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军旅文学：英雄主义精神向度与现实主义写作伦理

　　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在文体自觉与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更加贴近部队现实生活，更加关注战斗力生成提高，创作出了一大批有质量、有人气、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柳建伟的《英雄时代》以及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分别荣膺第六、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标志着新一代军旅长篇小说作家的成熟与崛起，并影响、带动了军旅影视剧的全面繁荣；温亚军的短篇小说《驮水的日子》、李存葆的散文《大河遗梦》、朱向前的《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折桂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王树增的《长征》以及裘山山的《遥远的天堂》斩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中，刘立云的诗集《烤蓝》，王宗仁的散文集《藏地兵书》，李鸣生、彭荆风的纪实文学《震中在人心》《解放大西南》以及陆颖墨的短篇小说《海军往事》联袂获奖，赢得了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在全国性大奖中的一次最大丰收。

　　此外，在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其他重要评奖中，军旅作家也多有收获。作为当代文学“精神写作”的中坚，军旅文学始终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坚持先进军事文化的前进方向，坚守主流意识形态表达，将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融进了文学的血脉。当理想、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面临市场经济大潮的剧烈冲击时，新世纪军旅文学所积聚的理想化、崇高感和英雄主义精神能量却以担当与拯救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释放。一大批优秀军旅长篇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满足了人民对英雄理想、崇高信仰乃至强悍或粗粝人格的新一轮文学想象。以军旅长篇小说的繁荣为标志，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吹来一股强劲的浩然之风。

　　“第四次浪潮”与通俗化转向

　　1990年代中期以降，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并逐渐深化，多元文化格局初露端倪，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随即溃散为“无主题变奏”。主流意识形态变换了自身的存在方式与表意策略，与新崛起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达成一种从未有过的协商与共享模式，启蒙性、政治性、宣传性、说教性的硬性表达逐渐被商业化、消费性、娱乐性、想象性的软性话语所替代。市场逐渐取代了政治，成为军旅文学发展的风向标，军旅文学的集群性冲锋亦随之瓦解，一度陷入整体性低迷。这种转向的另一个结果则是“个人化写作”在军旅文学中的滥觞，军旅作家们获得了极为鲜见的写作自由与发展空间，这无疑为军旅文学几年后的变革前行埋下了伏笔。

　　进入世纪之交，军旅作家开始“突出重围”，长篇小说创作已由上世纪末涛声隐隐的“潮汛”衍成了“波涛汹涌”的“第四次浪潮”： 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四面八方》《高地》《马上天下》《明天战争》、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马晓丽的《楚河汉界》、项小米的《英雄无语》、朱秀海的《音乐会》、周大新的《预警》、王玉彬和王苏红的《惊蛰》、张卫明的《城门》、兰晓龙的《士兵突击》、李西岳的《百草山》、刘宏伟的《大断裂》、刘静的《戎装女人》、王海鸰的《大校的女儿》《成长》、方南江的《中国近卫军》、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歌兑的《坼裂》、李燕子的《寂静的鸭绿江》、李亚的《流芳记》、张慧敏的《回家》、黄国荣的《碑》、王筠的《长津湖》、王凯的《全金属青春》、王秋燕的《向天倾诉》、苗长水的《军事忠诚》、刘猛的《狼牙》、裴指海的《往生》、王甜的《同袍》等新作力作逶迤而来，连绵不绝。它们或直面当代军营，或回望战争历史，全面展开对军人形象的崭新塑造，对军人价值的沉重追问，对战争与和平、人性与异化等形而上问题的哲学思辨，在恢弘的时空中包容了军旅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在坚守主流表达和自身文学传统的同时，更呈现出了开放性、复杂性、多元化的全新面貌，这其中最为核心的变化是双重“回归”：一是回归长篇小说叙事性文体本源，开始注重故事性和形式探索；二是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开始关照复杂人性和个人命运，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现实表达。前者呼应了叙事文学虚构的文学本体性要求，标志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叙事观念的觉醒和文体观念的自觉；后者则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文学的规训与异化，开始关注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神存在。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添加了颇具现代性的写作技巧，将现实主义与现代、后现代的写作方法与观念进行了有效的融合，有效探索了长篇小说文体的多种可能性。军旅作家以从未有过的激情对小说形式与技巧进行探索，以期最大限度地扩展小说的精神和想象空间，在故事之外赋予了作品更深刻的思想和意义内涵，出现了内容形式化、形式本体化的审美倾向，彰显了创作主体的文体自觉和技术创新的努力，标志着军旅长篇小说对文学性本源的回归。

　　在另一个向度上，亦应看到，近年来军旅长篇小说在图书市场上十分走俏，经常登上各大图书排行榜的前几名。军旅生活和军人形象已经成为大众文化关注和偏爱的一种文学题材资源，地方作家的踊跃“加盟”也助推了军旅题材长篇小说在图书市场的持续红火。事实上，面对新世纪以来文学艺术的产业化趋势，军旅文学一直在寻觅着自身的文化定位，探索着适应时代变化的表达方式。近年来，军旅长篇小说开始了文化与文学层面的“通俗化”转向，借助“通俗文学”特有的审美特征，迅速抢占了图书出版与电视剧市场的“高地”，并凭借着对军旅文学核心价值体系的张扬，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社会影响。通俗化的军旅长篇小说和军旅作家渐渐远离了纯文学语境，自觉融入了日益强势的大众文化空间。以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繁荣为基础，军旅题材影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亮剑》《我的兄弟叫顺溜》《长空铸剑》《突出重围》《爱在战火纷飞时》《历史的天空》《高地》《英雄无语》《和平年代》《新四军》《最后的骑兵》《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波涛汹涌》《井冈山》《横空出世》《士兵突击》《我是特种兵》等持续热播，培养并巩固了数量庞大的读者群，进而形成一个牢固而强势的“军旅亚文化场域”。商业出版和影视传媒成倍放大的覆盖力量，带动整个新世纪军旅文学(包括虽然寂寞但仍旧默默前行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中短篇小说)一道汇入了波澜壮阔的“第四次浪潮”，形成了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上最为缤纷多元的雄奇景象。

　　从纯文学的角度观之，2005年可视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一个转折点或分水岭。此前的军旅长篇小说开始有意识地克服传统军旅文学一味执著于故事、人物、思想、主题、宏大叙事和写实原则的桎梏，发生了本质性的调整。在现实主义的底色上，新一代中青年军旅作家勇于进行形式探索和技术实验，文体意识的自觉性与文学视野的开阔度显著提高，使得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多元景观；而此后的军旅长篇小说，伴随着新的消费主义文学生态的建构成型和逐步深化，开始了文学性层面的“通俗化”转向，绝大多数作品尽管依然较为均衡地维持在“水平线”之上，却鲜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作品问世。军旅长篇小说逐渐丧失了艺术探索和形式创新的锐气，对特定题材的开掘力度和思想深度渐趋下降，文体自觉与技术创新的新潮不断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网络、电视、商业出版为媒介的“通俗化”浪潮。悄然间，军旅长篇小说已经变换了存在方式和发展路径。

　　“孤岛”耸峙与砥柱中流

　　这里所说的“孤岛”是指进入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整体态势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孤岛现象”。这也是它区别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军旅文学的一大特点。自新时期以来，无论是80年代之初的“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还是90年代之初的“农家军歌”，总体都呈现一种“集团冲锋”的方式，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引起文坛的广泛瞩目。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商业语境强化和政治语境淡化的双重夹击下，军旅文学也急遽分化，当年“群体作战”的军旅作家队伍也飞鸟各投林，或通俗化，或影视化，人员流散、斗志涣散，只有少数执著的坚忍者仍在“商海横流”中显出英雄本色，像滔滔商海中的“孤岛”一样，岿然耸峙蔚成大家气象。其中，以长篇小说崛起的徐贵祥、以非虚构文学坐大的王树增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徐贵祥连续推出了《仰角》《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明天战争》《特务连》《高地》《四面八方》《马上天下》等8部长篇小说，都是直面历史战争和当下军队现实的重磅之作。时间上涵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当代和平军营及新军事变革等重要历史阶段，塑造了一大批敌、我、友军从基层官兵到中高级指挥员以及战术专家、政工干部、特种兵、医务人员各色人等。特别是《历史的天空》中个性强悍的草莽英雄梁大牙，《八月桂花遍地开》中高蹈空灵而又深藏内敛的沈轩辕，《马上天下》中深谋远虑执著追求“不战而胜”的战术专家陈秋石等，都已经进入了当代军旅文学的重要人物长廊，显示了作家在新世纪军旅文学创作中的雄心和进步。徐贵祥的成长表明，部队的中年长篇小说作家已经成熟，并且成为战争文学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的主要标志性人物——这辆正面强攻战争文学的重型坦克已然占领了“高地”。

　　此外，非虚构文学的繁荣发展，使之堪称是与长篇小说并驾齐驱、等量齐观的新世纪军旅文学的另一重型文体。新世纪十余年来，王树增接连推出了《朝鲜战争》《1901年》《长征》《解放战争》(上、下)《1911年》等多部“非虚构类长篇文学”，构筑了他心中宽广而有深度的中国近现代史。饶有意味的是，王树增非常执著地采用“非虚构”写作手法，并且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对曾经发生在历史进程中关乎民族、社会和民众命运的重大的人与事有高度的敏锐性，能够对这些人与事做出作家自己的具有创见的评判，并用具备文学品质的表述风格，鲜明而具有责任感地对人物和事件与读者一起做出饶有趣味的、富于思辨意义的解读。”此中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描写的广度，即“关乎民族、社会和民众命运的重大的人与事”；二是思考的深度，即“做出作家自己的具有创见的评判”；三是其中的文学性，即“具备文学品质的表述风格”。此处重点解释第三点。王树增之所以如此看重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原本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王树增的小说家底子在他的《长征》等作品中有两点突出表现，即语言和细节。王树增的语言脱胎于小说，比一般的报告文学语言更具张力，更加生动鲜活、细致入微，也更加适合营造气氛、意境和情调。同时，王树增比一般的报告文学作家对细节的捕捉更敏感、运用更灵活、安放更妥帖并更具匠心和诗意。王树增常常用小说的细节来刻画与塑造人物，用散文的语言来写景状物，用议论来表达思辨和评判，用诗情来营造意境和氛围，整体呈现出一种跨文体写作风貌和独特的个人风格与审美特性。

　　无论是徐贵祥的“强攻”，还是王树增的“长征”，都体现出了军旅作家那股向着英雄主义精神高度勇猛精进的、执著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正是这股韧劲的支撑，才使他们穿越崎岖的小路，守住了新世纪军旅文学的阵地。同样具有这股韧劲的，还有诗歌领域的刘立云、散文领域的王宗仁、报告文学领域的彭荆风、李鸣生等等。刘立云的诗歌创作从上世纪70年代初起步，至今历经40年，其间诗风流转、诗艺革新，刘立云始终追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地蜕变、更新、涅槃；李鸣生以航天题材在报告文学界一举成名，此后在高科技领域不断拓展，多有斩获，近年来潜心报告文学文体的探索与创新，并已然在这个路径上高张异帜；王宗仁离开青藏高原的战斗岗位后，为了重温那一份真情，50次重返高原，终于写出了素朴、纯净、诚挚动人的“藏地兵书”。当然，最感人者还推彭荆风，他为创作《解放大西南》而酝酿了大半辈子，收集到的资料笔记难以计数，年届古稀方肯动笔，历时10年终成大器，以80岁高龄完成了此生最具分量和冲击力的扛鼎之作，充分展现了一位老军人的坚韧、执著与顽强。

　　此外，朱增泉历时5年完成的五卷本《战争史笔记》堪称是一场一个人打赢的战争，不愧为新世纪军旅文学的重要收获。该书将战争、历史与个人融为一体，采取一种适合大众读者的方式，重新讲述中国古代战争史，鲜明地体现了朱增泉独特的整体性战争观，其盛世危言的思想品格和庖丁解牛的艺术风范令人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还有，歌兑的长篇小说《坼裂》入围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最终20部备选篇目。作者身为医学专家，从事业余写作，有此成绩实属不易。他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巧妙地融入文学写作中，应该说与大地震题材非常契合，尤其是对人的情欲和生理感受的细微呈现，可以说是当代长篇小说中少有的文学表达。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以大地震为背景，却又努力超越地震，掘入生活的深层，去描写地震环境中的人以及他们内心的真实，从而真正走进大地震中人的精神层面。同时，《坼裂》充分发挥小说艺术伸缩自如的特长，将对人类生存本质的哲学探讨与艺术表现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

　　虽然近年来军事文学的创作取得了如上所述的诸多成就，但其中有一点问题却不容忽视。前面两座“孤岛”(徐贵祥、王树增)和后面两座“砥柱”(朱增泉、歌兑)，整体年龄平均下来，已经在60开外，比之20世纪80年代中早期，李存葆36岁写出《高山下的花环》，莫言30岁写出《红高粱》，朱苏进29岁写出《射天狼》，令人心生黯然——毕竟，文学事业永远需要青年。

　　丰富与驳杂：“新生代”的生命情态

　　所幸，自2004、2005年以来，以李亚、王棵、王凯、王甜、朱旻鸢、裴指海、曾皓、卢一萍、刘猛、刘跃清等为代表的一批 “新生代”军旅作家逐渐崭露头角。他们的创作成果偶有长篇，大多体现在中短篇小说领域，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在质量上保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放眼当下的军旅文坛，“新生代”是一个日渐活跃的写作群体，其主要贡献在于为和平时期的军旅写作开拓了新的书写资源。从题材选择和叙事内容上，亦可见军旅生涯经历在潜移默化中带给“新生代”作家们特殊的审美体验。军旅历史的匮乏与非将门家庭出身，让他们深切地体验到了当代军人艰难的生存环境，于是，他们似乎更愿意将文学目光聚焦于高强度压力环境中的个体，表现逼仄空间内小人物挣扎和尴尬的生存境遇。但不可否认，这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作家的视野和想象力。同时，由于没有亲历战争的经验，他们文学中可能达到的深度与高度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新生代”军旅作家大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新技术时代，军队从战术、武器、兵种到部队官兵的知识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表现空间。生活的变化和读者的期待为“新生代”军旅作家提供了创新的空间和施展才华的舞台，无论是部队读者，还是数量众多的“军事发烧友”，都希望从军旅文学中窥看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军人风采。“新生代”军旅作家在取材上更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人物丰富而驳杂的生命情态，对细节进行放大甚至夸张化的处理，探索柔软敏感的人情、人性和社会大环境相互摩擦后的内在心理体验，外化到文本层面的表现便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伤痛痕迹。他们有着立足于自身独特的、异质性的审美体验，自觉重构日常生活的诗学理想。在叙事内容上，他们倾力展示平凡个体与物欲现实之间的种种纠葛，揭示现代人面对社会的急速变化时所遭受的各种尴尬的精神处境。

　　李亚的写作是一种升腾着诗性光芒的“智性叙事”，长篇小说《流芳记》带给读者的是一段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纯文本阅读体验”。如果说“智性叙事”是以想象力的飞扬、现实经验的拓展和形而上思考的深度来标榜自身的文学趣味与审美品格的话，那么，李亚的智性写作，依然有别于时下流行的以科学的复杂和神秘为内在支撑的“智性叙事”，到处氤氲着浓重的烟火气息和浪漫诗意。李亚试图对宏阔的历史、世俗的生活和无常的生命进行一番富于哲学思辨意味的重新组合，以此展开浪漫奇崛的想象，调动丰厚沉实的生活经验，搭建起一个超然于历史世相之上的非现实世界，在对现实世界的浪漫审视和诗性关照中，完成对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终极意义的找寻。

　　王甜的长篇小说《同袍》是一部难得一见的洋溢着浓郁青春气息与时尚感的军旅长篇小说。小说以崭新的视角塑造了置身于消费时代语境中的高学历年轻军人群像，拓展了新世纪军旅文学的题材领域。《同袍》在文学性层面的成功具体表现在语言、细节描写、人物心理刻画，以及叙述的耐力和人物塑造上。王甜的小说语言鲜明地刻有新一代年轻军旅作家的特征和个人特色，语汇的时尚化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有她的幽默。王甜的幽默显然不是大众化或低俗化的取乐与搞笑，也不是一种讽喻，而是一种智识的调侃，充盈着聪慧与文化的品质。让我们惊喜的是，这种幽默并非偶尔为之，而是从头到尾随处可见，自然而然。王甜的小说语言还有一种女作家独有的清丽美感。语言是推动小说叙事前行的首要动力，这在当下的军旅长篇小说中是极为少见的。与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迷恋讲述“好看”故事的整体情势不同，《同袍》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有的是大量琐碎却鲜活的细节，细节成为作品最重要的构成元素，也是最重要的文学性特征。

　　王棵的“守礁”系列作品侧重书写当代军人对于职业伦理的坚守。王棵笔下的守礁军人是脱离都市光鲜生活的寂寞一族，时间对于他们而言，是寂寞中大把岁月的无尽投掷，成为了生活的“守望者”。《海戒》《飞鱼》《暗自芬芳》《对鱼说话》《美发史》等小说没有回避单调、寂寞、孤独的描写以及这些不便给军人家庭、生活带来的严酷现实，真正抵近了士兵的生存本相。

　　王凯的小说大致包含两类指向两个对象，即基层连队和部队机关。前一类作品有《沉默的中士》《一日生活》《蓝色沙漠》《终将远去》等，后一类有《正午》《魏登科同志先进事迹》等。小说中的人物往往生活苦闷，处在事业或情感上两难的撕扯状态。《沉默的中士》中指导员“我”和沉默少言的战士张建军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几年后当“我”上调到新的机关任职时，却意外得知张建军是个多年在逃的杀人犯，不得不痛苦地亲自给他戴上手铐。《魏登科同志的先进事迹》采用类似影片《罗生门》的结构方式，以“我”受命整理资料时无意中发现的一本调查笔录为线索，把一场意外事故当做故事起因，列举了若干谈话人对魏登科同志的评价，并把这些评价作为笔录原封不动地“誊写”到小说里。作品有如一面多棱镜，使读者能在每一个棱角上都看到主人公魏登科的不同侧面。

　　此外，朱旻鸢的《参军记》描述了客家娃时毛一波三折的参军过程，在略显苦涩和伤感的语调中细腻地表现了一个农家孩子对逃离黄土命运的渴求和对军营生活的无上向往。刘跃清的《遥远的手榴弹》记录了普通士兵焦文文逐渐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连队是一条河》以写实的手法，通过对几个士兵的追踪式描述，道出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所蕴含的苦辣酸甜。两部作品均体现了作者对部队基层生活的细腻体验和真切感悟。

　　如果说“新生代”在对现实题材的处理方式上延续了“新写实”的美学风格，那么，在对历史战争的书写和追忆中，作家则更倾向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抒写方式构建历史，以感性的目光洞察历史，在各具特色的审美关照中注入情感内核。王甜的《昔我往矣》选取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以女军医蒋南雁和孪生兄弟罗永明、罗永亮三人之间的爱情线索作为故事支点，回避了对战争的宏观描述，在三人跌宕起伏的爱情脉络中构建历史，既道出了一段真挚哀婉的革命爱情，更表现了个体面对战争时的渺小和无力。裴指海的《亡灵的歌唱》更多体现了作家对“根脉”的自觉追寻。作品以一个亡灵的视角反复在过去和未来的时空中穿梭，窥探现实中的自我和家人。

　　“新生代” 军旅作家将个人精神上的漂泊不安投射到作品中，使得他们笔下的军人形象也或多或少体现着忧虑和焦灼。“新生代”军旅作家淡出宏大主题的叙事，立足对民间立场的认同，向平静的日常生活靠拢。整体上看，“新生代”军旅作家对于现实题材的书写有时还停留在自身经验和生活事象的表层，在对当下进行中的军旅现实生活的反映方面稍显滞后。和平年代的英雄主义应该如何表达？新军事变革实践的真实图景到底是怎样的？最新鲜的军人形象应该如何塑造？如此等等，“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提供给读者满意的答案。另外，与同时代的“70后”作家相比，“新生代”军旅作家们还没有形成具有强大辐射影响的群体性写作力量，但他们已经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和创作潜力却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深切期待。

　　结  语

　　新世纪军旅文学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不可忽视其内部依然存在着“四个失衡”：一是题材失衡，即历史题材多，现实题材少。直面当下的作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远逊于历史题材作品。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反映时代的新质和军旅生活的新变，已经成为新世纪军旅文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二是体裁失衡。如今，军旅文学中长篇小说繁荣，而中短篇小说佳作却很少见，诗歌、散文的情况则更加不容乐观。三是创作队伍失衡。军旅文学创作队伍年龄老化，人才流失，已成突出问题，长此以往，难以持续发展。四是创作情况与批评理论的失衡。上世纪80年代，军旅文学批评一度显现出繁荣景象，但是，随着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评论队伍、阵地都严重萎缩，军事文学批评理论几近失语。

　　我们希望军旅作家们在提高个人素质、积累创作后劲上继续努力，立足军营、坚守阵地，在绿色加方块的限定中“掘一口深井”。具体来说，他们必须在“高”与“低”两个向度上做出努力——所谓“高”，即跟进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及时了解与熟悉高新技术前提下的新军事变革并完成艺术转化；所谓“低”，即深入基层，把握广大官兵的脉搏，体察广阔军营的现实矛盾，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军人的真情实感。同时，军旅作家应坚定文学的立场，警惕市场与金钱的诱惑，在保持相对稳定的题材范围和审美风范的基础上，兼容并包、推陈出新，以更加开放的气度、更加平和的心态，汇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大潮之中。(朱向前 傅逸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