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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作家的最大行为是作品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1月26日11:53 来源:文艺报 行 超
  

  张炜1973年发表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至今,他已在文坛辛勤耕耘近40年。近日,张炜的首部回忆性散文集《游走:从少年到青年》由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首次披露了他早年追寻精神理想的游走之路,并讲述了他在这条路上艰难的奋斗历程、激烈复杂的情感,以及各种各样的遭遇见闻和凝肃沉重 的历史思考。

  11月12日,由国家图书馆、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美国PODG出版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台湾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的“你在高原:《游走:从少年到青年》新书发布会暨张炜作品多语种推介会”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众多出版界同仁与批评家阎晶明、梁鸿 鹰、唐晓渡、陈晓明共同探讨了张炜作品的艺术价值。

  会后,本报对张炜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的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都非常重视对中国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的描绘,因此,您的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古典的诗意美特征,而您刚才在 发言中也提到了“美文不可译”,您的作品在译介到国外的过程中,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这种东方文化特有的诗意美是否会受到损伤?

  张炜:我的确写了很多胶东的传奇故事,翻译者很容易就把这个传奇故事翻译过去了。但是文学不仅仅是传奇故事,而更是语言和意境、是语言艺术。比 如我前几年有6本书,出版方其实早已经翻译好了,但是相关语种的专家看过后,发现译出的重点仅仅是故事,而我希望尽可能地贴近原作的语言、工于语言才好。 所以这几部作品一直搁置着、修理着。故事总是很容易翻译的,但是语言艺术却很难传达,这需要翻译者做出更大的努力,首先理解你的语言,然后再进行自己的语 言创造,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好的作家在这方面的要求肯定要苛刻一些——如果翻译者不能从语言艺术的层面上抵达,那作家就宁可放弃这样的译介。

  幸运的是,我现在已经面世或正在译出的作品,都是很优秀的翻译家,如瑞典语的陈安娜,法语的尚德兰,英语的葛浩文、罗素叶宪,日语的阪井洋史、 田井、关根谦等等,他们的翻译十分认真仔细,很让人信任。包括这一次与美国PODG和加拿大、德国等五个出版公司的合作,我们所谈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围绕 着翻译。我作为原作者,一再说到的还是译者问题,是不仅要译出“故事”而且还要译出“语言”。作家主要是为本民族的读者写作的,虽然交流也很重要。但是如 果过分看重国外的认可,一个作家的创作就会变质,就会向下滑行,本末倒置。

  记者:您作品中的东方故事在西方世界的接受有困难吗?

  张炜:故事本身不会有困难,相反他们一般都很喜欢齐国故事。到现在为止,中国现当代小说在国外影响极广、接受极普遍的就是蒲松龄笔下的那些齐国 故事。这些传奇都是很受欢迎的。但我并不是一个单纯写故事的“小说家”,而只希望做一个合格的“作家”。去年以来先后与这五个国外公司签置的出版合约中包 括了26部作品,其中还有一本文论和一本诗集。因为这是多语种的译介,所以尽管要去掉已经出版和以前签出的作品,对我来说仍然是比较集中的翻译了。我尤其 看重文论和诗歌这两本。

  记者:您的新书描述了您从少年到青年的人生经历,这种经历一方面包含了您在当时遭受的政治磨难、物质困难,同时,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苦难,才有了您之后的“游走”,以及这一过程中的诸多奇遇,苦难和奇遇对您日后的写作有什么帮助?

  张炜:作家的每部作品都要来自个人的感受和体验。一个能够长久写作的人,他的个人生活往往都是很曲折的,有很多优秀的作家生活在底层。如果没有 复杂的经历,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也很难成为一个深刻的思想者。思想深度、精神境界、故事能力,更有对诗意的感受和捕捉力,都需要非同一般的个 人阅历帮助他。就这方面来讲,上天对我很是惠顾,让我有了这么复杂、这么多灾多难的少年和青年时光,这对我当然是巨大的宝藏。

  记者:你的小说创作在早期比较重视讲故事,后来,讲故事的要求好像渐渐后退,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化的抒发和倾诉,以及对意境的营造,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转变的?

  张炜:所谓的这些倾诉,应该是在《你在高原》的某几部中出现的,《古船》中也有过,但其他作品,比如我的9部长篇小说中,讲的都算是“齐国(半 岛)传奇”,是从古到今的“异人故事”。《你在高原》也是这样,只是放得更开而已。《你在高原》是我体验和磨砺的总括,必然要采取更多的写作方法,是一种 多元并进的表达,既要好读,又要有强大的内在张力。它需要非同一般的空间感。这里边也许加入了报告文学的写法、抒情诗的写法、地质考察笔记的风格,等等。 其中有个人的倾诉和沉湎,更有游走记录。这些只在《你在高原》中集中呈现了,我在自己的其他作品中很少尝试过。当我是一个“小说家”的时候,我对故事特别 重视,一定不会让诗性、观念、理论和思想这一切覆盖故事,或者游离于故事之外。

  纯文学小说不是消灭故事,而是设法让故事变得更奇特磁性更强,只是它一定要从语言的层面上去实现。《你在高原》是个特例,因为很特殊,它需要 “全面出击”。我个人特别重视自己的中短篇和诗歌创作,尽管它们的影响还不如我的长篇。最近安徽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我的中短篇编年,7卷本。这恰恰是我用 心极多、极难写的文学部分:囊括了140多部中短篇,耗掉了我个人最难忘的文学岁月。

  记者:您之前表示,《游走:从少年到青年》这本散文集的出版,是要对您近40年的写作生涯做一个回顾和总结,那么,就您个人来看,这40年的写作生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和变化?

  张炜:这40年来,我由非常刻意地经营诗歌和中短篇,走到了更加饱满和开放地去写19部长篇小说,特别是后来由39卷、10部组成的《你在高 原》。对我来说这也许是全面的放肆和追究、总结和拷问,是与自己一次漫长的对话,也是我尝试用各种方法去讲故事,是一个阶段性的完结。现在这本自述出版 了,可能就要开始从中年到老年的思考和叙述了,这会与以前有些不一样,比如变得更沉着、以一种更安稳的口吻讲一些更好听、更好看的故事等等。

  同时我也希望自己的诗心进一步焕发,再回到童年和少年。现在特别想写诗,也特别想讲故事,这二者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有时分离有时结合,所以有可能从现在开始,我的创作呈现出让自己吃惊的变化,当然这得一边走一边看。

  记者:您所说的这种对诗意和诗性的坚持,在您40年的创作过程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在今天这个多元、喧闹的社会中,这恰恰显示了您内心的笃定,您是怎样做到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不受干扰,坚持自己内心的宁静的?

  张炜:我也很浮躁,知道自己很浮躁,所以才要不断地在各个方面警惕自己叮嘱自己。我一直尽可能地用深入的阅读来改造自己。阅读对我特别重要,没 有阅读就没有一切。阅读对我来说,就像《你在高原》中的游走那么重要。游走是对社会、对生活现实的大阅读,而小阅读就是关在斗室里寸步不离,这种滋养更直 接也更快慰。我用在阅读上的时间最多,比用在写作上的时间要多得多。阅读能让人安静下来,让我意识到个人的创作是多么微不足道:世界上已经有了这么多绝妙 的作品,我还能再写什么?这逼迫我认真地思考、想一些办法。各种故事都被别人写过了,各种思想都被别人诠释过了,留给我们当代人的还有多少可以做的?这才 是个真正的大问题。所以就不得不安静下来,因为做得太快绝对做不好,只能是慢慢做。有人觉得我产量很高,好像到现在已经写了一千三四百万字,可是我文集里 最早的作品是1973年的,那么到现在已经快要40年了,去掉一些现场录音和演讲稿,创作的文字其实少得很,产量并不高,平均每年不过是20万字左右。

  记者:但是您能40年一直坚持从事写作,当中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本身就很可贵。

  张炜:也不是,因为写作对我来说,既是职业又是专业,更是心灵的寄托。对任何人而言,工作和爱好能够结合起来,都是多么幸福的事。爱写作,又有时间写作,这毕竟是幸福的,需要好好珍惜啊。

  记者:时下一些擅长描写乡村经验的作家开始在写作中积极地吸收城市经验。您曾多次表示,胶东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是您写作的土壤,在90年代,您也曾多次反思现代文明。您现在如何看待现代都市文明和城市经验?

  张炜:各种经验都很重要,都要吸收。我不但不是一个反对城市文明的人,相反还是一个喜欢并饱受城市文明恩惠的人。就像农业文明也有很多的弱点和 黑暗面一样,城市文明也是如此。一个人关键是要吸取最好的东西,不必盲从。相对来说,我们的都市文明中模仿的痕迹更重一点,原生态的荒野河流山脉少了人工 痕迹,给人更为永恒的启示。它本身所保有的原始生命力、生长力就更加强大。一个人必要亲近自己的生命背景,那就是所谓的土地山川,是大自然。一座城市提供 的只是人造建筑,如果仅仅局限在这里面,忘记了更大的生命背景,那会是很荒谬的。在一点上我们可以学习俄罗斯文学和19世纪前后的大师作品,他们对更广大 的生命背景的关怀力,以及他们与这个背景之间的联系比我们更深入和紧密。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的视线越来越被楼房挡住了,这就造成了文学视野的窄逼,造成了想像的贫瘠、思想的浮浅,作品或者要丧失自然空间。不能用农 业文明和自然美去简单地否定城市化,反过来也不能一切以现代化城市化为美,这两者不能对立。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背景面前,一个人的创造往往是比较脆弱的、 暂时的。有些看起来很是巨大的东西,比如一座大城市,拆掉了也就拆掉了,可是大自然除了上帝,谁也拆不掉她。

  记者:现在的年轻作家缺乏的可能就是您说的对生命大背景的关照,因此,他们的作品在精神格局上总是显得比较狭窄。

  张炜:年轻作家自有自己的优势,他们身上有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他们在生活方式、道德评判标准等方面都与另一代作 家区别很大。他们也在走向自己的中年以至于老年,无论是在阅读方面,还是在与大自然的相处方面,都在经历必要经历的过程,都会向前,就像我们这代人也在不 断地老去、不断地改变一样。

  记者:有人认为您在作品中始终坚持着对人类正义和普世价值的追求和探索,但是,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所谓的普世价值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正在遭遇挑战甚至是解构、瓦解,您的这种追求在今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张炜:关于这个问题,我倒很想推荐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白壁德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他对人文主义的坚持,对那个曾经是相对恒定的、不变的人 文主义价值标准的坚守,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珍贵和重要。现在我们在教育、文学、艺术等等方面,都常常不能坚持这些最基本的普世价值,实用主义太盛行,只要所 谓“成功”了,品质竟然可以不受追究、不必鉴别。这真是咄咄怪事,是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时期才有的怪相。乌合之众既可以力量强大,又可以被空前地加以利 用。所以白壁德的这本书很值得我们重读,好好反思一下当前出了什么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白壁德的理论完全没有异议,要全盘接受。这本书是19世纪末 写成的,现在看起来却十分契合中国当今的文化、文学和社会状态,尤其是对现在知识分子的精神现状,白碧德的提出的警醒非常重要。

  作家本来就是在物质主义时期坚守精神意义,进行理性思索的人,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诱惑,都不能抛弃普世价值。我们不能一味向下再向下,以种种堂皇 的名义迎合乌合之众。文学以及作家是有标准的。“民众”应该是经过时间积累的一个概念,她是昂贵的标识而不是廉价的象征。当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糜烂的、势利 无义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活得很痛苦。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白壁德式的反思和坚守很有意义。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这本新的散文集中记述了自己很多写作之外的活动,比如您参与创办了万松浦书院,还有,早年挂职期间曾帮助当地兴建了体 育馆、文化俱乐部等等。可以说,您不仅仅是一个在文学作品中呼吁保护文化的人,更是一个积极的文化保护实践者。您认为,作家除了写作之外,是否还能为文化 建设、文化保护多做些什么?

  张炜:这个和个人的兴趣、经历有关。比如说恰好有机缘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只要有利就不妨去做。这些过程需要付出很多,很累很辛苦也很不容易。 作家最大的工作还是写作,当他觉得在写作之外还可以做些实事的时候,能付诸实践固然很好。但这并不说明做一些实事就比写作更有意义。应该说这两者都是有意 义的。对作家来说,他的最大的行为还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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