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谈日本武士小说

　　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梁羽生和金庸相继在华人世界掀起武侠小说热潮之时，在日本已有数十年历史的“武士小说”也正红极一时，司马辽太郎、池波正太郎、藤泽周平和吉川英治等纷纷确立了一代宗师的地位。

　　在翻译过藤泽周平《黄昏清兵卫》的旅日作家李长声先生看来，与中国武侠小说一样，日本武士小说也是“大人的童话”，让读者从时空脱离日常，安全地享受泄愤以至杀人的痛快。但不同的是，日本没有中国武侠小说中现实社会之外的江湖，武士小说不会像武侠小说那样“从头打到尾”，也注重描写“大段大段地过日子”，小说里的日本剑客武士更像是一群“上班族”，场景设在生活中，恍惚给人一种历史真实感。

　　张明扬

　　日本武士小说的“历史感”很强，基本都有比较明确的历史背景，这可能和金庸有点像。比如说司马辽太郎的《新选组血风录》和池波正太郎的《真田太平记》，看起来就和历史小说没什么区别呀。

　　李长声：我们知道中国的武侠小说是戏说，但对于外国的历史不了解，就以为武士小说写的是史实，其实也都是戏说。把戏说当作史话，只能加深对历史的误解。武士小说的人物穿戴了过去时代的衣冠，但感情和思想是现代人的。历史小说基于史实，尽可能八九不离十；而武士小说纯属虚构，借过去时代的衣钵写小说家自己的美梦。历史小说的高下往往取决于史观，而武士小说更需要故事匠的技艺。

　　武士小说也能改变人们的历史观。大佛次郎的《赤穗浪士》把历来被歌颂的义士变成了浪士，山冈庄八也是为德川家康翻案，改变了德川家康的白脸形象。吉川英治的小说使宫本武藏成为历史名人，给人们留下了日本第一剑客的印象。

　　诗诉说普遍，历史诉说个别，而历史小说摇摆于这两者之间。日本近代文学的历史小说通常认为是森鸥外开创的。日本最初给历史小说下定义的是坪内逍遥，说历史小说的目的是补缀“正史的遗缺”、“风俗史的欠漏”。

　　卢卡奇在《历史小说论》中写道：“对于历史小说来说，重要的不是复述历史上的大事件，而是艺术地唤醒在这一事件中形成的人。”关于历史小说，日本也发生过论争。1960年井上靖出版历史小说《苍狼》，写的是成吉思汗。他认为蒙古民族的兴隆完全由成吉思汗这一个英雄肩负了，若不出现成吉思汗，亚细亚历史会面目全非。大冈升平发难，撰写了一篇《〈苍狼〉是历史小说吗》，否定井上之作。他指责井上篡改了《元朝秘史》等资料，用狼的攻击性诠释成吉思汗进击不止的行为匪夷所思，写的不是中世蒙古人的心理，而是现代人的心理。

　　武士小说的市场被老作家垄断，长销不衰的是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池波正太郎、山本周五郎、平岩弓枝、藤泽周平等。司马、池波、藤泽是最有销路的三大家。

　　历史小说和武士小说的界线常常是混淆的，难以分清。藤泽周平写历史小说也不是俯瞰历史，而是在同一水平面上描写人情世故。他说自己不是司马辽太郎的“忠实读者”：总算读到最后的作品只有《刘邦与项羽》等三部，此外断断续续读了报纸上连载的《花神》，至于舆论叫好的《龙马逝》、《坂上云》和《如翔》都没读过。他也写剑侠，但不只是以胜败之趣为主题，凝视的是生活与人生。

　　对于历史，司马作壁上观，更作楼顶观，他说：“历史小说处理完结的人生。例如丰臣秀吉临死挂念着秀赖的命运。秀吉本身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但四百年后的我们知道。就是说，能从上面俯瞰完结的人生，这就是历史小说的魅力。”

　　历史小说家把握历史的本质，基于史料，驱使想象力，建构可能有的过去时代。优秀历史小说家应独具史识史眼。司马辽太郎的鸟瞰不等于客观性，倒可能更主观，更容易产生错觉和虚像。居高临下，也许就只看见高居于民众头上的人物，所以他不写下级武士，不写吃不上饭的农民，不写为宗教暴动的民众，如评论家吉本隆明所言，那就不是幕末的真正历史。    

　　说到武士小说的“历史感”，有一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好像武士小说基本都设定在江户时代，这和中国武侠小说的“上下五千年”不太一样。

　　李长声：日本有一种类型文学，叫“时代小说”，类似于我国的武侠小说，我把它译作武士小说。因为不像“推理小说”，照搬过来我们也可以望文生义。时代？什么时代？一般读者要莫名其妙。“时代小说”主要写江户时代，也有写更早些年代的，如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们的战国。随着明治时代渐行渐远，也有人取材于明治时代，例如《浪客剑心》就是以明治时代为背景，副题是《明治剑客浪漫谭》，这是十多年前的漫画，前些日子搬上了银幕，好像很卖座。

　　“时代”，日本的这个汉字词语，有现代汉语所没有的含义，那就是年代已远，有陈旧甚至古色古香之感。例如“时代渡”，也作“古渡”，意思是旧时代从外国渡来的东西，也就是过去的舶来品。又如“时代物”，本义是旧物、古物。“时代小说”也叫作“时代物”、“时代物语”，亦即旧时代的物语。我们时常对日本的事物有误解，一个原因即在于照搬日本的汉字词语，望文生义，似是而非。

　　江户时代是武士社会，人以群分，分成了四类，士农工商，士是武士。当然，四类之外还有各色人等，如僧侣、神官、耍猴儿、演戏的。到了江户时代后期，士农工商被儒学家编排为上下秩序。明治维新以后，人分四等的意识被固定下来，并普及开来。总之，武士是领导阶级，农工商是庶民。所谓“时代小说”，即便写市井生活，也少不了武士，少不了武士时代的背景。而且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已固定在我们的印象中。叫武士小说，既能表明是日本的，也有别于我国的武侠小说。

　　武士是剃发束髻的，明治新政府在明治四年(1871)发布断发令，但没有留发不留头的强制性，1889年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典礼上还有人顶着髻。有意思的是，东京府还颁布了一个“女子断发禁止令”，不许女人跟风铰头发，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小说以男人束髻的时代为背景，就叫“髻读物”，这是“时代小说”的前身。不过，日文用的汉字不是“髻”，它的下面不是吉，而是曲，读若曲。男人和女人把头发在头顶束成“髻”，然后往后脑勺折曲，再向前折曲，这个发型就叫“曲”。需要用黏糊糊的头油定型，现在相扑力士还打扮成这副模样。当年西方人来到日本，嘲笑他们头上好像架了小钢炮。这是江户时代的标志，如同辫子是我大清的标志一样。

　　您曾在池波正太郎《剑客生涯》的导言中说，日本没有中国武侠小说中那种现实社会之外的江湖。我们读日本武士小说，所谓剑客武士，确实像是一份职业，上班族而已。中国的武侠小说，无论是旧派还是新派，都有一个劫富济贫、匡扶正义的大主题，而日本剑客，似乎只是为雇主服务，没有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社会正义感。

　　李长声：日本武士小说与中国武侠小说有三大差别：一是世间行走无江湖，二是恩仇必报不化解，三是为君拔刀非仗义。

　　武侠小说把古人虚构的理想世界拿进小说里，创作了一个不是常人活在其间的江湖。读者捧起武侠小说便脱离了日常，进入非日常，驰骋想象。日本漫画以及据之改编的动画片及电影《浪客剑心》，这是香港的译名，台湾译作《神剑闯江湖》。但武士小说其实无江湖，舞台和场景仍设在生活中，恍惚给人一种历史真实感。

　　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撰写《学问之劝》，断然否定复仇行为，就国法之贵谆谆开启民智：破国法复仇的赤穗浪人“其形似美，但其实无益于世”，算不上义士。1873年明治政府发布“敌讨禁止令”，严禁复仇。令曰：杀人是国家的大禁，处罚杀人者是政府的公权。自古有旧习，把为父兄复仇当作子弟的义务。虽然出于至情而不得已，但毕竟以私愤破大禁，以私事犯公权，因而擅杀之罪不可免。日本人以复仇为终极目标，没有中国那种动不动就以民族大义化解了个人仇恨之说。也有个别试图写化解的，例如菊池宽的《恩仇的彼方》，但仇人做好事并不为赎罪，也不要求仇家放弃复仇，反而要成全仇家的复仇之志。美国占领日本后，怕他们报复，没收了一百万把刀，是日本历史上最彻底的收缴刀枪。日本人好像对美国俯首贴耳，其实在卧薪尝胆，早晚要对美国报两颗原子弹之仇。

　　幕府末年所谓志士有一个口号：尊王攘夷，我们也耳熟能详。所谓尊王，是为了推翻幕府，大树特树天皇的权威。自武士得势后，七百年来天皇靠边站，将军设幕府执掌国柄，所以日本史也是以幕府所在地划分，即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江户时代。攘夷，那就抵抗、排斥外国，但志士掌了权，摇身一变，又走向世界了。武士及庶民并不把天皇放在眼里，甚至也不在乎将军，他们只忠于自己顶头的领主，听命而已。日本上班族忠实于公司，这是忠实于领主的遗传。战败了，人们跪在皇宫前哭天抢地，但有个叫小川菊松的出版人，恭听了昭和天皇宣读降诏，抹了抹眼泪，立马筹划出《日美会话手册》。编辑用一夜工夫拟出日文原稿，找人译成英文，也就三十二页。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将军叼着大烟斗走下军用飞机，三个月后，这本粗制滥造的小册子销行三百六十万册。若不是纸价飞涨，还将印下去。转向如此之快，当年麦克阿瑟若废了天皇，废也就废了，保留天皇并不是什么历史功绩。

　　说日本事，我避免使用城里的说法，因为日本的城和中国的城不一样。譬如我们说北京城，这个城是一座城市，而江户城，是德川家的大宅院，相当于北京城里的皇城，天皇搬进去之后改称皇居。各地诸侯也住在城里，外围是武士所居，再外围是工商人等居家、做工、行商。武士每天进城上班，日落下班，出城回家，他们是上班族的元祖。幕府规定武士要精通文武两道，但是做会计工作的，虽然腰间也插两把刀，却未必有多么高的武艺。

　　江户时代幕府规定武士的装束，腰间插两把刀，一大一小，就叫作“大小”。带刀是武士才拥有的特权，目的是“倒敌护身”，也成为武士的身份标志。朝廷贵族佩刀，是大刀，像中国戏曲舞台上一样悬挂在腰间，而武士的两把刀是刀刃朝上插在腰带里。庶民也有被允许带刀的，但只能带一把小刀，不可以带两把刀。为消除武士的倨傲与杀伐的余风，1876年发布废刀令。

　　说到忠，平安时代的菅原道真写汉诗，为天皇恩赐衣裳而感激涕零，这是感于情而忠，武士是为利而忠。战国时代，武士开垦了土地，朝廷也不归给他们。源赖朝败走镰仓，二十年后接到皇子令他起兵讨平氏的密诏。他对武士们说：皇子说土地归你们，我来保护。武士们跟着他征讨平氏，把占领的土地分给武士，这叫作御恩，而武士们作为报答，拼死战斗，就叫作奉公，忠的关系和意识由此产生。武士拔刀是为了饭碗，为了增加几石禄米，无所谓义。

　　藤泽周平的短篇小说《黄昏清兵卫》描写一个低级武士为照顾病妻，不跟同僚交往，下班就回家。他武艺高强，被主子选为杀手，予以拒绝，但主子答应帮他妻子治病，他就奉命拔刀了。这就连忠也谈不上，只有对妻子的那份感情动人心弦。

　　武士小说内部似乎也分很多类型，比如藤泽周平、司马辽太郎和吉川英治就是完全不同的路数。

　　李长声：武士小说有几个主要种类：“捕物帐”、“传奇”、“剑豪”、“市井”、“股旅”。

　　“捕物帐”是江户时代衙门记录线人、探子等报告罪犯及罪行的本子。还有一个词，“犯科帐”，是江户时代长崎衙门长达两百年的刑事判决录。笼统地翻译，也就是公案。这种小说也正是源自明清的公案小说，但深受西方侦探小说影响，就是以江户时代为舞台的侦探小说。这个种类起始于冈本绮堂的《半七捕物帐》，还有野村胡堂的《钱形平次捕物控》，后来是池波正太郎，他的《鬼平犯科帐》今天也是电视上的常客。

　　冈本绮堂是记者出身，非常有学识。学识构成其作品的骨骼，对时代的精细见闻和广博知识在书中随处可见。他精通英语，要创作一个江户市井的福尔摩斯，但并非刻意追求意外性或者惊险，更像要留下江户的地志、世态、风俗。

　　野村胡堂也是记者出身，《钱形平次捕物控》在侦探小说趣味与江户风物中描写庶民的悲欢，是“捕物帐”小说的典型。

　　“剑豪”，以剑客、剑侠为主人公，是武打小说。《大菩萨岭》是日本近代第一部剑侠小说。谷崎润一郎否定夏目漱石的《明暗》，极力推举《大菩萨岭》。这个小说相当长，森罗万象，越写越有思想性，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认真地从头读到尾，很多人知道它是来自据它改编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