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的房间》中服饰时尚的隐喻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文章中说：“要从凌乱纷飞的碎片中去寻找整体，探究意义，体会布局。”她期待读者和评论家从纷繁的片段中去发现联系，领悟暗示，解读作者独特的用心。在她的第三部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小说《雅各的房间》里，种种片段纷飞，其中，看似不起眼的服饰自在地演绎着，表现着它们自己，也在言说着人物。

　　卡莱尔早在《拼凑的裁缝》中已然洞察服饰的功效，“衣服给我们以个性，产生了差异，也形成了社会形式；衣服使我们变成人，也似将把我们变成展示衣服的物体。”可以说，服饰的存在与我们的外在存在及内在意识感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而且，人在被衣服物化的过程中也获得了一种存在的意义，这种理念亦是伍尔夫等现代作家所崇尚的。J.S。科朋在专著《弗吉尼亚·伍尔夫，时尚与文学现代性》中曾提出：伍尔夫的作品对于现代人对衣服的迷恋，提供了特别复杂而全面的角度，她立足于时尚与反时尚的世界，运用缝纫等比喻呈现了过去与现代的存在。确实，伍尔夫在散文和《奥兰多》等小说里多处书写了服饰与人互为主客体的关系、服饰与人的内心世界之间的关联。在《雅各的房间》这部早期作品中，她借助服饰的片段，在多层面上体现了现代人与服饰的相互联系。

　　和传统作家一样，伍尔夫在《雅各的房间》中也写服饰的颜色和款式，但也许是受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好友弗莱和贝尔等推崇现代派技艺的画家的影响，小说中的服饰书写宛如一幅幅印象派的现代画作，给人以强烈的现代视觉感受。小说里，晚宴上一群淑女“朦胧、半透明的黄蓝色彩的身影”犹如一幅保罗·塞尚的油画，忽视了线条与明暗，用色调来勾勒整体的印象。人物外貌不重要，服饰的细节更无须赘述，伍尔夫的服饰书写勾勒出了现代人的影像和情绪，折射出现代人对生活和现实的体验与思考，而雅各，借助书名依稀辨认出的主角，在小说中成为她借服饰传达现代人内在真实的一个主体。

　　当我们第一次和赴剑桥求学的少年雅各打照面的时候，“注意到他的袜子(松松垮垮)，领带(皱皱巴巴)”。这仿佛电影的一个片头，少年雅各独自离家求学的茫然和期待跃入我们的视线和脑海。当我们第一次瞥见雅各的房间时，“他的拖鞋破得不成样子，好像被火烧到水边上的小船”。此时的雅各散漫而随性，并不十分看重物质与服饰的作用。书中对他平日的穿着几乎未作特别的描述，只是从“扣上夹克胸前的扣子”这一句得知他日常所穿为何物。相较其他来自上流社会、贵气十足的同学整日所穿的西装与燕尾服，雅各平素穿着朴素卑微的夹克衫，完全算不上体面，而他也毫不在意。

　　不过渐渐的，在等级观念强烈的社会环境中，雅各在成长中的穿着打扮更多地受到了社会行为方式的规约。为了参加晚宴，他穿上了贵族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时穿的黑色晚礼服。但是，上流社会的服饰和晚宴礼仪带给他的只有束缚感。礼服将他包裹其中，他却不能张扬出礼服的尊贵感，而是露出怯意，以至于礼服反衬出他热辣辣、红通通的脖子、手腕和脸庞，出卖了他的地位，加剧了他被衣服物化的局促感，将他的不安、拘谨与懊恼暴露无遗——“简直让那块黑布成了蹩脚的帷幕”。当视线再次转向雅各的房间时，我们发现了一条旧法兰绒裤子。有意思的是，这条裤子是被锁在箱子里的。不满意寒酸的服饰装扮，却又不能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雅各潜意识里的自卑让他甚至不愿将这裤子暴露在自己的视线之内，便试图用箱盖掩盖住真相。

　　不过，这种自卑只是雅各的一个层面，和20世纪初的许多现代青年一样，在传统礼制与现代节奏的交锋中，他既感到自卑，又不得不顺应，同时却也不甘于此，滋生出反抗的意识甚至是行动。他对礼服的态度正是这种矛盾情绪的体现。雅各的学业和情事都悠然乐哉，和朋友谈古论今，和几个女人暧昧谈情，这让他觉得生活还是令人愉快的，但是“早晨起床穿燕尾服除外”。燕尾服上印刻着上流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待，它是那个时代绅士们万无一失的首选之物。虽然雅各想起穿燕尾服就紧张和排斥，但他个人对于这种社会秩序难以抗衡，他渴望享受体面诗意的贵族式诗人的生活，于是不得不去模仿上流社会的穿着打扮。然而，作为一个追求自我、重视精神的现代人，雅各对上流社会的浮华保持着一种本能的抗拒。在平时的学习游历中，他拒绝追求庸俗的物质和地位，竭力保留和维持自我的意识，追求真实的自我。一次他的爱慕者范妮在街头行走时，看见时装店橱窗上反射着一个穿破外套的男子的身影，觉得酷似雅各。可见，范妮所熟悉的雅各便是时常身着破外套的，简单甚至是寒酸的男子。与伍尔夫同时代的先锋艺术家温德汉·刘易斯认为，时尚掏空人的精神，填充进无意识的集体精神，使得主体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变得被动，失去辨别主观与客观的能力。借此，我们可以理解雅各脱去外衣时那种如释重负、回归自我的感觉。

　　对于小说里围绕着雅各的女性人物来说，服饰在性别与身份意义层面更有所表现。威廉斯太太大概是雅各在游历希腊时所见到的最风情耀眼的女人了。威廉斯太太喜欢蒙着面纱，一身白衣。这种纯洁飘逸的形象衬托了她的成熟妩媚。即使在异国旅行时，她也还是要带着好多套衣服，精心变换着自己的装扮。我们知道，尽管20世纪初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妇女仍然处于弱势地位。顺应服饰时尚潮流，用服饰来保护或隐藏或彰显自己已经成了她们的一种惯例。威廉斯太太就是这样一类女性，通过流行的服饰装束积极地展示自己的光芒。

　　服饰投射出了书中各类女性人物的焦虑。一直暗恋雅各的范妮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自感处于弱势。为了接近雅各的心灵，她买了本《汤姆·琼斯》，却备感枯燥看不下去，只能惆怅“如果我受过教育，我是会喜欢的——胜过喜欢耳环和鲜花”。可是一转念，她又想起了下周的化妆舞会，为自己没有行头而犯愁。她如其他未受过教育的女性，既羡慕男性智力上的优越，又怨恨自己没有这个机会和能力，只能用服饰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也许正是这种弱小自卑的心理使得范尼更关注服饰时尚，按照大众提倡的品位来装扮自己，通过模仿社会服饰流行趋势来掩盖自己的自卑。而书中在剑桥大学任教的老小姐乌姆菲尔比与范尼不同。她学识渊博，可以动听而准确地吟唱诗歌。但是一走到克莱尔桥，她就要思索一个问题：“如果遇见他，我该穿什么好呢？”乌姆菲尔比这样一个知识单身女性，即便作为剑桥大学的教师也抹不去对服饰的焦虑，仍然需要借助服装来装饰自己，去面对自己在意的男教师。她和范尼身份不同，但焦虑相似，在女性尚未完全获得独立和平等的社会环境下，想要完全的个性和自由对于她们来说仍然是件困难的事情。

　　王尔德曾预言，女性服装将最先体现出现代精神。服饰是女性表达对本时代发展动态和趋势的细查之心的一种手段。也正是如此，服饰成为后来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突破口。她们提倡停止模仿固有的时尚，革新服饰时尚的模式和标准，要求重塑女性服饰为女性所用，对标记着弱势性别的时尚进行反抗。这在《雅各的房间》中另一位女性人物朱莉娅·黑吉小姐身上有所体现。她在大英博物馆里读书，为刻满作家文人姓名的屋顶上没有给爱略特和勃朗特留一席之地而愤愤不平。伍尔夫的叙述者没有告诉我们她穿了什么衣服，关于她身上的服饰只字未见，只有邋遢的鞋带透露出一丝讯息。只见她在吸钢笔水的时候，鞋带松开了也不去系。朱莉亚这位胸中愤懑的女权主义者显然对服饰毫不在意。她不按照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盼刻意装扮自己的女性形象，不费尽心思去按时尚装扮自己，鞋带散了也不去管。她用忽略时尚的方式来反对时尚，用有意的不摩登的姿态出现，以懒得去系鞋带的姿态去颠覆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超越。

　　伍尔夫对服饰时尚的书写及其中表现出的既顺应又反抗的精神，不由得也使我们想到她关于文学创新的思考。虽然文学写作风尚的变更远远不如服饰时尚变更得频繁，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它也有着自己的潮流。如果说，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服饰时尚分辨出它所流行的时代，分隔出过去和未来；文学在伍尔夫那里也有着时尚的分水岭。在1919年发表的散文《论现代小说》里，她认为“1910年12月”就是一个分水岭，分割开了爱德华时代与乔治时代的作家。她对前一个阵营里的极富名望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家公开表示失望，批驳他们的小说关注事物的外部形态却忽视了生活的内在真实。伍尔夫对于这两个阵营的划分正是建立在对时代精神的感悟上。在她看来，这个时代的生活已经不同于以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人的精神感受也在变化。依据她的观点，文学创作若是再一味依附于传统之道则难以传达现代的真实感、现代的精神与风尚，探索新的创作途径是时代的要求。将她的这番言论与《雅各的房间》的服饰书写相联系，可以说，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有如穿衣之道，以人为本，创作之法因时而异，不合时宜时需要进行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