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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奥兹:耶路撒冷的石头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1月14日15:24 来源:文艺报 思 郁

  读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小说间隙,总会联想到另外一位以色列作家阿哈龙·阿佩菲尔德。倒不是说两人的写作风格有相似之处,恰恰相反,阿佩菲尔德的写作专注于那些更为迷人的放逐主题,非生活化的场景,远离我们熟悉的小说母题。他的传奇在于十几岁时独自一人逃离了纳粹集中营,用他少年的智慧与隐忍,远行千里,到达以色列。他是个无根的作家,是个被放逐的作家,是个经常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荒诞特性的作家。奥兹的小说相对于阿佩菲尔德而言,更加的温和与生活化,尤其以家庭为主要的书写对象。作为当代著名的以色列作家,他们当然不可避免要处理相似的主题,比如说经常用自传性的题材隐喻以色列的文化冲突、身份焦虑、意识危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

  相似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更多是体现在他们写作中处理这些题材的文学形式。菲利普·罗斯在与阿佩菲尔德的对谈中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为何他没有在小说中用幸存者的角度讲述自己的故事?为何还要用虚构的角色,用想象的目光审视自己的回忆与经历?阿佩菲尔德首先承认自己的作品都是源自个人童年经历的一部分,但是他却说那些不是“我生活的故事”。生活中发生在身上的已经发生,也就意味着,时间已经将其揉捏成了某种形状,如果按照这种发生过的原貌书写就意味着被记忆奴役。大屠杀的现实超出了我们的任何想象力,如果按照这种最为真实的写法反而容易变得虚假。只有用虚构的方式,选取令人信服的角度讲述这些故事,人们才更容易相信。

  奥兹没有经历过相似的苦难,他的传奇是日常性质的,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他的写作中看到不同的以色列作家对不同文学题材倾注着相似的感情与文学方式。生于1939年的奥兹,自小在英国托管区的耶路撒冷长大。他目睹的历史是逃离大屠杀之后的犹太人生活的另外一种悲剧,目睹了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为了争取独立所做的艰辛斗争,眼睁睁看着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卷入战争。在《我的米海尔》(1968)中,我们能发现奥兹自我经历的影子。但是颇为怪异的是,这部小说是以一个女人角度讲述她的婚姻与家庭。他改变了叙述的视角,只是通过主人公汉娜对婚姻与家庭从向往到失落的过程,描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在奥兹笔下,这个普通女人陷入爱情、婚姻、日益庸常的家庭生活,开始沉沦与觉醒,而且因为结合了以色列挣扎独立的历史,而具有了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意义。

  在奥兹看来,《我的米海尔》描写的是黎明后的时代,因为20世纪40年代,人们只是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则应当开始独立的生活。就像人们经历了一个漫漫长夜后迎来黎明,黎明后则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与奔波,他说他只是想集中探讨现代人怎样生活这一主题。两个普普通通年轻人的婚姻究竟错在了何处?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在于过于沉重的生活负担,内心对理想的火花被浇灭了。对犹太人而言,他们惟一保留的也许就是过去的记忆,无论是大屠杀,还是无尽的挣扎独立,都是为了融入日常生活。但是如果生活的代价是怀疑自己的历史,无疑消解了这一身份留存的痕迹。

  我们能从这部奥兹年轻时候的小说中发现他对文学虚构的认同。与阿佩菲尔德处理大屠杀这一事实相似,他们都采用了别样的视角,从女性角度来讲述故事。他们的自传性经历很好地融入其中,以至于我们都会从中找到某种情感上的认同。这部小说也成为了他早年的代表作。

  在《地下室里的黑豹》中,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领略到奥兹对记忆这一题材的痴迷。这部小说从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巴勒斯坦被英国托管的最后阶段,同样有着自传性的片段,有着对童年时期一段历史的记忆与反思。小男孩普罗菲因为结交了一名英国军官,被同伴们污蔑为“叛徒”。在普罗菲的回忆中,这个故事从一个词“背叛”向上追溯历史的缘起,让我们撕裂历史的缝隙,看到不同的风景。在他的记忆中,日益庸常的童年生活,因为结识了一位“敌人”却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奥兹无疑在提醒人们不能用一种单一的仇恨目光打量那段特殊的历史。黑暗时代里,也有些许人性的光芒,有文明的种子发芽。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英军搜查普罗菲的家,发现了他父亲的一排排书架,瞬时间,敌意消失了,对文学以及美好的向往让双方进行了一场对话。正如奥兹在小说结尾写到:“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它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回归黑暗。它留下了融进痛苦和些许欢笑、悔恨、惊奇的记忆。”

  《爱与黑暗的故事》堪称奥兹自传体长篇的集大成者,奥兹在描述家族历史和个人成长故事的同时,也描写了他童年时代耶路撒冷的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使作品含有民族史诗的特征。小说相当一部分篇幅描写母爱。奥兹的母亲范尼亚美丽温柔,多愁善感,父亲是一位通晓十几门语言的学者。在奥兹12岁那年,母亲因不堪忍受没有色彩的生活自杀身亡,对奥兹的心理产生了强烈震撼,影响到他的人生和创作。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奥兹第一次面对自己人之初的心灵创伤,对母亲的自杀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探讨,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里回忆仍然是变形的,虚构的。母亲的形象在奥兹的脑海里有过许多次的闪回,每次的回忆都不尽相同。这种类似发酵的回忆在书写中有了一种神秘难描的魅力,黑暗与温暖,记忆与遗忘,失落与拥有,隔膜与伤害并存。

  2007年,奥兹在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的答谢词《窗子背后的女人》中写到,读一本小说就能真正获得进入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隐秘之地的门票:“这便是我相信文学乃人类沟通之桥梁的原因所在,我相信好奇能够成为一种道德力量。我相信,对他者的想象可以疗救狂热与盲信。对他者的想象,不仅会让你成为更好的商人,或是更好的情人,还能成为更好的人。”这是文学的力量与魅力。

  想起那个偈语一般的神秘说法,有人问他的小说风格是什么。奥兹说,你想知道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

  每一个石头都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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