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文化须见天光接地气得人心

　　作为十八大代表的于丹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讲述对文化的感悟：

　　文化须见天光接地气得人心

于丹(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羊城晚报特派北京记者 蒋铮 实习生 林晓湄

　　于丹，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大使等身份之后，近日，她又多了一个新“标签”：中共十八大代表。

　　作为大学老师，于丹说，文化不是象牙塔里的奶酪，她也不会做“象牙塔里的人”；作为文化界人士，她心目中的“文化强国”，必须见天光、接地气、得人心；中国人树立“大民”心态，必须先有文化自觉。

　　11月6日，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于丹，听她讲述对中国文化的感悟以及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

　　谈

　　文化软实力

　　文化自觉是最重要的起点

　　羊城晚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你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是什么？

　　于丹：我认为要符合以下三个标准才是真正的文化软实力。首先，是要接地气。也就是要对每个民众“零门槛”，这样才能化育人心，才能跟每一个人都关联，这个文化的软实力才算是“接了地气”。其次，还要“见天光”。也就是说文化一定要在国际的规则之内。比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中国人极大的自信心，这也说明中国文学在国际规则内是能够“见天光”的。再次，还要得人心。它一定是正向的，是一个国家在主流意识形态整个成长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国家力量。

　　羊城晚报：现在有个词很热，叫“大国小民”，就是说我们中国好像实力强了，但有些国人还是不够自信，总觉得自己是“小民”。应该如何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呢？

　　于丹：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三个概念最重要的起点是文化自觉，觉，是觉悟。它是禅宗从佛教里借来的一个词，“觉”字头下面是“看见”的“见”，“悟”是树心旁一个“吾”，所以觉悟者，就是“见我心”。也就是说能看见自己内在的心灵，看见理性的判断，看见文化的基因，这是从个体到民族的文化都应该内省的内容。

　　我们如果有了文化自觉，就能知道自己的文明在当下有哪些因素是“活着”的，有哪些因素化育人心、让百姓能够幸福。如果能够找到这些自觉性，大家就不会觉得文化只是象牙塔里的研究、只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有关，而跟我们平民百姓的日子没有关系。每一个人都成为文化自觉的主人公，我们就能拥有“大国大民”的形态。

　　一个人自觉了，就有理性，理性之后才有自信，自信会从观念变为行动，在行动上我们可以建立自强的格局，所以我认为自觉是起点，自信是过程，自强是结果。

　　谈

　　文化体制改革

　　应更重视整体系统设计

　　羊城晚报：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行得如何？有何可取之处？改革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于丹：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让国家从战略层面重视文化，让知识分子等在文化战线工作的人们觉得大有可为。

　　至于现在存在的问题，我认为现在的文化体制改革过多地强调个体环节，而忽略了整体系统的设计，我更希望每一步改革都成为系统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积聚形成可持续的发展。

　　我认为，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范畴之内，更应该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符合规律的发展。在这个时代能否让文化自身的规律受到尊重，更多地让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蓬勃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文化的自信心。真正的自信心是给出“多元”的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文化体制的改革还应该更系统，更以人为本，让它从一个行业的政策落实到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上。

　　谈

　　社会主义文化

　　应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因素

　　羊城晚报：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您如何理解这句话？

　　于丹：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我觉得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传承了中国传统文明中所有优秀的因素，应该是一种活在当下的文明，能够化育人心。所以，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是一个时间坐标，就是当代；面向世界是一个空间坐标，就是全球；面向未来，则指出了我们的发展方向。

　　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词，是界定我们当下文化的一些特殊属性。

　　首先，民族文化才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才是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其次，要推崇科学的文化，我们的文化里面也有一些糟粕，也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淘汰的，那么该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呢？要想文化在当下有活力，就必须以科学的眼光去审视。而更重要的是大众的文化，因为我一直认为文化不是象牙塔里的“奶酪”，它是中国大众的民主权利，接触文化是大众的民主权利。农村的很多老奶奶并非知书达理，但是她们会知道孔夫子，她们会教育自己的孙子———忠厚持家久，诗书继世长。

　　所以我理解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里面是有时间坐标、空间坐标、未来使命，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三个界定，就是当下我们文化的界定，这就是我的解读。

　　文明只有区别没有优劣之分

　　羊城晚报：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应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于丹：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共生的，也是共荣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文明生长的基因和历史，却在历史中养成这一切。到今天则需要以化合反应的方式融合新文明。它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物理累积，而是以优势完成互动，以劣势完成互补，生生不息，打破传统世界文化异己化的状态。

　　过去曾经有“欧洲文明中心论”，后来又有“美国文明中心论”，现在又有人说“中国文明中心论”。但我认为，世界不可能再出现异己的文化，我们都会在多维文化中，以化合反应的方式生成更多新文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它们都有自己生长土壤的差别，也有自己生长过程中的特性，但是这里面只有区别，没有优劣之分。

　　所以我经常说，西方过的节不是圣诞就是感恩，都是从天上下来的，东方过的节———清明、端午、中秋，这都是节气，都是从大地长起来的，所以一个是天上敬神的文化，一个是地上爱人的文化，如果我们能把它们结合起来，那不就是天高地阔、人类最大的文明空间吗？所以我不主张过分地夸大文化差异而造成文化隔膜，我主张好的文化是生生不息、共荣共生的一种状态。

　　谈

　　代表使命

　　将做好文化传播工作

　　羊城晚报：作为一位学者，您认为文化人能为文化建设做些什么？

　　于丹：文化建设是通过文化人个体做的。我们不缺少文明的概念，文化是动态的，化育人心的，还原民众权利的。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个人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以一种动态的、当下的手段，让老百姓在中国文化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感和力量，我会以大众传播的方式去做这样的尝试。

　　羊城晚报：您对于您今年入选十八大的代表名单怎么看？文化名人参与十八大，这是否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政府对文化建设的关注？

　　于丹：十八大代表是各级党员选举的结果。我是从北京市被一级一级地遴选上来的。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基层教师，我只能说我做好本职工作，我的本职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文化作当代解读的传播，二是带好自己的学科。所以，第一个方面，我是一个屏幕上的老师，或者说是走向国际传播的老师；第二个方面，我是一个课堂中的老师。两个职责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当一个好老师，这就是我当代表、当完代表之后都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