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军、刘慈欣谈科幻文学：需更多作家投入进来

　　《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科幻作家刘慈欣谈中国科幻文学

　　中国科幻文学的繁荣，需要更多的作家投入进来，我们不能只有一个刘慈欣。

　　姚海军希望中国科幻文学实现真正的繁荣。

　　姚海军是中国科幻杂志《科幻世界》的主编，虽然《科幻世界》头顶“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这个光环，姚海军依然不那么自信。11月18日的电话采访中，首先提问的不是记者，而是姚海军，“你怎么会突然对科幻文学感兴趣？”他说，记者提出采访他，让他很诧异，因为在国内，关注科幻文学领域的媒体很少，即使《科幻世界》有着庞大的读者群，每年发行近40万册。

　　“我是一个科幻迷。”这是14日、18日两天的采访中，姚海军和“中国科幻第一人”刘慈欣向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们都认为，科幻迷是科幻文学发展的基础。尤其在中国，更需要越来越多的科幻迷，从热爱到写作。只有更多的科幻作者成长起来，中国科幻文学才可能迎来真正的繁荣。

　　“我们不能只有一个刘慈欣。”姚海军如是说。

　　虽然中国科幻文学正处于它有史以来最好的阶段，但无论是刘慈欣，还是姚海军，都不敢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前景太乐观，“中国科幻文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认为，中国科幻文学的繁荣，不能靠哪一个人来实现，而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投入到科幻文学的创作中来，共同构建中国科幻文学的理想国。

　　中国科幻文学几经浮沉

　　作为中国科幻界的领军人物和一个资深“科幻迷”，刘慈欣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史再熟悉不过。“科幻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只有在安定的生活中，我们才可能对世界和宇宙的灾难产生兴趣，社会动荡是科幻文学最大的阻碍。”这是刘慈欣总结历史得出的结论。他告诉记者，中国科幻文学从清朝末年起源以来，已经历了三次波折。

　　据有史可考的文献纪录，中国第一个关注科幻小说的人是被尊为“一代文豪”的鲁迅先生。1902年，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与大变革的前夜，青年鲁迅远渡东瀛，在日本的弘文书院补习日文期间，根据日文译本转译了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的名篇《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开中国翻译科幻小说之先河。

　　1904年，中国最早的原创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发表，作者笔名“荒江钓叟”。此后直至清朝覆灭，至少有近百篇翻译或创作挂名“科学小说”，这是科幻文学在中国的第一个发展浪潮。

　　五四时期宣扬“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文化思潮，客观上为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普及作出了贡献。很多著名的文学名匠都曾翻译或写作科幻小说。中国最早的纯文学刊物《小说林》的创办人徐念慈不仅翻译国外科幻小说，还创作有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著名作家老舍也创作过一本名为《猫城记》的具有科幻色彩的小说。

　　但这一番浪潮过后，科幻小说并未在中国生根。如同梁启超尝试写作《新中国未来记》，雄心勃勃而成未竟之作，原因或许在预先设想出新中国美轮美奂的乌托邦幻境之后，情节不得不拉回到今日之现实。讲故事还须从头说起但从现实到幻想之间，却有着想象力无法弥补的情节黑洞，最终导致故事半途而废。这也造就了当时科幻小说的共同命运。

　　进入民国时期之后，直到解放前，由于战乱不断，中国科幻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沉默期。

　　中国科幻文学的第二次低谷出现在“文革”时期。“十年的时间里，全国没有一部原创科幻小说，国内读者甚至不知道有这种类型文学。”刘慈欣说。然而，不利的环境并不能完全阻挡人们对科幻文学的接触和喜爱。刘慈欣就是在那时阅读了大量西方科幻小说，并成为一个科幻迷的。

　　“文革”结束后，成长于上世纪50年代第二次科幻文学热潮中的“中国科幻文学之父”郑文光，以及叶永烈、肖建亨等科幻作家，纷纷重新拾笔创作，大量佳作瞬间涌现，其中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创下了300多万册的销售纪录，至今无人超越，而邓文光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得了人民文学全国短篇小说奖。

　　科普杂志和报刊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地出现。《科幻世界》的前身《科学文艺》也于1979年创刊，但发展环境并不理想，“那时，《科幻文艺》的发行量最低只有8000多份，经营非常困难。但是当时《科幻文艺》的主编认为，中国的科技、工业等各方面正在迅速发展，处于社会变革中的年轻人需要科幻文学，所以坚持了下来。”姚海军回忆道。

　　1990年，当时的《科幻文艺》主编杨潇，坐了8天8夜火车来到荷兰海牙(当年世界科幻年会的举办城市)，向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申请，将1991年世界科幻年会的举办地点设在成都。1991年，世界科幻年会在成都成功举办。英、美等国家的科幻大师齐聚成都。这次会议掀起了科幻文学的小热潮，一些出版社开始关注科幻小说，一些作者也投入到科幻创作中来，同年，《科幻文艺》改名《科幻世界》，发行量也稳步提升。

　　1997年，《科幻世界》又策划举办了北京国际科幻大会，请来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宇航员，引起轰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央媒体做了深入的、持续的报道，宣传科幻文学对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的社会功用。之后，科幻文学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一直延续至今。

　　“经过老一辈科幻人多年的努力、耕耘和积淀，才有了如今良好的科幻文学发展环境。《三体》的出现也是得益于此。”姚海军说。

　　当下的中国科幻写作风格各异

　　《科幻世界》一直做着推动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努力，一方面，系统地引进国外经典科幻作品，一方面，推出“中国科幻原创基石丛书”，出版国内优秀的科幻小说。

　　“科幻文学是展现未来的可能性，探究这个时代的各种变化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新的挑战和冲击的一种门类。从这个方面来说，各国科幻文学并无太大区别。”对中外科幻文学都比较熟悉的姚海军认为，中外科幻文学虽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它们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却有很多不同。西方科幻文学关注外星殖民、文明冲突、终极审判等问题，而中国科幻则对科技发展所引发的新的道德冲突，以及我们当下的现实问题在未来世界的解决方案等问题比较感兴趣。

　　姚海军也坦承，中外科幻文学在发展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差距。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科幻文学涉及领域更广阔，在文学上的探索更前卫，触及到的社会问题更尖锐，并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这对于处于学习、探索中的中国科幻文学是非常有益的。”

　　目前，刘慈欣、钱莉芳、韩松、王晋康、何夕、江波、陈楸帆、夏笳等中国科幻文学的中坚力量，都曾大量阅读国外科幻文学，从中汲取养分，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小说风格各异，让人们看到了真正“不可思议”的科幻未来。

　　韩松的小说很后现代，文学色彩浓郁，如《2066之西行漫记》对“新中国未来记”的思考，《地铁》充满寓言性的叙述；刘慈欣以超出常人的想象力取胜，如《三体》在整个宇宙的背景之上思考人类的命运；王晋康的《与吾同在》《十字》沉郁苍凉，既融汇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也展现了超强的哲学思辨能力；钱莉芳的《天意》创造性地开创了历史科幻文学的先河，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很受读者欢迎。姚海军说，这种多元化的面貌正是他所期待的，“这样我们未来的发展空间就会更广阔”。

　　2003年《天意》出版时，以15万册的销量创下了自1984年以来原创科幻小说的销售纪录。后来，《三体》系列再次打破纪录。中国科幻文学迎来了小热潮，出版社、媒体、影视公司、游戏公司纷纷开始关注科幻文学，一些年轻作者也愿意投入到科幻创作中来，科幻文学的影响力渐渐扩大。

　　“中国科幻文学的变化令人鼓舞，但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姚海军对中国科幻文学的未来似乎并不乐观，因为中国科幻文学很可能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

　　姚海军介绍说，美国每年出版的科幻作品有2000多种，但中国仅有两三百种，其中还包括诸多凡尔纳和威尔斯被翻印无数次的公版作品。美国的科幻大会一般有六七千人的规模，参会的科幻作家至少有几百人小有名气。但中国每年都能发表作品的科幻作家不超过100人。“如果中国只有一个刘慈欣，中国科幻文学谈不上真正的繁荣。刘慈欣把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空间拓展了，但是需要更多的年轻作家来填充、支撑这个空间。”姚海军说。

　　此外，很多科幻作家都是出于对科幻的热爱，才投身于科幻创作的。因为科幻小说的发行量一般只有六七千册，经济收入微不足道，作者却要投入大量精力。

　　刘慈欣说，“花费十几年精力写成几十万字的小说，最后却只卖出几千册，这是非常可悲的。”所以，尽管刘慈欣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也没有想过做专职作家。

　　“希望中国出现更多的科幻作家，写出更多有影响力的作品。”这是刘慈欣和姚海军共同的期望。

　　文/本报记者谭凌铃图/姚海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