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需要水到渠成而非只争朝夕

——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任鸣

图版绘画：李法明

　　北京人艺年度大戏《甲子园》首轮演出日前在京华丽落幕。“五世同堂”、26场演出、观众24697人次、票房总数826万余元……直到演出结束，当观众把最热情的掌声和赞扬声全部献给了舞台上的老艺术家和这台大戏的创造者时，任鸣确信，他成功了。

　　从1982年进入中戏学习戏剧开始，任鸣已经在话剧舞台执著坚守了30年，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通过《北京大爷》《北街南院》《全家福》《我们的荆轲》等剧，他的艺术风格逐渐成熟，在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探索和话剧民族化的审美追求上也愈加稳健。那么，此次《甲子园》的成功演出，对任鸣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面对北京人艺60年的历史积淀，他又是如何看待今天人艺的现状和未来，又是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正在执导话剧《风雪夜归人》的任鸣，在排练现场与笔者一起聊起了他心中的《甲子园》和北京人艺。

　　《甲子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徐健：您如何评价自己在《甲子园》中的表现？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效果是否实现了您最初的导演构思？

　　任鸣：《甲子园》基本上实现了我的导演构思。最初在做这台戏的时候，我就有明确的定位，作品中一定是有人艺风格、人艺精神，同时也要展现其作为现实主义风格作品的艺术面貌。当然，现实主义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要有创新的部分。《甲子园》结尾的小女孩就极富象征意蕴，超越了现实生活本身。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相融合的作品。

　　尤其是结尾中那个小女孩的出现。每一部戏我最在乎的就是如何结尾。《甲子园》开场时是一个空镜头，伴随着悠扬的主题曲，结尾时，当王姬说“把爱还给应该爱的人”时，一个小女孩穿着红色的衣服，骑着童车从远处而来，在甲子园里自由玩耍，之后又跑上二楼阳台面对远方眺望，这在原来的剧本中是没有的。我设置这样的场面，观众可以理解为主人公在回忆过去，但更多是一种表现、象征、隐喻——甲子园的未来还是孩子们的。总之，是一种多义的舞台呈现。

　　徐健：看过《甲子园》后，很多人会感觉充满诗的韵味。我也注意到您在多个场合谈及该剧风格时常常喜欢用“诗意现实主义”这个词。您是如何理解“诗意现实主义”？

　　任鸣：诗意现实主义不是某个人的专利，很多戏剧人在创作时都在努力追求这种艺术风格。中国的美学传统里，最高的审美标准是诗。《甲子园》一开场，我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动与静、变与不变的相互映衬，在呈现一幅静谧又安详的图画，营造一种诗情画意的景象。之前有评论说我的作品是“舞台诗”，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我喜欢在舞台上表达真善美的东西，喜欢追求简约、唯美、诗化的风格。艺术让人欣赏后一定要有审美的愉悦感，要有触动心灵的美感，我不喜欢舞台上脏乱差。

　　北京人艺：不是只争朝夕，而是水到渠成

　　徐健：《甲子园》“五代同堂”，可以看作是北京人艺薪火相传的力作。在您眼中，北京人艺的传统是什么？您又是如何去面对的？

　　任鸣：北京人艺传统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人艺精神，这在《甲子园》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朱琳90岁、郑榕88岁、蓝天野86岁、朱旭82岁、吕中72岁、徐秀林72岁，这么多老艺术家为了共同的艺术理想，为了北京人艺的艺术血脉得以传承再次登上舞台，他们用行动深刻诠释了“戏比天大”这句话的精神力量，展示了他们对戏剧矢志不渝的追求。二是人艺风格，即北京人艺一贯追求的人民的、大众的、民族的、现实主义的话剧传统。同时，它还是注重继承与创新的结合，时刻保持艺术创造的生命力。

　　徐健：面对目前商业化、娱乐化、多样化的文化环境，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对此，您认为北京人艺应该如何坚守自己的艺术品格？

　　任鸣：我怕这个剧院传不下去，一个剧院同一个民族一样，如果没有独立的个性，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大家都一个模式，那就很难发展。北京人艺应该坚守自己的良知，坚守自己的艺术底线，坚守艺术的真我。不跟风、不媚俗、不跃进，永远按艺术规律办事。文化和戏剧是不能跃进的，是一个长期积累和沉淀的结果，需要的是水到渠成，不是只争朝夕。面对喧嚣的世界，北京人艺应该清醒地认识自己，应当十戒：戒浮躁、戒拔高、戒炒作、戒作秀、戒追星、戒媚俗、戒崇洋、戒扩张、戒投机、戒经商。北京人艺要不着急、不动摇、不迎合、不折腾，坚守自己的艺术品格，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还是曹禺院长的四个字“骆驼坦步”。

　　徐健：坚守有时候很难，特别是当面对市场的残酷考验时，有时候票房往往就成为衡量一部作品成败的标准。

　　任鸣：不要以票房论英雄。任何时候，北京人艺都应该按照艺术规律创作，因为真正的艺术是来不得半点投机和附庸的。北京人艺是一个艺术标准至上的剧院，是一个艺术剧院。任何唯利是图，以商业为目的的做法都是与人艺的艺术追求和宗旨相违背的，南辕北辙。在一个商业社会，一个经济时代，北京人艺更应该显示出不同流俗的气质和品格，不赶潮流，不随大流，不急功近利，不好大喜功，更不沽名钓誉。好戏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你无法用一个亿创造出一个《雷雨》，也不能用三亿砸出一个《茶馆》。老舍、曹禺、焦菊隐，是用多少金钱都创造不出来的，就像你无法人工培育出一个曹雪芹写出一本《红楼梦》一样。

　　任鸣：我就是喜欢跟戏较劲

　　徐健：您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从事的事业，会是哪一个呢？

　　任鸣：现在有些艺术家的生活太安逸了，他们拿不出来好作品就抱怨种种限制，其实是自己内心没有东西。物质上的过度充裕实际上会对创作构成一种障碍。生活舒适了，食物精致了，对生活、人生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了。我理想的生活就是琢磨戏。整天住着高级宾馆是不能出来伟大作品的。之所以话剧能出好东西，一是因为话剧出不了名，二是因为话剧不挣钱。投身话剧事业的都是真正爱话剧、关心话剧的理想主义者。我现在排戏不为生存，不为理想排戏，我的理想很简单，1987年就实现了。我就是想踏踏实实当一名话剧导演，我是真正为了兴趣才排戏。我的生活比较纯粹、简单，特别喜欢“匠人”这个词。我愿意用“剧匠”来形容我从事的戏剧事业。只有成为匠人才能一辈子专心做事，而我就是喜欢跟戏较劲。艺术家也可以是手艺人，这代表着兢兢业业、心无旁骛。在戏剧里，我很幸福，而且能找到快乐。

　　徐健：在您心目中，观众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些年，看话剧的观众群体有没有发生变化？

　　任鸣：我排戏的原则就是排观众看得懂的戏。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至今仍然记得当年《北京大爷》演出成功后，曹禺院长在病房里握着我的手对我说的三句话：第一，戏是演给观众看的，一定要让观众懂；其次，北京人艺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不断地继承和发扬才能走下去；最后要好好学习焦菊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记着这三句话，也是在实践中这么做的。

　　这些年，话剧的观众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我们的荆轲》，我发现有中学生包场来看。这说明，话剧观众的年龄越来越低，青少年多了起来。要知道，青年是话剧未来的希望。

　　徐健：到目前为止，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作品？

　　任鸣：《我们的荆轲》。现在排戏，我主要想在美学观、哲学观上有新的深入。莫言的话剧《我们的荆轲》恰恰满足了我这两个方面的探索。这部充满思想锋芒、极具批判色彩的作品，既有深厚的民族性，又具有开放的世界性，是我所有作品中难度最大的一部戏。我有责任把这部作品打造成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