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敢于担当时代的责任

　　张孝成先生是一名中学教师，他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但他不仅凝心于教学，还能在有限的闲暇时间笔耕不辍，以寓言体裁写出《伯乐被打》一书确实不易。

　　在世界文学史中，希腊、印度和中国并称为三大寓言发源地。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的寓言风格迥异，各呈异彩，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其中古希腊寓言以伊索为代表，用动物为角色，采用拟人化描写。古印度寓言则多是佛经中的故事。中国古代寓言则大部分是常人体寓言。孝成先生的《伯乐被打》在很大的程度上承袭了古希腊寓言风格。

　　寓言创作思维是人类进入成熟期的表现，它经历了一个从神化思维脱胎并逐步成熟的漫长过程，寓言创作思维具有主题先行、注重逻辑理性和哲理性、简单明了的特点和审美特征……作为寓言，为增强自己论辩的说服力，往往采用神话、传说故事，或应景生情，编造故事。但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都是理在先，事在后。神话传说也罢，故事也罢，实际上充当了理的载体，而传说和故事是次要的，不管传说和故事编得多么美妙，也仅仅是为使“理”更清楚明了而产生的附产品。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寓言，寓言实际上是一种用讽喻性的故事来说明道理或讽刺某种社会现象的文学作品。寓言包含的道理显然是深刻的，甚至于复杂，但它的“身体”总是浅显简单的故事。因为寓言写作首先考虑的要给人以某种认识和启发，这是寓言的“灵魂”。正寓于此，孝成先生广泛总结了日常生活的经验教训，将其升华到哲理高度。作者善于让动物等角色出场表演，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行动，揭示深刻的人生意蕴，给人以陶冶和启迪。张孝成先生通过寓言故事来对人生的探知和解疑，同时也是一种交流和对话，是和他人、和社会、和世界、和大自然的交流对话。从作家的天职来说，不写无关痛痒的文字和毒害人的文字，是一个写作者的义务和本分。由感而发，不谄媚、不取巧，使自己文字尽所能地打动和宽慰每个读到本书每则寓言的人，在这一点上，作者基本上做到了。

　　张孝成先生的《伯乐被打》这本书共分六个部分，284则寓言故事。张先生的寓言故事中寓于做人的篇幅最多，分量最重。其中有：“狗放虎”、“白马救小熊”、“苍蝇和鹅卵石”、“甘蔗”、“狐狸不明白”、“狂妄的金刚石”、“嫉妒的猫”、“露珠和蟑螂”、“疯狂的野猪”、“屎壳郎投奔谁”、“野狗和水牛”、“黑熊只试了一下”、“刺猬的救助”、“乌鸦架窝”、“铁和煤”等数十篇寓于做人的真善美丑。

　　做人谁都会，但做好人不一定谁都会。比如做好人，他总是想着别人，自己吃亏也是快乐的，好人是常常快乐的。我们不求人人都是圣人贤人，但都可以学习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人是需要学习的，不仅要知道好人的标准，还要知道好人的标准是与时俱进的。经云：“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人性并不是向善，学好三年，学坏一天。想做一个好人，又不加强学习，终有一天向恶发展。社会之大，无奇不有，众生芸芸，千姿百态。几多人一念之间，走上人生另一面不归之路的，尽管后来痛心疾首，又于何补！所以说，古人倡导“一日三省吾身”，今人反复告诫，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心莫贪，欲壑难填。特别是在多种思潮竞相奔涌的经济大发展的当代，如何加强个人修养，树立起个人人生与事业的信仰显得尤其重要。没有坚定的个人意志，不能守得内心做人的原则，难免分不清公与私，难免在天知地知只有你知我知的情况下犯上一回人生“糊涂”。做一个好人就要经得起各种名与利的诱惑。要从善不分大小，拒恶坚持一条原则：始终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做该做的事，想该想的，争可争的，这样生活的境地开阔，个人的思想更加坦荡。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成事者三分做事，七分做人”，我认为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此言可谓对现实社会入木三分，精辟透彻的总结。但是，把做人当作个人修为，从把做人当人品的角度，就不能把做人分成三分和七分了。要全心全意，一心一意做人，不能说与做不一样，当面与背后不一样。做两面的人，当阴阳分割之际，未免不露出一点原形。在做人上，中国文人也很有心得，表达得极富诗情画意。有“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展云舒”，“世事沧桑心事定，胸心海岳梦中飞”，“细推物理洒行乐，何为浮名绊此身”等。古有圣哲，近有贤人，今有榜样，学做一个好人，有成千上万个例子，其精髓就是要明事理，辨是非，重原则，守纪律，诚实做人，认真做事，奉献社会。心理要平衡，生活要享受，做一个真实的自我，做一个积极奋进的自我。用自己的行动做好两件事：做好人，做好事。如何做人？怎样做人？这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学问。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弄明白。经常听到有人说，“做人难，难做人”的感慨，也经常能感受“先做人，后做事”的领悟。可见，做人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大问题，是每个人一生的必修课。

　　我认为就做人的道理而论，作者可贵之处就是有一种认真、恳切的生活之心，形成了他自己的道德意识和对世界、对他人、他物的认知以及关切之情，并让其发挥本身无限积极意义——鼓舞和照亮时代和人心。

　　寓于做官，张孝成先生在寓言故事中用的分量也是很重的，浮浅圈点几则供商榷。如：“马品”、“伯乐被打”、“千里狗”、“霸占西瓜的刺猬”、“国王和鲁班”、“大扫帚上的两根小竹条”、“一匹驴子”、“虎王欢迎提意见”、“老山羊的忧虑”、“占山为王的猴子”、“被告发的黑熊”、“熊总管抓典型”、“不该死的鸡”等等。诸多寓言，作者是在揭示一个最基准道理，即：如何做一个老百姓认可的官。

　　做官不难，真的不难，在过去的特殊年代，提拔一个官，文凭和专业都不是主要的，好在是以德为先。现在加上了德才兼备，又加文凭和专业，但也不是太难，“一张纸”飞到谁的头上，这顶“官帽子”谁都能戴。

　　要先做人，后做官。一个好人并不一定能当一个好官，但不会做人则绝对是做不好官的。有的人一当上了官，不是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而是向群众摆架子，“官升脾气涨”，说话“腔调”也变了，对朋友、对老领导的面孔也变了，有的人围着有权力的人转，围绕金钱转，将真理道德丢在一边。对领导是一个面孔，对群众是一个面孔，对有实权的人是一个面孔，对没有实权的人是一个面孔；平时是一个面孔，关键时又换了一个面孔。特别是有的想升官发财比想工作多，为了升官发财，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的奔波、忙碌，甚至丧失人格，出卖灵魂。任其发展下去实属祸国殃民。所以作者通过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做官的三条基准：

　　其一要靠真本事工作，不要靠关系工作。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人、最根本的是靠自己的实力。没有实力是不行的，没有实力就难有作为。任何一个人要有实力，就要靠有志气，有毅力，有那么一点精神，勤奋地工作和学习。要敢于坚持正义，敢说公道话。要襟怀坦白，敢作敢为。正确的坚持，错误的纠正；正义的支持，非正义的反对；好人好事就应表扬，坏人坏事就应批评斗争。敢说公道话可能会得罪人，但为了真理，为了党和群众利益，就不能怕得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坚持真理就是不称职。事实证明，人心是公道的，坚持正义的人是会得到群众拥护的。不敢主持正义的人，甘当老好人的人，是非不清的人，在群众中是没有威信的，是不受欢迎的，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其二要在事业上要有雄心，积极进取。在个人名利上要知足常乐。在名利面前还是卑让三分为好，不要有野心，不能有贪心。要明白，世界上好东西太多了，不属于你的不能要，勉强到手的，也未必感到幸福。

　　其三要团结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交高素质、讲道德的好朋友，交朋友深度可以有所不同，但圈子不要太小，交朋友是为了相互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奉献，特别要讲道德、讲真情、讲信任、讲友谊。

　　我们必须承认在改革大潮中，也有腐败浊水泛起，现实中不少为官者确实形象欠佳，作者通过寓言故事击鼓一呼的最终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尽可能反省，是为了保有社会群体对善恶和淳朴的追随和坚守，而不是为了给以后可能失掉的时代道德、行为准则寻找推卸责任的借口。

　　寓于学问。张孝成先生在寓言故事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做一个有学问的人，以劝学方式送给天下知己。如：“燕子和麻雀”、“萤火虫的三笑”、“纸屑和沙子”、“兔子的位置”、“天鹅和麻雀”、“想创新的小蜜蜂”、“小猴生病”、“小刺猬和小黄牛”、“虚荣的飞毛腿兔子”、“大力士的对手”、“狼兄弟”、“走路”等。必须看到失德、背信过错的根由，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的逃避、放纵和不坚守才犯下的过错。正因为我们曾经轻视逃避的危害，夸大时代和他人对我们自身坏的影响力，才会随时随地都向逃避和退让屈服，浑然不觉地陷入人性的泥沼。时刻保持对和错的最初也是最后的分界线，才能避免继续向下滑行的危险。这也是作者想要说的真谛所在。正如作者在他的后记《我和寓言的缘分》所说的，寓言是“智慧的花，哲理的诗，真理的剑，人生的歌”，学习寓言，“让我懂得了思考，思考自我，思考社会，思考人生。创作寓言，让我的生活充满理智的激情，让我的心灵得到充实和润泽”。

　　文艺作品历来具有巨大的思考教育作用，而这教育作用是通过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刻画来实现的，唯其如此，作者的思想倾向性就更能潜物默化地影响读者的精神世界。我们要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就是通过优秀作品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这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核心和灵魂。寓言作品中的情感是通过作者心灵化的感悟孕育想象出来的“有意味的生命形式”，是人的情感生活客观化、明朗化的再现，而不是随机的、散漫的朦胧的浮现。所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是衡量寓言作品的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志。《伯乐被打》一书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当今社会，作家应该是一个有生命感和责任心的人，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思考民族命运的作家是不称职的，作家应该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作家应该对自己的读者，对自己的民族负责。难能可贵的是，《伯乐被打》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很欣赏孝成先生这种对国家、对社会发展前途的思索和勇气，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大多数时候弱者仍然是强者牺牲品的时候，真诚的道德仍然随意受到折磨的时候，某些潜规则仍然恶意破坏、蚕食一切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的时候，一个作家必须发出真诚的声音，这就是我对《伯乐被打》一书最强烈的欣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