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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说仡佬族先民为古夜郎国的主体民族之一。
如果回眸,逆流而上,将目光定格在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那个纵横捭阖的时代,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华夏大地的西南地区,仡佬族先民濮人建立过夜郎国。怎么说,古夜郎国也在历史长河中奔流了400余年。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古国似乎只给世人留下了“夜郎自大”四个字。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录有如下文字:“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意思是说,当时的西南小国中,夜郎国是最大的。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为了寻找打开国门通往国外的通道(也就是途经西南的南方丝绸之路,这是题外话),他在公元前122年派遣使者到达现今为云南的滇国。使者在滇国逗留期间,与滇王有一次对话。滇王问汉朝使者:“汉孰与我大?”无独有偶,汉朝使者返长安,归途经过夜郎国,夜郎王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说起来,不论是滇王,还是夜郎王,都没有自高自大的本意。因为西南边陲与中原隔着千山万水,山高路陡,彼此陌生,对于自己不知道答案的事物,有心向千里迢迢而来的使者问个明白,不说是不耻下问,至少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司马迁也实事求是地说:“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问题在于,同一件事情被重复两遍之后,就变成了强调。无怪这段记录,被读者解读为孤陋寡闻、妄自尊大、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
虽然,“夜郎自大”是这样一个令夜郎子民抬不起头的成语,但是,这四个字却在无意中极其风趣幽默地存留了一个古国的历史。哪怕,到后来,夜郎国无声无息地落下了帷幕,可人们还依然清晰地记得它曾经在历史舞台上生动地演出过。
典籍中,对夜郎国具体位置的记载很简略,只说是“临牂牁江”。牂牁江是汉代以前的江名,今人根据其向西南通抵南越国都邑番禺(今广州)的记载,考订为北盘江和南盘江。多数人认为,夜郎国的地域,主要在今贵州的西部,可能还包括云南东北部、四川南部及广西西北部的一些地区。
汉风不知不觉又吹了几千年。
岁月,尘封了古夜郎国流星一样耀眼的痕迹。
也许,通过考古专家的探索,有—天,世人能够一步步地揭开古夜郎国的谜团。
2000年,考古专家对贵州赫章县可乐镇战国秦汉时期111座墓葬进行过发掘。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蓝天静静地凝望着山川,风止住了脚步,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仿佛是神抽刀断水,让今人跨越了几千年的时空距离,与古人对面相见。那是怎样独特的埋葬方式啊:早已经离开人间的古人,有用铜斧套头的,有套脚的,有罩面的,成组出现的装饰品,比如铜手镯、铜铃铛,几千年如一日地佩带在生前的部位,还有铜马车、摇钱树、连枝灯、田园模型……古人在太阳和月亮都照不到的地方,一睡千年,无人惊动。
专家认为,从这些出土物可以看出,夜郎民族是一个非常爱美的民族。
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考古专家对中水古文化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被称为是叩响了古夜郎国的大门。这一次,发掘出商周时期的100多个祭祀坑。这是我国首次在云贵高原发现商周时期山顶祭祀遗址。也许可以这样猜测:仡佬族人年复一年到山上祭祀山神的习俗,会不会是与商周时期的山顶祭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岁月漫长,许多的事情都不得而知了。
2005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对贵州省一个水电站淹没区进行文物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贞丰小河口、镇宁田脚脚遗址。该遗址位于北盘江两岸,也是第一次在北盘江岸边发现并发掘的秦汉时期古文化遗址。一直以来,史学界、民族学界的多数学者均认为,文献所载“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可行船……”的“牂牁江”即是北盘江,但苦于一直没有找到相关考古材料作支撑。这次考古发掘和随后调查发现的10余处史前至汉代遗址,一下使北盘江两岸的古代文化遗存丰富起来。有关考古专家在文章中论及,在汉代,对夜郎地区的交往和开发中,从川东经赤水河南下,经乌江进入黔中腹地的清镇、平坝和安顺一带后,再渡过北盘江到达黔西南的兴仁、兴义一带或更远,这是当时的一条重要通道。
广西西北部的隆林各族自治县,坐落在云贵高原的边缘地带。这里,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南盘江穿流而过。这是一条位于广西、贵州两省边界的河流。江之南,聚居着从贵州遵义等地迁徙到广西的仡佬族同胞。隔江相望,是贵州省兴义、安龙、册亨等县市。
有关史书记载,明清之际贵州仡佬族人进行的迁徙,是历史上该民族较大的迁徙活动。据考察,隆林三冲弄麻有一古墓,墓碑刻有“贵州遵义府仁怀州金竹屯光绪四年”。应该说,这是隆林仡佬人从贵州来的一个真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