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村命运的精神寓言(张东焱)

——— 评唐慧琴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也许是因了作者对故乡的那份深情打动了我的缘故吧，读完唐慧琴的长篇小说《牵牛花》(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我的耳畔反复响起“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的歌声，那激越奔放的旋律，让我兴奋莫名，久久不能平静。

　　看得出来，作者在发表《日头日头照着我》和《拴马草》之后，以丰沛翔实的材料、缜密的构思以及清灵洁净、富于乡土情趣的语言，真切地描绘了冀中平原木庄何家、赵家等几个家族的恩怨情仇，对变革中的农村生活进行了深入思考。其中贯穿全篇的何长山与珍珍、大凤的爱情婚姻故事，写得张扬奔逸、荡气回肠。小说的这种对生命和人的尊严的敬重与关爱，使得他们的性格拥有了正面的价值和人性真善美的魅力。同样的，作家对封闭、保守、封建性的农民的劣根性，如由私利而演变成的权力欲，由狭隘衍生出来的仇恨等等人性负面的东西，亦揭示得明晰深入，毫不留情，并把他们置于特定环境背景下进行理性剖析，对之秉持一种审美的态度，又不失真实的基质。这样，愈发增强了小说人间烟火味的浓度和艺术的深度。

　　如果将《日头日头照着我》与《牵牛花》相较，读者会发现，二者在文风、文脉、文调等方面，都有或隐或显的变化：前者更贴近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亲身体验，文脉表现明净单纯，文调激越昂扬，人物之间的对抗性较强，叙述人的情感旨归容易捕捉厘定。而《牵牛花》的笔调更冷静、克制，文脉构成呈多维倾向，叙述人的情绪指向较为柔软，视域开阔，细节饱满、丰沛，人物之间的融合度提升，写出了人的冷漠中的温暖，坚硬里的柔情，攻讦时的动摇与体谅。二者的共同特点，是以善和美的眼光看待真实的世界，对一切人性的东西保持天然的敬畏心。作家对丑恶的、反文化的社会现象，始终保持批判的能力，本身就是对真善美的肯定和向往。其人文关怀之心，决定了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取向。作家如果没有长期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和创作经验的积累，很难创作出《牵牛花》这样有力量的佳作，更不能塑造出何长山、珍珍等典型形象来。

　　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像何长山这样讲气节、重操守，舍小家顾大家，艰苦奋斗、秉持正义，带领百姓致富脱贫的好干部，理应得到弘扬和肯定。小说的难度在于何长山作为村支书，因包办婚姻所致，他与大凤勉强成婚，但绝无爱情维系。为追求爱情而离婚是无可厚非的，更何况他与珍珍发生深刻的情感交集，原本不存在道德的硬伤，人们接受起来也不存在道德法则的阻碍，反倒产生一种爱的权利的庄严感。在生命伦理大于爱情伦理的文化背景下，处于“临界状态”的前妻大凤的态度，决定着人物关系的基本走向，一般女人在婚姻触礁或搁浅时，都会有些挽回的策略，如自虐、以泪洗面、视而不见的“容恕”等等。然而，大凤却给我们提供了完全出人意料的情境：离婚的前提是何长山做结扎手术，她离婚不离家。这就意味着珍珍不仅永远失去做母亲的权利，同时也失去了进驻何家祖宅的机会。处于两难境地的一对恋人毅然走向新的婚姻。为了爱，他们可以承受一切屈辱和怨恨，却从不自卑，生活的磨难锤炼了他们勇敢、自信、泼辣、张扬的个性，就像冀中平原上怒放的牵牛花。

　　读着唐慧琴的小说，笔者由衷地赞叹乡间百姓化解家族矛盾、邻里冲突、两性纠葛的能力与智慧，并且固执地认定，这正是保持我国基层民生稳定的黏合剂。从这个意义上说，《牵牛花》正是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取向的优秀之作。

　　近年来，我国乡土小说的数量渐多，但真正达到较高水准的并不多见。所谓乡土小说，“土”是扎实，是风味、风情、风格。但是，太拘泥于一个村落的人情世故，在空间上肯定受到限制。场景的闭合性，自然会直接影响着作品的概括性和深广度。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许多作家面临的创作难题。

　　那么，乡土小说到底应该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过去，鲁迅主张写“乡愁”、“异域情调”；茅盾强调“特殊的风土人情”；汪曾祺主张“写语言”；也有人概括为“三画”，即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等等。不管怎样，只要写好写活人物，就达到目的了。因为，小说是人心史，作者是“人情物理”的画像师，离开对人和人的情感的雕镂刻画，小说就会离艺术越来越远。唐慧琴深谙这个道理，所以她才能创作出像《日头日头照着我》、《拴马草》、《牵牛花》这样乡土气息浓郁、地域风情独特、细节饱满、人物鲜活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