代史)的文本价值。有作家扬言要做时代的代言人，我不知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时代的授权为其代言，我只相信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代言，但这些个人的言说里，渗透着时代的痕迹。

　　读书报：你说过自己的写作是真正的“民间写作”，而网络也是草根一族的自由领地，那么这样的“民间”与“草根”会不会有交集？

　　祝勇：文学是一片自由的领地，没有自由，还写什么呢？所以说，不民间的写作，作家只是一只手；而民间的写作，作家才恢复成大脑。沈从文解放后没话语权，只能在历史博物院抄写些文物卡片，他也曾想过不那么民间，上井冈山“体验”生活，力争在官方媒体上露露脸，可惜他写不出官方媒体需要的那种文字。

　　网络为更多的“民间声音”提供了一个生存空间。我觉得网络最大的贡献，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言说权力的平等。现实世界里话语权力的不对等在虚拟的世界里变得对等，原本的单向言说变成双向甚至多向。有人说网上的信息垃圾太多了，但我觉得众声喧哗未必是一件坏事，至少它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

　　当然，网上还有攻击、谩骂，有无所顾忌的撒野胡来，但我发现网上也有对语言暴力的修复机制，有公正、理性、求实的声音。民主需要训练，这样的训练先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进行，会降低它对现实世界的干扰程度。这是一所学校，让所有人先在这里进修一下，何乐不为？

　　读书报：你的作品在网上有电子版吗？

　　祝勇：除了早年作品，我的作品在网上基本都有电子版，包括近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血朝廷》，历史散文《纸天堂》、非虚构作品《辛亥年》等。对此心情矛盾：一方面网络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也无形中扩大了作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网络上基本都是侵权的，尤其随着时代的变化，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于网络阅读，纸质书的发行量将受到网络电子版的严重挤压，如果长此以往，写作者的版税收入会越来越低，从而使许多人不再愿意进行原创。我不知道一个没有文化原创力的国度还谈什么文化复兴。

　　读书报：你为什么要调入故宫博物院？博物院是否也在利用网络等现代化信息交流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宣传？

　　祝勇：我痛恨“单位”，但是紫禁城成为“单位”，就另当别论了。我是一个选择性的势利眼，对于故宫，我一直是“垂涎三尺”。以往与故宫研究人员打交道，走过红墙之间长长的夹道，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向往，我的写作，也许多与故宫有关。2003年发表《旧宫殿》，2009年出版《血朝廷》，虽然都是文学作品，但都表达了我对于这座浩瀚宫殿的理解。

　　明年开始，我还将在《十月》杂志上开一个以故宫藏品为主题的散文专栏，叫《故宫的风花雪月》。《辛亥》、《岩中花树》这些纪录片，也都与故宫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岩中花树》是写明代传教士利玛窦的，他把进入紫禁城、说服万历皇帝信仰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一生的命运起伏都与紫禁城有关；《辛亥》更是从清廷的视角来写辛亥革命的，与其他表述辛亥革命历史的影视作品完全不同。一说到故宫，我就血脉贲张。去年接受读书报采访时，我说过，故宫是我毕生的写作资源，调入故宫博物院，对我来说绝对幸运。我要感谢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友善礼遇。调入故宫后，我在作协会上见到陈祖芬老师，她第一句话就说：“故宫对你来说是最合适的地方。”故宫存储的历史信息太过丰富，我一生也享用不完。

　　故宫博物院正在通过网络推进现代化的信息交流平台，比如我们故宫博物院的网站的建设，是从1998年开始建立的，现在这个网站日访问量都在60万次点击量以上，有16个栏目，每个星期都有新的内容添加进去，每个月都有在网上订制的虚拟展览，网站上有好几百万的文字量和两万多个的影像文件。再有，单霁翔院长透露过，我们正在成立数字所，利用数字技术演示三大殿木结构的特点，对故宫中那些空间狭小但极富艺术信息的厅堂空间，例如养心殿、倦勤斋等，通过数字技术方式展示出来。比如位于养心殿内的三希堂，面积只有8平方米，人们不可能到这样狭小的空间去观赏文物，但是这里的文化含量非常丰富，因此，将要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使人们能够自己动手操作，参与性地“进入”这些庭院、房间内，观看其中的文物和陈设。目前已经先后完成了《天子的宫殿》《三大殿》《养心殿》《倦勤斋》等4部虚拟现实作品，并计划在近两年内完成故宫博物院数字博物馆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