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80后”批评家应如何关注同代写作？

“80后”批评家应如何关注同代写作？

——兼论代际叙事的背景及限度

陈培浩

　　今年10月26日，《文艺报》发表了黄尚恩的文章《“80后”批评家应关注同代写作》。文章认为，“80后”的写作需要同代批评家的理论阐释，因为同代人相通的体验，使批评拥有更强的贴肉性、有效性。同时，“80后”批评家对同代的关注不应局限于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那里。正是在这里，文章事实上在呼吁“80后”批评家关注同代人写作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何关注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关注的方法远重要于关注的热情，有必要深入讨论。

　　“80后”：代际叙事的背景、限度

　　“80后”写作、“80后”批评从概念谱系上从属于代际叙事。事实上，以断代概念作为作家分类方式其实是新世纪才开始时兴的做法。钱理群等人所著的那本《现代文学三十年》 虽然以十年为界进行文学史划分，但是每个十年并非遵照时代的自然起始，更没有把作家按照其出生进行年代划分的做法。这说明现代文学史在进行理论建构时，一种代际叙事的需求并未产生；　而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史，我们常常发现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身体写作-底层写作这样清晰的线性叙事，表现在诗歌史上则是朦胧诗-第三代诗-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下半身写作-底层诗歌这样的叙述脉络。姑且不论这样线性的论述如何遮蔽了复杂的文学现场，它说明在新世纪以前的文学史建构甚至文学批评领域中，代际叙事的需求并不明显，它是新世纪文学场域的产物。当王安忆、梁晓声在文坛出场的时候，他们有过知青作家的标签，却没有“50后”作家的标签。日后他们也被称为“50后”作家，但却是在“70后”、“80后”甚至于“90后”这样的代际概念日渐流行之后按照代际逻辑上推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话语背景下，代际叙事在新世纪开始成了作家出场的重要身份标识和话语工具。

　　代际叙事的滥觞，大概始于“70后”这个命名，它在新世纪前后开始出现并非偶然，它密切地关联着一种文学场域的代际博弈。

　　写作者的出场，某种意义上都不能自外于群体的话语运动，而恰恰是新世纪以来，社会场域、文学场域所提供的建构性话语太少，较有影响的“底层”和“下半身”都无法囊括大部分写作者，虽说代际这面旗帜实在有点大得无边，但它的优势也正在于巨大的容纳性。在缺乏其他有效的出场旗帜的情况下，代际旗帜不失为值得信赖的松散认同。

　　新世纪以前，“70后”作为一个代群还集体处于青春前期，他们的才华和荷尔蒙分泌一样旺盛，但是在代际的战场中他们还是一群不起眼的小兵。而进入新世纪以后，“70后”的年长者，他们的带头大哥们，很多人已经写得不少，关于诗歌场域中代际战斗的故事——十几年前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和刚过去的下半身浪潮(他们的同代人沈浩波等就借着“下半身”冲锋了一把)——给了他们很多关于场域博弈的教育。这个时候，他们扯上一面旗帜，在历史的舞台上强行出场，实在正当其时。至于“70后”的旗帜终于不但在民间飘扬，而且部分地插上了诗歌史的战略高地，那是因为，挥舞着“70后”的70后们，怎么看都已经成了这个世界的生力军。

　　代际叙事用于一种社会学描述非常有效，但却不能自明地应用于文学领域。“80后”批评家要更好地关注同代人写作，则不能不对代际关注乃至代际叙事的文学陷阱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辨认一种有精神抱负的写作

　　事实上，近来对“80后”写作的关注，关涉着破除刻板“80后”的努力。正如不少论者提及的，共性思维总是倾向于给“70后”、“80后”一个简单明快的结论，人们的目光总是停留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迪安等名利双收的作家，这些有效的样本来定义“80后”，并轻易地把“80后”写作等同于市场写作、消费写作、拜物写作。可是，如果我们真正深入“80后”，我们会发现，“80后”并没有一个同享的文学外壳，“80后”是在写作个性乃至于写作观念上四分五裂的一代人。

　　我身边的同代人作家朋友，有签约于网站，每年写作几百万字者；有签约于著名文化公司，有稳定出版网络、市场收益和读者群的青春文学作家；　也有寄存于作协或其他单位，把纯文学刊物作为主要投放平台的写作者。他们都有着彼此的快意和困难，各自的敏锐和困惑，他们不但写作状态不一样，文学观念更是迥然有别。

　　那些每天至少写五千字的网络作家，即使有天纵之才也经不起如此高强度的消耗，他们为市场提供类型化的故事，并获取看起来不错的报酬。这个过程也塑造了他们的文学观，他们理直气壮地认同以消费为目的的写作，更有甚者，认为消费是写作的唯一目的。

　　那些青春文学作家，往往靠着过人的语言天分在写作比赛中被发现，凭着在同龄人中突出的叙事才能为青春读者提供可消费的忧伤。他们往往迅速出书，连续出版对经验的过度开掘不可避免对写作造成伤害。青春文学的市场属性不能不影响着这类写作的精神抱负和美学理想。

　　最困难者，当属缺乏市场和作协支撑的业余纯写作者。他们的文学资源一般是先锋文学，往雅靠，他们相信写作是为文明添砖加瓦的孤寂事业，他们愿意用文学来探索存在、见证困境并寻找精神确认的途径；　往俗靠，他们又不能不有发表、出版、养家糊口和自我实现的迷惘。往好说，他们的写作观在新的环境下不断地调整；往坏说，他们在动摇，越来越觉得有精神抱负的写作是一件奢侈的事。

　　我不认为作家必须由国家包养，也不认为写作仅有纯写作一途，但我也对抹平有精神抱负的纯写作跟通俗写作的精神价值的做法感到愤怒。我不反对市场写作，可如果我们的写作只剩下面向市场的写作，我们的精神环境是多么荒芜。我不认为每个有志纯写作者都能成为大家，但也许正是大批他们的存在孕育了大家出现的背景。

　　如果我们关注的同代人写作，依然是那些功成名就者，如果批评者不为同样艰难的精神跋涉者鼓劲助威，我们的“80后”写作也许会魔咒般成为那些本质化定义所叙述的那样。这也许正是王威廉和李德南发现“另一种‘80后’”的焦虑所在。“80后”中，诗人是更加边缘化的，既极难进入出版市场，又甚难获得诗歌圈外的关注，谁来为他们的精神和美学探索作证，同代批评不该缺席。

　　因此，关注同代人写作，不是对全部(通俗的、网络的文学作为一种写作现象也有研究价值，但必须发展另一种方法)有相应水准的作品的阐释，更不是在对已经成名的拜物作家的论述中分享一点文化资本。它关涉着如何为更富精神价值的同代写作创造环境，为一种有精神抱负、关注当代生存困境，关注难度和想象力的写作，关注当代人的精神确认问题的写作呼应、鼓劲的问题。

　　关注同代人写作，不是为了抱团发声，抢夺话语权，并因此不惜牺牲判断力，相互吹捧，而是为同代人的精神跋涉显影，既要有发现喝彩，也要敢于诊断和诤言。关注同代人写作，不仅仅是对他们作品的阐释，也是在以前寻找、辨认和见证存在的破碎和破碎中的确证，不仅是对作品，也是对世界的辨认；不仅是对“80后”，也是对“80后”之前全部历史传统的自觉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