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小说都是在写历史”——访霍达

霍达

　　记者手记：

　　25年前的9月1日凌晨，霍达完成《穆斯林的葬礼》，在后记中写道：“请接住他，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

　　当年的“婴儿”如今已长大成人。在《穆斯林的葬礼》25岁生日庆典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透露说，25年来，《穆斯林的葬礼》正版销量已突破200万册。

　　有人说，《穆斯林的葬礼》是中国当代最有人缘、最纯净的书。25年来，这部作品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所做的听众最喜欢的小说民意调查显示，《穆斯林的葬礼》和《平凡的世界》并列第一。而在当当网上，关于《穆斯林的葬礼》的读者评论达3万多条。

　　然而，这部作品的光芒，也掩盖了霍达的其他作品，她为此感到“委屈”，和读者见面的时候，忍不住说：“我写了800万字，不止这一本书，其他作品也希望你们有空看一看，那也是我的儿女。”

　　是的，自青年时代步入文坛，霍达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著作等身，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散文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蜚声海内外。其中，198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1988年出版)，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1年)；1985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红尘》于1988年获第四届(1985—1986)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6年创作的报告文学《万家忧乐》于1988年获第四届(1985—1986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94年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霍达深入香港，历时三载创作的长篇小说《补天裂》，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北京和香港两地同时出版，影响巨大，1999年被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视电影总局评为建国五十周年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获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优秀图书和优秀电视剧两个奖项，并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4年由作者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剧本《红尘》同年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

　　霍达的作品，读来大气磅礴，具有史诗般的厚重。这大概与其“亦文亦史，以史为文”的创作理念分不开。 她平生最佩服的作家是司马迁，最推崇的著作是《史记》。霍达说，“我愿做太史公的小学生”。 

　　屋里飘着袅袅的茶香。采访之前，霍达先放了一段《穆斯林的葬礼》的小说连播的录音。一段穆斯林做礼拜时的阿拉伯语吟唱，立刻把我带入神秘而肃穆的氛围，一时沉浸在《穆斯林的葬礼》中，许多年前手捧此书边读边落泪的情景依晰如昨。

当时只是想把“爱和死”写到极致

《穆斯林的葬礼》问世25周年纪念版

　　读书报：25年前，您创作了《穆斯林的葬礼》，这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成熟，冰心老人称这部作品是“奇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就？

　　霍达：已经经历了岁月的沧桑、生活的磨炼、学养的积淀、技巧的操演，为创作长篇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穆斯林的葬礼》真正执笔写作的时间只有四个半月，而前面的准备工作已经有几十年，可以说动用了我前半生所有的积累。鲁迅先生说过，“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我从不逼着自己“硬写”，作品酝酿成熟之后，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分泌出来，流淌出来，欲罢不能。《穆斯林的葬礼》的创作非常顺畅，酝酿胸中许久的话要一吐为快，直到“吐”完为止。

　　读书报：能讲一讲创作的情况吗？在写作过程中，您是怎样的心态？

　　霍达：那时候还没有电脑，用手写稿。我写字又认真，字字清晰，连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每天早上不到八点就开始，一直写到深夜，有时几千字，有时一万字，写得很辛苦，手指都磨破了。家务事由保姆操持，我一概不管，把心完全沉浸在创作的规定情景中，这是一种“穿越”般的生活体验。第二天早晨，先把昨天写的梳理一遍，常常有改动，甚至推倒重来。钱锺书谓，“寻诗争似诗寻我”，此言极是。一件作品在构思阶段，仿佛冥冥之中就已经“完成”，已经“存在”，正等待着你去寻找，去发掘，创作过程就是一个寻寻觅觅的过程。这个过程很辛苦，也很有趣。当作品完成时，“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是作者最陶醉的时候，但前面“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寻找过程也很享受，而且是只有经历过创作甘苦的人才可以享受到的。在北京出版社出书之前，这部作品分两期在《长篇小说》季刊连载，前一半发稿的时候，就已在卷首刊出全书每一章节的标题，就是你看到的“玉”和“月”的那些篇章，整个框架摆在那儿了，可是后一半还没写呢，编辑看了前一半，相信作者驾驭全局的能力。

　　读书报：这部小说在25年里拥有那么多读者，为一代代人所喜欢，您觉得，小说凭什么打动读者，成为经典？

　　霍达：古代有一首民歌《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海誓山盟，惊心动魄，堪称我国先民咏叹爱情的绝唱。如此坚贞、果决、永恒的爱情，今天还找得到吗？《穆斯林的葬礼》中写了上世纪60年代初韩新月和楚雁潮生死不渝的纯真爱情，在那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是可能的。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心不古，假冒伪劣泛滥成灾，连阳澄湖大闸蟹都山寨版满地爬，上哪儿找纯真的爱情去？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内心深处才感到对“真情”的饥渴。缺什么就向往什么。

　　读书报：您料到这部作品会获得巨大成功吗？

　　霍达：当初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奢望得奖，没有奢望成为“经典”，也没有奢望25年后还能够畅销，当时只是想把爱和死写到极致，把这个“活儿”做绝。一件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在于作者的主观愿望，更重要的是岁月的淘洗，读者的检验。

　　读书报：1991年，《穆斯林的葬礼》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请您讲一讲获奖的情况。

　　霍达：当时我正生病，和外界很隔膜。人家说“你获奖了”，我也笑不起来。颁奖那天，都没有力气去，是我先生陪着我去的，很勉强地上台去领奖，让记者拍照、录像。至于当时都有什么人出席，什么人讲话，都不记得了。

　　读书报：读《穆斯林的葬礼》，有如身临其境，真实得令人不容置疑，其中有没有自传的成分？

　　霍达：韩新月去世50年了，而我还活着，怎么可能是“自传”呢？我也曾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询问书中的人物的“原型”，甚至委托我“向韩子奇一家问好”。文学作品来自生活，我当然会从生活中汲取素材，但不会是生活的实录，小说的基本技巧是虚构，就看你虚构得好不好。送给你和其他读者朋友两句话，一句是：“所有的作家都是在写自己。”无论他写的是古人今人、男人女人、老人幼童，也无论是英雄豪杰、奸雄佞臣、凡夫俗子，都是他自己的化身，只有潜入这个人物的内心，才能写好。我经常在写作过程中“扮演”各种人物，又哭又笑，家人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其实是“入戏”了。另一句是：“作家无所不能。”作品中的人和事不必确曾发生和存在，也不必作者亲历亲为，凭借的是作家观察生活、把握生活、表现生活的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读书报：《穆斯林的葬礼》获奖后，多家拍摄单位都曾找上门来，希望获得拍摄电视连续剧的授权，并且不惜付出天价片酬，听说被您婉言谢绝。为什么？您对改编影视剧有一个怎样的期待？

　　霍达：没有期待。一部文学作品转换成影视形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已经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读者已经通过阅读原著先入为主，每个读者的心目中都有他自己的韩新月、楚雁潮，你想做到人人满意，是根本不可能的。《穆斯林的葬礼》曾经拍成电影，看过原著的人都说没拍好，所以我对于拍电视剧就更慎重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电视剧就是商品，投资商要拿它赚钱，无视艺术规律，我对这种操作方式没有信心，宁可不拍，也不愿意把它糟践了。

　　读书报：您的这个主张，现在似乎有点儿松动？

　　霍达：总是有各种制作单位找到我，有人跟我说，如果现在不拍，等我去世了还是会被拍的。这句话提醒了我。我现在还活着，还能控制他们，如果我死了，就控制不了了。如果在世时没有看到电视剧版的《穆斯林的葬礼》，也将是个遗憾。所以，我现在的态度是，不要一概拒绝，而是从中选择有诚意、有实力、有艺术追求的拍摄单位，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为此作作努力，也未尝不可吧？

　　庆幸今生，亦文亦史

　　读书报：您在青年时代师从著名史学家马非百研究中国历史，但后来并未走专门治史的路，而是迈进了文学之门，这是不是一个误会？

　　霍达：不，作家首先应该是史学家、思想家，我至今感谢历史老人非百先生把我引上了正路，甚至觉得，如果不先下一番功夫读史，几乎无以为文。

　　读书报：是谁激发了您在文学上的努力？

　　霍达：是太史公司马迁，他以无与伦比的文学笔致，书写了彪炳千秋的历史。翻开《史记》，随便找一篇《项羽本纪》，随便找一段“鸿门宴”，写得剑拔弩张，绘声绘色，完全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这就是我的文学生涯所宗：“亦文亦史”。没有史家的心胸难以为文，没有文人的才情难以为史。

　　读书报：您的处女作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霍达：青少年时代从写作散文开始，说不上哪一篇算是“处女作”了，真正具备一定篇幅和一定质量的，是上世纪70年代先后创作的两部剧本。一部是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写是的儿童和动物题材，很有趣味，茅盾先生为我题写了书名，得了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奖；另一部是历史剧本《公子扶苏》，也就是后来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的《秦皇父子》，这就走上“亦文亦史”的道路了。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这种意识清晰吗？

　　霍达：大概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是阴历七月七，我穿着白裙子，披着月光，坐在葡萄架下的石桌上，等啊等啊，就想听听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候有没有哭。夜里12点了，我真的听见了牛郞织女在窃窃私语——现在想想，这可能是我的幻觉，就凭着那种感觉，把它写出来了，那算不算“处女作”呢？当然，那时候并不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职业作家。一个人以什么为业？也许是当教师，也许是卖豆腐，也许是炸油条，职业是挣钱吃饭、养家糊口的工具，未必就是你的兴趣所在，大部分人就是这么生活的，但从少年时代起，我心里就有一个世界——文学世界，将来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这个爱好是改变不了的。我庆幸，今生今世以写作为业，爱好和职业完全一致，一生的心血都付与文学。

　　读书报：童年生活对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您小时候肯定也阅读了大量的作品。谁的作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霍达：小时候，找到什么看什么，有的书残破不堪，前后都没有封面、封底，从半截儿看下去，也饶有兴致。长大一点儿，就喜欢读《史记》了，百读不厌。但我不是那种“读死书，死读书”的性格，从小喜欢学着写作，注意观察生活。比如，我在小学的时候，听奶妈说起陈年往事，某某人穿着五花格大衣，她是顺口说的，我就记住了，那个时代的人，穿“五花格”大衣，后来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信手拈来，于细节处显出时代感、历史感。

　　读书报：读您的作品，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都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感，我想，这就是“亦文亦史”的魅力。请问，作家应该如何把握历史、表现历史？

　　霍达：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是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辨。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昨天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因此，广义地说，一切小说都是在写历史，差别只是作者对历史把握的深度和广度，肤浅的作品只记录下浮光掠影，而深刻的作品则写出了时代精神、历史本质。

　　读书报：您的《补天裂》当时在大陆、香港两地引起很大反响。您曾说这是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创作这部作品据说特别艰难，最大的艰难在何处？

　　霍达：前面说过，写历史小说需要具有“穿越”历史的功力。一百年前的香港，不要说我，连香港人也不熟悉，我只有下最大的功夫钻进去，用两只脚踏遍港岛、九龙、新界，采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查阅中外文献上千万字，凡是相关的书籍、资料，片言只字也要搞到手。历史剧和历史小说的创作，就是在历史框架的严格限制中发挥创作自由，犹如“戴着镣铐跳舞”，很难，但很过瘾。创作就是要挑战难度，没有难度也就没有高度。

　　一生能留下片言只语，足矣

　　读书报：《海棠胡同》之后，您又有什么新作问世？

　　霍达：这两年身体不好，以休养为主，只发表了一些散文。文学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一部作品的诞生要经过孕育、分娩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很快，一首诗的灵感袭来，如电光石火，刹那之间就诞生了；也许很慢，一部长篇花费作者几年、几十年的功夫，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要以数量来计算作家的劳动，他不是机器，一按电钮就吐出产品。其实早在《海棠胡同》之前，我已经在酝酿一个长篇，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写得很累，很痛苦，到现在还没有写完，放在那儿，也不急于完成，更不急于发表。

　　读书报：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为什么会写得这样累？

　　霍达：书名暂定为《悟》，写一组女性的命运，写人生的醒悟。解剖人生是很残酷的，手里握着笔，就像拿着手术刀，不忍下手啊！感情收不住，太脆弱了！

　　读书报：“五十而知天命”，您现在应该什么都看得开了，承受能力更强了吧？

　　霍达：如果你什么都看开了，就不写了。好比登山，你费时费力地爬上去，干什么？不就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山上的风景吗？如果上山之前就看开了：咳，哪儿的风景都差不多，有什么看头儿？如果这样，你就根本不用上山了。写作就是一个上山的过程，寻访风景的过程，探求未知数的过程。

　　读书报：您对自己如何评价？

　　霍达：没有评价，说好说歹是别人的事儿，我只是力求做好自己的本分。没有一个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但大浪淘沙，历史无情，这由不得自己。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深情地吟咏明月？可是每逢中秋，人们首先想起的、反复传诵的只有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和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取代，这就是历史的选择。张九龄一生写了很多诗，但真正流传下来的，深入人心的，只有这么两句，这也就很不错了，别人还默默无闻呢！想到这些，自然心平气和，让岁月去淘汰吧，让历史去选择吧，一个作家的一生，如果能有一篇文章，一首诗词，甚或片言只语流传下来，足矣！

　　读书报：您现在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霍达：养病，看书，思考。虽然足不出户，但仍然关注着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今天走到什么地步，下一步将怎么走。关于创作，一些构思正在酝酿，将会再写几个剧本，还没有成型的作品不愿意炒作，不说也罢。日常所做的，就是赋诗填词，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发表，是自己在做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