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化的语境中书写不变的情怀

　　无论在怎样的情境下，作家都要一以贯之，保持自己的情怀与胸襟，保持对这个世界坚定的信念，什么时候都不放弃不气馁，终有一天会写出头的。

　　西方小说讲虚构，少议论，中国小说重史书功能，可以发议论。各有各的写法，关键是怎么写，怎样打动读者，怎么用中国的叙事经验服务现在的写作。

　　近日，在天津举行的中国文学论坛上，“作家情怀与时代语境”成为作家与评论家研讨的主题。其中，天津青年作家秦岭讲述的两则小故事令记者久久难忘。

　　去年，秦岭到新疆和田采风，在饭店洗完手，习惯性地甩了甩，一抬头，发现服务员小姑娘正很不乐意地盯着他。“从她不乐意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感动和敬畏。她狠狠地瞪着我，瞪得我心里哗哗地颤动。 ”这时秦岭才意识到，在和田洗完手是不能乱甩的，因为那里太缺水。而在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人们用水却“肆无忌惮” ，两相对比，秦岭说作家要通过作品让城里人也感受到水的珍贵。今年春夏之交，秦岭又到重庆、贵州、广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的偏远山区做了有关农民饮水安全问题的考察，对“水是生命之源”这句古语有了真正的体验。

　　另一则小故事有点夸张，却反映了边远省份山区群众生活的不易。在广西，工作组下地方检查工作，问一个农民：“大爷，你们家种了多少地？ ”大爷回答：“我们家今年种19块儿地。 ”工作组的同志心想， 19块儿地不少啊，就接着问：“现在种到什么程度了？ ”大爷说：“种17块儿了，还有两块儿不知在哪儿。奇怪了！ ”说着，大爷拿起草帽就要走，突然眼前一亮：“哦，原来在草帽下边呢。 ”

　　“人间烟火，布满平平淡淡的奇特和奇特的平平淡淡，这是一种呛人心肺的诱惑。难以相信，一个没有情怀和语境的写作者，是否能在烟火的五味杂陈中自由穿越、拨云见日，完成从始发到目的地的全程记录。 ”秦岭说。

　　被妖魔化的当代文学需要作家评论家正名

　　“我是处在文学生物链最底层的屌丝级作家，苦啊。我希望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后，所有有关文学的会议都能够成为为中国当代文学正名的会议。 ”著名作家徐坤这样一席话，却是源于中国作家当下所处的时代语境。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徐坤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被妖魔化太久了，这给作家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2003年底，徐坤从中国社科院调到北京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专业作家。此后的十年，徐坤赶上了中国文学最被边缘化、最艰难、最受娱乐化排挤的十年。一方面，国际上以顾斌为代表，形成了妖魔化、贬低中国文学的倾向，“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影响深广。另一方面，对作协体制多有攻击，所谓作家是纳税人出钱养活的。徐坤说，这种攻击直接的受害人就是辛辛苦苦进行创作、制造文化产品的作家。她为大家算了一笔账：作家出一本书，版税能拿到12 %算是比较高的，这12 %里还要交20 %的税。作家的版税起征点很低，到800元就要征税。徐坤说，作家本身也是纳税人，纳的税比其他行业还多；从创作方面讲如果不用诺奖标准去衡量，中国的优秀作家不止十个，中国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也何止十篇百篇。中国文学需要有人给正名。

　　多年来，整个从事严肃文学写作的作家被严重边缘化，面对各种困境，莫言能顶住压力，获得国际大奖，徐坤由衷地感到高兴、自豪。徐坤说，莫言一路走来的艰辛和最后的成功对作家的启示就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无论面对怎样变化无常的语境，都应该思考如何以不变应万变，认清文学最后追求的是什么？“透过莫言的作品，比如《生死疲劳》和《蛙》 ，我们能感觉到莫言是带着问题来写作、来揭露问题，最后走向信仰的。 《生死疲劳》 ，表面看是为地主翻案，却是通过魔幻的形式揭露出来人性的向善； 《蛙》写了中国整个六十年的生育史，写的是人类的救赎。这是特别值得当代作家来学习的。无论在怎样的情境下，作家要一以贯之，保持自己的情怀与胸襟，保持对这个世界坚定的信念，什么时候都不放弃不气馁，终有一天会写出头的。 ”

　　当然，人们对当代文学的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除了偏见，徐坤认为确实也存在问题。比如网络的出现降低了作家门槛，什么写手不经筛选、衡量、评判，只要稍微在网上涂鸦、攒东西，都可以叫作家。衡量的标准没有了，尤其是好作家、名作家衡量的标准没有了，许多界限被混淆。徐坤说，写手就是写手，就像演员和艺术家，不在一个层次。

　　作家是时代的瞭望者注视地平线上细小的变化

　　今年，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风靡大江南北，诗人王久辛看了后感慨道：为什么这样的作品能火？我们的文学需要关注什么？ 《舌尖上的中国》的流行给王久辛的启示是，文学要多关注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写出有滋有味的作品。他说：“现在创作有两个不好的方面，一是大量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生活原本有滋味的东西都失去了；二是偏爱苦难题材，跟在西方价值观后边，迎合西方，缺少中国的价值观。时代语境在改变，大船掉头了，老百姓不愿意总看苦难，现在太多的作品缺少诗意生活。 ”

　　“假使国家是一艘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桥上的瞭望者。他要注意来往的船只，注视在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 ”这是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的名言，虽然说的是新闻记者，但评论家梁鸿鹰却认为同样适用于作家。他说，现在作家、艺术家正面临新的时代语境，变化非常快，前个月是一种情况，下个月就变成了另一种情况，写小说时是合时宜的，但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产生疑问，会反思对现实的认识、对人的把握到底准不准确？“变化是好事。生活内容丰富，人们需求多样，如果还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八个样板戏，时间似乎停滞，这样并不利于创作。 ”梁鸿鹰说。

　　梁鸿鹰同时指出，作家对社会变化的回应，首先应该是文学的、尊重创作规律的回应，有自己的角度，而不是简单地按照文件、政策去写。不久前，徐坤凭借剧本《金融街》获得《人民文学》奖，剧作在展现金融街的开发建设时，没有从决策、部署写起，而是从北京市井小院儿的邻里关系讲起，梁鸿鹰说，这正是作家面对变化的时代氛围以自己的方式所做的回应与思考。

　　文学是思想的表情照亮心中被忽略的角落

　　按照曹雪芹的说法， 《红楼梦》中所写之事无朝代纪年可考。但《红楼梦》果真是一部无时代语境的作品吗？显然不是。评论家王彬举了两个小例子。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到：“这里贾母花厅上摆了十来席酒，每席傍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着御赐百合宫香。 ”炉瓶三事指什么？查阅资料后，王彬了解到，炉是指香炉，瓶是箸瓶，盒是香盒。当时一般人家烧线香，但贵族烧香饼。香饼用树脂类的香料制成，做起来麻烦，并要用炭火烧。贾府是贵族之家，如果点线香，就闹笑话了。

　　另一处细节是在黛玉初进贾府时，黛玉到王夫人处，看到临窗大炕“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 。“文王鼎”是什么？原来这是殷商周三代青铜鼎的经典样式，乾隆皇帝很喜欢，仿制过一些，地方官员也跟风制作作为进贡物品。因此文王鼎都放在比较肃穆地方。简单的器物，细致入微的描写，无意间透露了当时的时代背景。

　　炉瓶三事、文王鼎，从日常物用中即可看出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特点与家族状况。王彬说，现在作家写作往往重幻想、重故事，但真正有时代气息、优秀的作品还应该像《红楼梦》一样能够让读者看到知识与情趣。同时王彬也指出，中国小说应该努力写出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比如孙犁晚期的《芸斋小说》 ，不但大胆地在小说中加入评论，还将故事写得不那么虚构，有些就是孙犁自己的经历。“西方小说讲虚构，少议论，中国小说重史书功能，可以发议论。各有各的写法，没有高低之分。关键是怎么写，怎样打动读者，怎么用中国的叙事经验服务现在的写作，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王彬说。

　　中国人经验的复杂性、多变性、丰富性，需要作家去深入体验。在这种大的时代语境中，人们对文化产品品质的要求也提高了。以前书少，拿到就很稀罕；现在拿到一本书，如果封面都不吸引人，读者可能就不看了。梁鸿鹰说，时代对作家艺术家提出更大的挑战，作家要想写出耐看的作品，就应该具备三方面的素质：第一是诚实，要写真感受；第二要敏锐，不一定表现全貌，但要捕捉到社会细微的变化，能看到亮点；第三要原创，是有难度的写作。梁鸿鹰说，作家的使命，要为人的完善、为精神世界的发育服务，文学要反映出思想的表情，照亮心中被忽略的角落。

　　论坛期间，记者发现，爱发微博、讲起话来满口俏皮网络词汇的徐坤，使用的却是一款老旧手机，在物用方面，她并不追时尚。据朋友们透露，徐坤平时生活还相当抠门。但是，“5 · 12”特大地震后，徐坤到甘肃陇南豆坪乡豆坪小学采访，一下捐赠了10万元稿费，用来帮助学校的灾后重建；不久前，徐坤又给豆坪小学捐赠20万元稿费，设立“作家爱心助学基金” ，帮助大山深处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这同样是一位作家在变化的时代语境中书写的一种不变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