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楷：书藏百万兵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1月06日09:37 来源：北京日报

　　2012年6月9日，熊光楷上将的《藏书·记事·忆人：签名封专辑》首发式在朝阳公园的金台艺术馆举行。与此同时，“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纪念建军85周年熊光楷、寿瑞莉签名封珍藏展”同日开展。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内多所顶尖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影响中国收藏界十大人物”之一等多重名衔于一身的熊光楷，其首发式现场，前来参观求索签名的军内外各界文朋好友、收藏爱好者陆续不断。73岁的熊光楷上将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应邀签名，不时与前来的各界宾朋亲切交谈。

　　与熊光楷交谈，他会重视每一个细节。探究这样一位从军半个多世纪的长者的人生妙谛，也是一个有趣的从细节出发的过程。从他讲述的一个个故事里，你能渐渐获得一个印象：这位曾服务于中国核心军事机构的谋略家、战略家，其实是一位善于融会贯通的智者——融合语言优势，通达军事外交舞台；融合学者身份，通达儒将境界；融合藏书与藏兵，通达收藏之路。正是这样一种“融”、“通”，让他往往能够独出机杼、独辟蹊径，开辟出一派独特风景。

　　1.

　　“外语是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桥梁。”——熊光楷

　　1971年10月的一个黄昏，位于北京城后海边柳荫胡同的叶剑英家里，来了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军官，几乎不作停留，他直接被领进了一个小型放映厅。

　　“今天放映什么电影？”年轻军官问。

　　“英文版《丘吉尔》。”

　　年轻军官立即从口袋里掏出英汉词典，找到丘吉尔的词条，默默记诵起来。

　　不一会儿，叶帅走了进来。“这是新来的翻译同志。”有人指着年轻军官向叶帅介绍。叶帅点点头，突然发问：“请你告诉我，丘吉尔的生卒年分别是多少？”

　　“报告首长，丘吉尔生于1874年，卒于1965年，享年91岁。”年轻军官干脆利落地回答。

　　叶剑英深深看了年轻军官一眼，坐到座位上说：“开始吧。”

　　灯光暗下来，二战硝烟在银幕上风起云涌，年轻军官的思维立即飞快转动起来，把一段段英文对白迅速转换成汉语。电影结束，灯光亮起。年轻军官轻轻舒了一口气，额头上一片晶亮的细汗。

　　“你叫什么名字？”叶剑英问年轻军官。

　　“首长，我叫熊光楷！”

　　这是一段让熊光楷记忆犹新的经历。从那天开始，熊光楷在叶帅家里做了三年的电影同声传译，除了英文电影，他还翻译德文电影。

　　同声传译，这可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干的活儿。同传一向被认为是口译的巅峰和极致。业界有个说法：同传译者需要“闪电般的思维”和“瀑布般的流畅表达”。即便是在对外交往极其频密的今天，要找到一位合格的同传译员也不是一件易事，而同时可以做两门外国语言的同声传译，则更是凤毛麟角。

　　不得不承认，这世界上有些人，就是有着某种天赋。从小学到中学，熊光楷学的都是英文，1956年，他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文专科学校本科班，学的也是英文。由于成绩优异，熊光楷以3年时间完成了4年学业，毕业后一年，就被派驻民主德国。

　　德文，一种全新的语言。派驻不久，熊光楷染恙住院，同室病友刚好是一位教德语的老师。仅凭着一本德英词典，熊光楷开始了与这位德语教师的对话。住院时间不长，等到出院回到使馆，正好赶上一次翻译任务，熊光楷牛刀小试，没想到竟获得了外宾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就这样，熊光楷叩开了德语之门。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出使国外的外交官大多是军人出身，不通外语，没有外交经验。熊光楷一口流利而得体的外语，代表着新中国外交官的新形象。也因敲开了德语这扇门，熊光楷在我国我军外交活动尚不活跃的年代里有了更多机遇。

　　1976年，熊光楷作为首位赴任的中国军官，到建交不久的联邦德国大使馆武官处工作。其时正值“文革”末期，我国的对外军事交往远未如今天这般频繁，极“左”思想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西方国家眼中的中国军人保守刻板、不好接近。刚到联邦德国不久，在一次晚宴舞会上，这位首次出现的中国军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位外国女士主动邀请熊光楷跳舞，熊光楷欣然应邀。

　　熊光楷携女士翩然起舞。他的表现，像一缕清风，让在场的西方人士对中国军官刮目相看。以这样一种开放自信的姿态，熊光楷很快融入了军事外交界。

　　“掌握外语有个好处：当我们与外国人谈判翻译居间口译的时候，他们说的话你懂，而你说的汉语他们不懂，你就能时时处处把握先机，掌握主动。”掌握先机，加之思维敏捷，也许正因为如此，多年来，熊光楷始终是军事外交舞台与国际战略研究领域中深为外国人尊敬与重视的对手和朋友。

　　2002年，美国国防部在《中国军力报告》中专门引用了邓小平提出的24字外交战略方针。其中“韬光养晦”被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意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此后，美国政府又多次采用同样的英文表述。

　　针对这一歪曲中国和平外交战略方针内涵和实质的译法，熊光楷将军在国内外多种场合多次进行批驳和解释。2006年，熊光楷随中国外交学会代表团赴美访问，他向美前国务卿舒尔茨、基辛格和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专门提出，美国政府对“韬光养晦”的翻译是错误的。“韬光养晦”强调的是中国应保持谦虚谨慎，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一心一意谋求和平发展，绝不是“阴谋”、“钻营”等处世伎俩，不能演绎成所谓的“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美方应当重视这一问题，避免因此引发双方的战略误判，影响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

　　熊光楷将军对此进行了跟踪研究。他注意到，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2008年撰写的《后美国的世界》，其中引用“韬光养晦”时翻译成了“hiding its light”。这一译法源自《圣经》中“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的意思，可以引申为不露锋芒。熊光楷认为，尽管这种翻译仍然有些不确切，但借用西方文化典故的做法还是具有启示性的。

　　1981年卸任回国后，熊光楷使用德语的机会少了许多，但他的语言水平并没下降，有时偶尔一用，依然宝刀不老。除了英语、德语，熊光楷对多种语言都有涉猎。对他而言，外语也是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桥梁。“当我用日语、法语、俄语与外宾寒暄时，我不仅是在尊敬他，而且是在尊敬他的语言和人民，当然也就容易赢得外宾的尊重了。”

　　德国为熊光楷提供了观察世界军事、政治格局的一个独特的视野，为以后他对国际战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敏感的神经关注着世界风云的一切变化。他总是能及时地为中央军委提交精当的研究报告，为最高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在总参担任领导之后，他组织了一系列的军事外交活动，武官的设立从几十个国家推展到近百个国家。他因工作关系结交的武官朋友成百上千，而他自己就曾经是这千百人中的一员。

　　2.

　　“写作这本书的人是一位将军，但心灵深处是个政治家；得到这本书的您是一位将军，但心灵深处是个教授。”——美国著名记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主编莫特梅·朱可曼在赠给熊光楷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我的美国之路》时，在扉页这样写道。  

　　熊光楷的名片上同时印着“上将”和“教授”两种身份。“我在德国生活了12年，有着浓厚的德国情结。德国的将军比较注重自己的学术成就，他们的名片会将‘将军’与‘教授’两种身份并列。从这一点看，我的这张名片，有些德国风格。”熊光楷说。

　　2005年5月，熊光楷以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的身份，偕夫人寿瑞莉一起，陪同基辛格夫妇对我国西部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访问：往西北到了敦煌莫高窟，往西南到了西双版纳，还在河南许昌附近参观了我军的一支普通部队。而以前“我们接待外宾往往是安排他们访问东南沿海一带，往西最远一般只到西安”。

　　在莫高窟，基辛格亲身感受到我国西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艰苦的农业生产；在西双版纳，基辛格走进普通少数民族居民家里，了解到西南与东部沿海的差距；在许昌，基辛格看到的是一支半机械化的陆军部队和我军官兵普通得近乎简陋的工作生活环境。回到北京后，基辛格对熊光楷说：“我到中国40多次了，基本上都是在大城市，这一次，我真正全面了解了中国。”

　　这次访问之后不久，2005年6月9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基辛格的署名文章《冲突不是办法》。文章说，有人常常把中国现在扮演的角色比喻成上世纪初德意志帝国，其含意是一场战略冲突在所难免，美国最好对此做出准备。这一假设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中国不会走军事帝国主义道路。中国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会经过慎重考虑和耐心细致的研究。此后，基辛格又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几篇文章，是对当时流行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反驳。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国家安全与战略方面的非官方智库，历任会长均为在职或退职的上将副总参谋长。利用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平台，熊光楷将军以非官方外交辅助正式的、官方的军事外交，成果斐然。

　　2004年6月，德国前总理科尔在熊光楷的陪同下，参观了北京南口的装甲六师。这个大个子总理端着专门为他准备的啤酒，安适地坐在营房的床位下铺，与战士们一起谈天说地。

　　“我从学者的角度提出建议，做出努力，促使西方国家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促进各国军队与中国军队的友好交往。”熊光楷说。

　　作为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研究领域活跃的专家，熊光楷常常会有引人深思的独到观点。

　　去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发出 “美国重心一定要向亚太转向”的声音。一时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成了国人的“热门话题”。今年1月16日，在中美“二轨”对话第三次会议上，熊光楷将军指出，希拉里所说的“亚太”“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大洋”，其范围与美军太平洋总部的辖区范围接近，而不是一般所谓的环太平洋地区，因此，比较适宜的是用目前亚太经合组织所涵盖的地理范围来界定亚太。这个观点引起了包括美方主席基辛格在内的在座各方的兴趣。

　　除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外，熊光楷还兼任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多所院校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出生于‘教书匠’家庭，我的祖父、外公、父亲、哥哥都是‘教书匠’。”熊光楷出生于一个尊师重教的世家。他的祖辈聚族而居的江西省南昌县冈上镇月池村近百年来由于涌现出大批专家、教授、院士，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教授村”。熊光楷的祖父熊葆荪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上海商学院兼任教授；他的外公刘仰愚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清华学堂的国文教员；而父亲熊大惠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运输管理专业，是我国较早获得MBA(管理学硕士)学位的留学生。

　　2006年年底，熊光楷将军在一所高校授课。课后互动环节中，一位同学请他用最简短的话概括他的一生。思维敏捷的他几乎不假思考，脱口而出：“文韬武略，习武学文。”随后他解释道：“虽然我官至上将，但从未亲领雄兵，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中，我主要是以文韬服务于武略；如今，我虽然不再担任副总参谋长一职，但依然戎装在身，因此还将习武如初，但同时，我会将一部分精力转而学文，学习文化，增加修养。”

　　“文韬武略，习武学文”，这也是熊光楷融合将军与教授两种身份形成的文武之道。这条文武之道将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为熊光楷在为国家与军队竭忠尽智的同时，赢得了“儒将”的赞誉。

　　3.

　　“读书可以陶冶性情，扩大视野，可以提高修养，提升境界。读书之后再藏书，胸中就有百万兵。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军半个多世纪的军人来说，藏书，就是为了藏兵。”——熊光楷    

　　这是一间书房，一大一小两张书桌毗邻而置，书桌一头的墙上挂着鲁迅的诗联：“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每天早晨吃过早饭，熊光楷和夫人寿瑞莉就来到这里，开始一天的工作。翻阅检视各类报纸新闻时，他们对新书的消息尤感兴趣，书不拘题材，小说、随笔、论文集、画册，凡是他们感兴趣的，立即会设法买到，阅读之后再千方百计找到作者，索得签名。

　　熊光楷乐此不疲。

　　将军收藏的签名盖章书，已逾3000册，作者从新中国开国元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到文学巨匠鲁迅、茅盾、老舍、巴金，再到胡志明、撒切尔夫人、叶利钦、普京、金大中、金正日、卡斯特罗、曼德拉、尼克松、克林顿等各国政要，令人叹为观止。

　　“我现在是收藏家了。”他常常津津乐道于自身角色的转换。

　　熊光楷的收藏之路，溯源于他的工作特点和工作需要。使爱好与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境界。

　　因为工作关系，熊光楷将军曾经请他在法国工作的同事搜集邓小平同志年轻时在法国的一些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为邓榕创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提供了帮助。1994年，熊将军收到了邓榕送给他的一本精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上面有小平同志的亲笔签名，这一年，刚好是小平同志九十华诞。”熊光楷说。邓榕将这本邓小平签名书赠送给熊光楷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这本书竟然打开了他的收藏之门。从此以后，熊光楷将军开始系统收藏各类签名书。

　　很快，熊光楷发现，收藏签名盖章书既是高雅的收藏活动，同时还是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认识、广交朋友的良好方式，对他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2005年新年，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局长列别杰夫将一本普京的传记《通往权力之路》赠送给熊光楷将军。这本书有两个部分是有关情报工作的，其中还一一排列了俄罗斯(前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历任领导的照片，最后一张就是列别杰夫。在这张照片下，列别杰夫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更有意思的是，在书的扉页上，普京也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且写道：

　　“致熊光楷同志，以良好的问候。

　　普京

　　2004.12.31.”

　　普京的这个签名，记录了熊光楷与普京的一次邂逅。

　　1999年6月，熊光楷陪同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访问俄罗斯时，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的一位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当时只有47岁，但看上去更年轻些。他曾在克格勃工作，并曾在民主德国工作过，正巧我也曾在民主德国工作，我们见面后就直接用德语交谈了几句。”两个月后，这个年轻人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次年3月又在总统选举中胜出，出任俄罗斯总统。这个年轻人，就是普京。

　　“据说，普京曾问这本书是签给谁的，当他得知是我时，普京特意在我的名字后面写下了‘同志’一词。”熊光楷说。

　　外交谈判往往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但有了书的缘分，冷静的谈判也往往有了理解的深度与感情的温度。在一次宴请来访的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夫妇的宴会上，熊光楷将军即席背诵了一段英文诗歌。科恩夫人拍手称好，并好奇地询问：“这是谁的诗歌？”

　　“这是科恩先生所作。”熊光楷笑道。

　　原来，科恩不仅是军人、政治家，还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出版过多部小说、诗集。这些书，熊光楷将军曾一一将之收入箧中。当熊光楷将军把这个谜底揭开时，所有人都鼓掌称好，宴会达到了高潮。最近几年，已经卸任的科恩每次来华，都会邀请熊光楷将军见面。那次宴会上的温馨场面成为两人共同的美好记忆。

　　在一篇文章中，熊光楷写道：“读书可以陶冶性情，扩大视野，可以提高修养，提升境界。读书之后再藏书，胸中就有百万兵。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军半个多世纪的军人来说，藏书，就是为了藏兵。”的确，在熊光楷的生活中，藏书与藏兵是统一的，相互融通的。藏书使熊光楷将军的精神世界有了力压千钧的雄壮底气。

　　从2006年起，熊光楷开始撰写介绍藏品的系列图书。2008年1月，综述性的《藏书·记事·忆人》出版，此后，《印章专辑》、《书画专辑》、《签名封专辑》陆续面世。

　　令人感动的是，从《书画专辑》开始，熊光楷坚持在封面上注明夫人寿瑞莉与他并列为收藏者。

　　“我开始收藏的时候，还没有离开军队的工作岗位。那时候工作繁忙，对于收藏，我常常是有力‘收’而无力‘藏’。‘藏’的工作就大部分托付给了夫人寿瑞莉。我的藏书都是寿瑞莉用电脑登记后再按顺序摆放好的。这是一个相当系统而繁琐的工程。寿瑞莉是在五六十岁之后才学习电脑操作的，她的打字速度不快，因此整理这些书的工作量更显艰巨。”熊光楷说。

　　一番话，道出了熊光楷与寿瑞莉夫妇的伉俪情深、家庭和睦。如果有心，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秘密：早在2009年的《藏书·记事·忆人：印章专辑》封底，就印着一枚刻着一百个“寿”字的印章。这既可以看作是熊光楷将军对吉祥长寿的美好祝愿，也可以理解为通过这枚印章巧妙地嵌入了夫人的姓氏。

　　2010年年初，20家有影响力的媒体评出前一年“影响中国收藏界十大人物十大事件”，熊光楷位列其中。在颁奖礼上的致辞中，熊光楷将军道出了自己的收藏与别人的异同：“共同点是收藏者都关注文化历史的积淀、凝聚；不同点是，我更关注收藏的精神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我收藏的重点，是签名盖章书。如果真要用金钱来衡量的话，那么，人们都说书中自有黄金万两，我自认为我收藏的签名盖章书中不知有多少万两黄金。”

　　真性情、真爱好、绝无功利，这就是熊光楷将军收藏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