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早把莫言作品介绍到国外去的？

　　作家莫言荣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非常高兴，特提笔向他表示衷心祝贺。

　　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得诺奖，主要原因当然是作品要写得精彩。然而，入围作品跟是否拥有质量突出的英译本也有很大关联。这是因为诺奖的评委们通常都是根据提名作家各类作品的英译本进行阅读、探讨和评比。由此可见，有无英译本，其质量如何，也同样至关紧要，举足轻重。

　　正是由于国外广大人民只有通过大量翻译的文字与作品才能了解新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等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直非常关心我国文学作品的外译、出版工作。不久，政府就成立了外文局，创办了英文版的《中国文学》期刊。

　　1981年茅盾去世后，巴金接任中国作协主席；他也极其重视对外编译、出版工作。不久，作协委派陈冰夷挂帅，打算创办一家对外出版单位。在杨宪益推荐下，陈冰夷不仅邀请我为他作了调研，还委托我组织人力英译了多篇儿童文学。过了一段时间，作协又委派柳萌创办了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兼课，教授毕业班的汉译英课程。杨犁(刚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领导)是西南联大英文系出身，他儿子又是翻译课的课代表，为此，我们俩比较熟悉。柳萌与杨犁曾是老搭档，于是，在杨犁的陪同下，他们俩便亲自登门，邀请我大力协助。当时，作协的外联工作是由已故军旅作家魏巍负责。接到的第一项英译、出版任务便是《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此书共选用各类小说9篇(徐怀中的《西线佚事》；石言的《柳堡的故事》； 王愿坚的《党费》； 彭荆风的《今夜月色好》；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 王中才的《最后的战壕》；乔良的《灵旗》；莫言的《红高粱》；朱苏进的《射天狼》)。除了《红高粱》外，均很快落实了英译人选。有个外国朋友得悉我在北大兼课，便介绍一位在北大教英语的外籍女教师，她读了原文表示说：作品写得很好，但她在理解和表达上均有很大困难，便推荐我去邀请大卫-柯鲁克(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次子迈克承担。迈克看完原文后，也说“心有余力不足”。接着，我又去找朱世达，他说：自己刚调至中国社科院当研究员，实在无法效劳，便极力向我推荐了两位新华社英文部的同事。其实，经他们组长的推荐，我已约他们俩合译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回家仔细审读他们俩已上交的译稿，果然水平不低。于是，我立即登门去跟他们商量。他们阅读《红高粱》原文后表示：时间倒不成问题，但因有些情节不太熟悉，在英文表达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我表示：凡遇到没有把握的，只管留着，最后由我与英国专家审稿时统一解决。在我的恳请下，他们俩终于接受了翻译《红高粱》的繁重任务。

　　当时还没有电脑，一切全靠打字机与手写，可供查询的工具书籍又非常稀少。因此，不论从校订、润色到定稿，全靠新华社英籍专家保尔-怀特和我两人的日夜奋斗。终于，此书于1989年12月问世了。为了扩大影响，我曾把这部英译本寄赠给国内外许多有关单位与个人(一些国家的驻华大使馆，外国著名汉学家等等)。

　　常言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今，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听了万分高兴。过去的一切努力，终于有了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