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可读性与深刻性并重，是我孜孜以求的艺术境界

理性与感性：

　　月度作家：王威廉

　　推荐理由  

　　作为一位曾经在“中国文学现场”露过脸的青年小说家，王威廉的成长有目共睹。他不属于才华乍泄、光芒怒放的写作类型。他更擅长于以一种缓慢的方式进入人世的困境，在存在的背后发现意义的空缺和人生的危机。他的写作，富有深意地呈现出当代城市生活的微观经验，并穿过这些经验的层层迷雾，发现人的心灵空洞和荒凉。

　　他是80后作家，却和青春文学读物毫不沾边，他的作品有“偏硬”的质感，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源于思想沉淀”的缘故，他的探索精神让他在作品中埋下很强的个性和形而上的思考，也正是他的哲学思辨之力让他的作品隐约藏着心悸。他敢于书写死亡，却不偏执沉溺，始终保持质疑和疏离。“我的探索作品刚开始被认为是一些长期做文学探索的老作家写的”，他的风格早熟，让人在阅读中有年龄的落差感，但作品本就是作家的另一个面相。这就是王威廉，不遗余力地把文学写厚。

　　南方日报记者 陈祥蕉

　　见习记者 钟琳

　　小说本质上是形象的艺术，要有能力用形象去诉说思想

　　南方日报：你认为你的作品中的先锋性体现在哪？

　　王威廉：其实，我在写作中并非为了刻意追求“先锋”，而是忠于自己内心的结果。结果便是思辨的密度过大，撑破了固有的形式，形成了新的美学效果。这也许称得上是“先锋”一种吧。肇始于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运动，对我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像作家吴玄所说，先锋已经成了我们新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下继续先锋，就得要完成那场运动未完成的事情。换句话说，完成了“怎么写”，要想“写什么”了。

　　南方日报：你是一位具备相当哲学素养和社会科学系统训练的作家，你认为这些素养给你的创作带来怎样的思维惊喜？

　　王威廉：它们的好处是让我对现实有了点儿自己的看法，坏处是我好多年后才摆脱它们的阴影，获得更为感性的文学思维。

　　南方日报：你不仅创作小说，还大量地撰写文学评论，你是如何在两者间转换？

　　王威廉：我写文学评论比写小说还早，读本科的时候在《读书》杂志发表评论，文学评论的写作对我的写作滋养甚多，它让我学会细读一部作品，把握住作品的精神品质究竟何在。批评与小说这两者之间的转换并不容易(作家的创作谈离真正的批评还是有距离的)，我知道有很多人栽在上边了；但我还会坚持下去，因为也有许多人做到了。顺便说下，我发现作家库切的批评写得太棒了。

　　南方日报：你如何把握作品的思想性和文学性的？

　　王威廉：文学也有自身的思想，文学的思想就是通过文学性体现出来的。我最初有几部探索性的小说，以思想性为第一，进行思想方面的“强行叙述”，也算是形态独特，估计会被人叫做“后现代小说”。现在，我涉世深了些，以谦卑为准则，还是觉得小说本质上是形象的艺术，要有能力用形象去诉说你的思想，你会发现，它最终呈现出来的形态要远远超越你最初的思想。当然，形象并非只是诉诸视觉，借用帕慕克的说法，有两种，一种叫“图像的”，一种叫“语言的”。前者的代表是托尔斯泰，后者的代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谈80后创作与诺贝尔文学奖：

　　在“理”的反思层面薄弱，是中国作家的局限

　　南方日报：你是如何看待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作家，你是如何思考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

　　王威廉：莫言得奖之后，我认真比较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几位大家，莫言的确是综合能力最为杰出的一位。他的小说大气磅礴、恣肆汪洋，有着深重的苦难与语言的狂欢，非常能够震撼人心。我至今仍然记得初读他小说《欢乐》与《红蝗》时的激动心情。有人批评莫言的小说没有思想、没有爱，这个没错，但这不只是莫言的困境，而是我们文化的困境。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那没得说，有这个奖，是作家的幸运。只不过，我们没必要把对文学所有的看法与希冀都放在一个奖上面。我们应该学会让事物各安其位。

　　南方日报：你是80后作家，也曾经撰文对80后文学这种代际分类有过思考。文学评论中的这种强烈的代际意识有没有为你的个人创作带来不适感？同样，它是否为你带来特殊的归属感？

　　王威廉：当然会带来不适感，因为这个概念显然会缩小一位作家。但你说得也很对，它带来了归属感，这无疑让人快乐，你会觉得这一代人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事业，写作的热情与动力都得到了提高。我想强调，虽然“代际分类”的文学批评饱受质疑，但它的合理性依然值得重视，它会提供一种更开阔的历史视野，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局限与方向。

　　南方日报：你曾经说过80后的作家有反道德的姿态，但是在“理”的反思层面相对薄弱。这是你在写作过程中致力克服的局限性？

　　王威廉：在“理”的反思层面薄弱，不单是80后作家的弊病，坦率地说，也是中国作家的局限。接着上边莫言的话题，他的得奖是我们反思当下文学的一个契机。我们只要关注几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会发现凡是“第三世界”的作家，提供的都是凶悍的现实，而发达国家的作家，提供的大多是对现实的看法，其中的微妙便是文化政治学要去分析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我们也需要对现实提供自己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也许是错误的、过时的、愚不可及的，但不能就此放弃思想的努力。这涉及到一个文明的创造力及其尊严。

　　南方日报：你一直都在创作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为什么直到今年才将有长篇小说的问世？

　　王威廉：我发现大部分大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30岁以后才写出的，不过，年轻气盛的我非要挑战这个我已经认识到的“真理”。我告诉自己，托马斯·曼写《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时候才26岁，或许我也是那样的天才呢？实践证明，我并不是，我在26岁写的长篇《获救者》在今年获得了一个出版的机会，但我不得不按照原来的框架大修了一遍，这比新写一部还要痛苦万分。

　　小说的艺术：

　　小说家的全部努力是去成为低于生活的人

　　南方日报：你受哪位作家的影响最深？

　　王威廉：几乎每个作家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作家们一般都会开出一串长长的名单，而这串名单里并没有对他影响最大的那位作家。所以我就不开了。我要说几个别人想不到的作家。中国当代作家里，除了名满天下的那几位，我喜欢潘军，他的短篇写得很有人情味，不过他现在主要做导演了，拍了《五号特工组》什么的。

　　南方日报：你似乎一直强调写作背后的“精神资源”，你能具体谈谈你的精神资源有哪些？

　　王威廉：嗯，我是很强调这个。有些天才型作家似乎不需要这个，他们的才华与生俱来，提笔便可赋诗。我没有这样的天才，也怕江郎才尽的悲凉，所以要为自己的写作寻找一片肥沃的土壤。我阅读、观察、思考，不仅仅为了写作，更是为了拓宽生命本身的厚度。写作应该是生命自然的奔涌，像温泉一般。可这个时代，太多的人生在萎缩。我的精神资源就是永远站在鲜活与流动的那一侧。

　　南方日报：你的作品《老虎！老虎！》与英国作家吉卜林的一篇短篇小说的题目是一样的，这之间有特别的关联吗？

　　王威廉：按照某种时髦的文学理论，这叫做“互文”，但遗憾的是，它们之间没什么关系。这是小说中两声绝望的叫喊，就像两发响亮的子弹。我毫不犹豫拿它们做了标题。然后我发现，猛兽加上感叹号，与小说主人公的脆弱命运并置，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反讽。

　　南方日报：维舟曾经这样评论你的小说：整个现代艺术的一个缩影，即艺术被视为是哲学的一种异化的表达形式。在王威廉的两篇小说《辞职》和《铁皮小屋》中，这种特质也隐约可见：从表面上看，它们是故事化的小说，但实际上谈论与呈现的却是人的生存状况，逼近一种哲学化的思想。对此你的看法是？

　　王威廉：自人类历史进入现代以来，我们的生活世界不再有完整的意义解释，而是变得支离破碎。我们不会绝对的信或者不信，我们大多变得模棱两可，处在信与不信之间。人的生存状态变得晦暗不明，要在世界中努力寻找，才能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这样的现实既暧昧又复杂，超越了宗教与哲学的种种结论，小说反而成了抵达这种现实的最有效的道路。所以，好的小说就要表达出这样的困境，以及对困境的思考乃至超越。

　　南方日报：你的文学创作有着非常强烈的终极关怀，胡续冬就认为你的《第二人》虽有着奇诡的通俗性小说元素，但是独到的文学想象和深度化的文学追问，造就你作品的可读性和深刻性。思考的强度和内涵的深度，是不是贯穿你作品的核心诉求？

　　王威廉：通俗小说以故事取胜，吸引了大批的读者，一个作家要善于从中学习讲故事的方法。用通俗小说的技巧，讲一个深刻的故事，做到雅俗共赏，那是幸运的写作，往往不可多得。很多现代派的小说大家深谙其中的奥妙。因此，可读性与深刻性并重，是我孜孜以求的艺术境界。这条路漫长、艰难，我依然在摸索之中。

　　南方日报：你是如何看待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你在创作的时候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怎样的位置？

　　王威廉：我一直坚信一点，那就是小说家并不是比读者高明的哲人，他的全部努力是去成为低于生活的那种人。因为当小说家获得一个最低点的时候，生活的浪潮会扑打在他的脸上和身上，此时，他只要完全敞开自身，便能接纳这些复杂的馈赠。他用这些馈赠来写作，并最终回报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