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别一种眼光看兰亭（梁星）

　　浙江的兰亭，因为一场聚会而闻名天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而这场文学沙龙的召集人王羲之，则以一篇情采飞扬的《兰亭序》便在书法史上登峰造极，“天下第一行书”的地位迄今无人撼动。

　　现在回顾两千多年前的雅集，其确切位置已无法考证。历代地方官员们在众说纷纭中因势选址，建亭树碑，再现了茂林修竹、惠风和畅的美景。在兰亭30亩核心景区内，鹅池碑亭、曲水流觞处、御碑亭、右军祠……错落有致，令人流连，数只健硕而不失优雅的白鹅时不时引颈高歌，仿佛提醒到访的游客，它们的祖先也曾为王羲之书法技艺的精进作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但在兰亭，除欣赏到如画的美景、“二王”及诸家的书法之外，王羲之对晚辈宽严有度的教育方式，亦可谓一道人文景观。

　　然而通过典籍的记载，我们还是找到了当时“出席”的名单：以孙绰、谢安、谢万、郗昙等为代表的名流高士之外，王羲之的儿子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献之均在其中，七个儿子只有操之不在其列。难得的是，献之这几位年轻的兄长们都在曲水流觞中留下了诗作。只有献之未能成诗，清代有人作打油诗讥讽道：“却笑乌衣大王令，兰亭会上竟无诗”。想必此人是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刁钻之徒——兰亭聚会发生在东晋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王献之当时尚未满10周岁，让其在众多长辈和诗书“大腕”面前现场作诗，未免过于苛刻，献之拒绝交卷也在情理之中。但换个角度来看，王羲之安排此番集会，无疑给家族子弟们参与社会生活、结交文人雅士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对于早慧的王献之，列席其中观摩盛会，定能从中开阔眼界、受益匪浅，这何尝不是一家之长教育晚辈的良苦用心呢？

　　再看鹅池碑上二字，一瘦一厚，风格不同却也能相映成辉。据说，王羲之当日刚写完“鹅”字，因急于出门迎诏而暂时搁笔，8岁的王献之随手提笔续了“池”字。换作一般家长，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先把擅自代笔的孩子斥责一番，再弃之重写。而王羲之非但没有责怪献之，反而将二人并书的字当宝贝般保留，书法史上著名的“父子碑”由此而来。对一个热爱书法的孩童来说，已是名家的父亲将自己的字与其同陈并列，还有比这更好的提携和褒奖吗？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但这规矩一旦成为束缚教育对象成长、成才的羁绊，就应当被拆解或重建。对于教育者来说，审时度势地判断传统观念和惯常做法的合理性和滞后性，并及时调整和改进教育理念和方式，确实是一门值得钻研的艺术。

　　在距离御碑亭不远处的兰亭碑林中，有一个“太”字颇引人注目，四个笔画，居然也是父子联袂之作。献之幼年时，聪颖好学，练习书法也可说是勤奋刻苦，但对一个少年而言，急于求成在所难免。献之写了一堆字拿给父亲希望得到肯定，王羲之却只在一个“大”字下面添了一点，退给了献之。献之拿给母亲看，母亲郗夫人仔细看过后，来了一句：“吾儿磨尽三缸水，惟有一点似羲之。”殊不知，王羲之不仅书法精妙，而且有一整套的书法理论，这一点正体现了其书道中“当点必收，贵重而紧”的风格。太字一点，点出了书圣风范，彰显了夫人的鉴赏水平，让此后的王献之更加勤学苦练、奋起直追。王献之日后成为书法大家、和父亲一样名垂千史，这与王羲之夫妻恩爱、心有灵犀、教子有方也是因果相应。作为家长，都有望子成龙的心愿，但结果却未必尽如人意，或因纵容溺爱使其缺乏志向，或因棍棒责罚使其失去信心。而王羲之这样的言传身教、宽严相济的教育艺术，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家长都是值得欣赏和借鉴的。

　　反观王羲之所处的魏晋，是汉唐两个统一政权过渡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不安，但思想活跃，学说多元并兴，在拥有庄园经济带来的雄厚物质基础之上，士人们还享受到某些政治特权。特别是永和年间，南渡的士族追求“顺理自泰”的人生模式，于是，自信潇洒、特立独行、不拘于礼而又喜好雅集的名士、高士纷纷涌现。王氏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王羲之所受的教育，严谨而不落窠臼，士族子弟的一些典型特质在其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王羲之父亲王旷善行书、隶书，叔父王廙长于书画，王羲之自幼具有良好的书学熏陶，7岁从卫夫人学书，得其所长又不全然效仿，游历中精研诸体、推陈出新、自成一家。谦虚好学的王羲之在宽松而高雅的环境中成长，也养成豁达率真、超凡脱俗的个性。从“东床快婿”的联姻佳话，到一气呵成书史绝唱《兰亭序》，直至毅然诀别仕途、放浪形骸、寄情山水，无不尽展魏晋风度、名士风流。他的个性特点也决定了他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这不但让他的子孙受益无穷，也深深影响了其书法的爱好者和追随者的人生态度。

　　一部《兰亭序》，古今多少事。它从魏晋出发，自兰亭延宕，不仅有着极高的艺术观赏性，更蕴藏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和人文价值。“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古风之美，超越时空，竟美得如此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