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人文精神应走出学院精英的圈子

　　●所以媒体很重要，媒体怎么做是一个说不完的问题。提到这点，我要说一下你们的《文学报》，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内容非常丰富，也约了很多稿子。当然这也是一个比较有限制的东西，更具推广意义的是视觉媒体。

　　●在中国，梁启超最先办报纸是为了将新的知识带给民众，而现在报纸社会启蒙、生活启蒙的意义消失了，它的意义变为了消费、炒作。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媒体更应该重拾它的人文意义。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和物质崇拜的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文主义遭受到全面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李欧梵新近出版的 《人文六讲》 一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重构人文学科，对文学、音乐、电影、建筑等进行触类旁通地研究，依据日常生活，寻找当下的人文精神建构方式。李欧梵在上海演讲期间，本报对其进行了采访。

　　记者：《人文六讲》 在香港出版时标题是“人文今朝”，这意味着您认为在当下的都市生活中人文精神是存在危机的，甚至完全退却到人文学者偏安自守的一隅，“人文今朝”这样的标题是不是旨在唤起人们对人文精神的重新审视？

　　李欧梵：我当时用这个名字是故意用的，典故来自一部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想要表达一个意思：你现在就要抓住人文了，不要等待将来。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感”，所有的东西不管过去将来，只压缩在一个“现在”，然而现代感怎么用人文来解释，这才是我最注重的。人文的精神在哪里？整个的人文回归恐怕已不大可能，那我们只能抓住几个瞬间。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关键时刻，在一瞬间感受到人文的气息，跟古人交流，使“现在”的意义更为丰富，这可以称之为“神交”，有时候甚至只要一秒钟就够了。

　　记者：人文精神的讨论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王晓明、张汝伦等学者有感于商业社会迅速发展对于人文精神的冲击，曾经引发过一场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一方面，知识分子们对人文精神的失守一直焦虑，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种焦虑更多地局限于学院精英知识分子中。对您而言，人文精神似乎恰恰不是知识分子式的，而具有更普遍的大众意义。

　　李欧梵：我的目的正是将人文精神从精英学院的小圈子里带出来，将其普及化，所以我不用“人文主义”，因为讲起来太复杂。我对当时他们人文精神讨论的批评也正在于此，太过精英式了。学院中所讲的人文精神永远是有危机的，并不是从90年代才开始，中国人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但西洋一直有，而且辩论不休。当下的问题是，人文学科太专业化，自我靠边站，不和其他的学科对话，总觉得自己被科学和商业逼到一隅，但是自己不主动与其他学科产生对话，那就只能越来越边缘。我在《人文六讲》的第二讲中提到人文学科重建的问题，正是想要解决这种边缘化，我的希望是将人文学科也从学院的圈子里带出来，是不是成功，很难讲。我现在只是一种尝试。

　　记者：人文学科不拘囿于学院而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似乎有一个做法是将人文学科作为整个大学教育的一种通识教育，您觉得这是否可行？

　　李欧梵：通识教育是普通教育的基础，而人文学科作为学科是在通识教育之上的，更专业也更为贯通。通识教育是最基本的东西，在大学一年级一定要有通识教育。但争辩的问题是，怎么教？在香港，通识教育变为普通知识的教育，这就没有意义了。我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训练人思考判断的能力，怎样从人文基本的立场去思考，这需要从精读经典文本着手。教授阅读经典一定要活学活用地教，不能死板。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有四个演讲讲中国传统，每一个演讲根据一篇文本，分别是《史记·项羽本纪》、韩愈的《原道》、苏轼的《赤壁赋》和鲁迅的《阿Q正传》，进而衍生到其他的文本，从一个文本进入到另一个文本，然后看出一系列的东西来，由此告诉大家中国传统到底是怎样的。这个很难，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别人不是这么教的，他们教的是知识，对我而言，这个自己看就能明白了。

　　记者：人文素质是需要积累的，用您的话来说就是“人文修炼”，这是对于自身的一种要求，您的方式是怎样的？

　　李欧梵：我自己有几个方法。第一是聆听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每天抽一点时间出来“面壁”，就是进到自己的心灵世界，心中的另一个“自我”和此时此刻的我对话，有时候会提问和拨接，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日三省吾身”。第二是有快有慢，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要有“慢板”，能慢下来，进行思考。第三是能读能写。从人文的立场来看，阅读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要在阅读时有明辨和分析的能力，这种阅读是一种“解读”、积累和思考。写是一种文字表达的能力，这种写并不是为了当作家，而是能够用准确具体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和思想。第四是什么都可以变成“文本”，什么都是诗，什么都是小说，任何东西都可以解读。人文主义者要学会解读，一方面是训练你的思考，另一方面是知道自我和其他东西的关联。

　　记者：但是当整个社会需要人文素养的提升时，那就不仅仅是个人修炼的一个问题了，如何由己及人？

　　李欧梵：媒体。教育本来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的教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专业化，对于通识教育都是找最坏的或者最年轻的老师，大家不重视，只注重考试，原来的人文教育的精神很难保持。所以媒体很重要，媒体怎么做是一个说不完的问题。提到这点，我要说一下你们的《文学报》，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内容非常丰富，也约了很多稿子。当然这也是一个比较有限制的东西，更具推广意义的是视觉媒体。法国的视觉媒体在晚上都是请最好的知识分子辩论，讲他们的书。我知道你们有很大的限制，要在夹缝中生存，但还是不能消极地做。我觉得中国文化有长处，目前看印刷媒体的还不少。在美国，中西部的小城市人们基本不看报，报纸也没什么好看的，都是地方新闻。最先报纸是怎么出来的？生活太广了，报纸是为了介绍怎样生活的。在中国，梁启超最先办报纸是为了将新的知识带给民众，而现在报纸社会启蒙、生活启蒙的意义消失了，它的意义变为了消费、炒作。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媒体更应该重拾它的人文意义。

　　记者：您的一个观点是，当下的人文精神是依据于日常生活的，而非高高在上的理想主义，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感知当下、认识过去，即是您所说的“此时此刻”，这个源于本雅明的词语很有意义。

　　李欧梵：本雅明的“此刻”一方面是瞬间即逝的，一方面它又包罗了以前所有的东西在里面，甚至将来的东西也在里面，“此时此刻”就是过去和将来在做一种吊诡式的存在。他的一个观念是历史不是由古到今的，而是由今到古的，我从这里得到一个启示，如果是从今到古的话，我们从今人此时此刻的感受怎么去追求古代的灵魂，现代性的时间使我们没有持续感了，只有一种跳跃式的对位，即是“彼时彼刻”。我在1999年大谈20世纪末，我就想到上一个世纪末在发生什么事情，经过研究发现梁启超在那时候说我们要用西历了，这就是一种“偶合”。

　　我觉得自今探古，考察过去某个“时刻”与当下的关联性，这是一种人文研究的方法。我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也带有这种意义，从现实生活中重新认识经典，与彼时彼刻的某个古人神交、相通。

　　记者：人文精神的修炼，您看中与经典的“神会”，您寻求人文气息的方式是阅读经典，而且是触类旁通地阅读，文学、音乐、电影、建筑无所不包。这会不会使你对文学的关注变少了？

　　李欧梵：文学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尤其关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以中国来说，作家能写的题材太多，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心深处的东西也已经被写出来了，但是语言的问题我认为始终没有解决。中国的作家每一个人都在写中文，可是他们对中文的了解不完全一样。在当代的白话文小说中，写得最好的还是农村题材。可是文学的语言怎么进入心理、精神、甚至是哲学的层次，譬如说怎样从一个最小的事件来重新探讨生死的问题、怎样看待抽象的死亡，这些比较哲学性的问题中国当代小说比较少。不是作家思考不够，是语言的问题，中国的白话文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负荷。为什么马尔克斯可以写出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百年孤独》，我认为西班牙本身的文法结构就有。俄文的问答、教训和对话的动词都有变化，有变化就使你有敏感，而且是几个层次的敏感。白话文没有这个层次，至少层次不够，那就需要创造，但是能有几个作家花心思来创造，作家写得太快，改文章的次数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