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人下的“笨功夫”

　　报告文学作家赵瑜讲述创作《寻找黛莉》背后的故事——明白人下的“笨功夫”

　　七封巴金老人写于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间的信，都是寄给“山西太原坡子街20号”的女读者黛莉。近四千字的通信，透露出的不仅是作家对普通读者的拳拳之心，更有那个动荡年代的回声……

　　不经意间得到这些珍贵墨迹的山西作家赵瑜，由此开展一段寻找。他循图索骥，抽丝剥茧，最后不仅找到了与巴老通信的老人赵黛莉，更从她身上找到大半个世纪之前普通女性知识分子的命运。近日，这部“集珍贵资料的公开、真实的人生社会调查和文学艺术的报告表达于一体”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寻找黛莉》，获第三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其单行本也将恢复最初的名字《寻找巴金的黛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长期以来，我的观点是，明白人要下笨功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赵瑜如是说。在奔走了上万公里、费时两年多后，他交出的是一个仅八万字的小长篇。

　　“我们时代相当一部分作家似乎过于聪明，只要得到一点线索和素材，便能凭着活跃的想象，写出一部‘厚重’的作品。”评论家李建军说。从这个角度看来，坚持用“田野考察”这种方法的赵瑜，显然是有些“笨”了。

　　除此之外，赵瑜追求的，还有纪实文学的文学性和文献性的兼备，他常常发问，“纪实文学为什么不能变成专家学者的案头书？为什么不能变成热爱阅读的读者的枕边书？”在二十多年的创作中，这个喜欢当“赵作家”甚于“赵老板”的人，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笨”办法，用实践让“不能”变成“可能”。

　　“如果别人碰到这七封信，可能只把信件公开就结束了”

　　《寻找黛莉》发表后，许多朋友和赵瑜打趣，“你怎么运气这么好，又碰到一个好题材。”

　　成功显然不是“运气”二字可以简单概括的。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看来，这部作品的成功，更多反映出作家个人对题材的深刻认识和对事实真相的不懈探索：“现在，很多报告文学作家缺乏独立发现的意识，他们的眼光和思维都停留在生活的表层现象，只会写一些直观的现象。如果是别的作家碰到这七封信，可能意识不到信件背后所包含的深厚内容，只是把信件公开就结束了。”

　　的确，在赵瑜终于见到赵黛莉老人之前，整个事件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创作一部描述晋东南“文革”血战的作品，是赵瑜十几年来的愿望。2004年春节，他回故乡山西长治走亲访友，忽然发现那些他曾日夜期待的采访对象要么病重，要么死去，“那时，我忽然感到，我从明白人变成了‘俏皮人’，变成满足于一点点小小的赞美、满足于种种活动的作家，这是多么地可怕和悲哀。”

　　于是，他立即停下所有手头的活动，在其后的3年里全心写作80万字的《牺牲者》。如果不是在写作间隙去逛古玩市场，如果不是《牺牲者》打动了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古玩店老板，他也不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把七封信卖给赵瑜……

　　赵瑜喜欢收藏，但他喜欢的是“土玩意”，是那些被市场化商业化的人所忽略的、能体现古人生活趣味的日常物品，“比如古代的猫，我可能有一两千只，瓷的，石头的，砖雕的，木头的”。所以，他去的地方是被众多收藏人舍弃的文庙，文庙中最萧条的一个店。但就是在这个最萧条的店里，店主拿出了巴老的七封信……

　　即使在追寻之中，事件也充满悬念。一开始，赵瑜并不知道黛莉是否活着，也不知道这次追寻是否会有圆满的结果。但他“真正敢下笨功夫，勇于下笨功夫”，发动亲友，寻找门路。找错门，碰壁，拐弯，再到老街上访问众多老人、寻访档案馆资料，穿梭在山西、北京、陕西等地，终于在去年5月见到了依然健在的黛莉，她已经90岁……

　　事件是环环相扣的。如果缺失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黛莉老人和她来自赵氏家族的过往，都可能被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没有人记起。

　　先调查，后写作，先体验，后叙事

　　在《寻找黛莉》中，赵瑜将“田野调查”这四个字重新带入读者视野。“明白人要下笨功夫。而田野调查这个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文学写作的运用很重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重视生活，能告诉我们原生的真理性的东西。尤其是在面对民国历史的时候，如果不进行实地探访和寻查，就难以突破现有的框架，难以认识到那些违背历史和文学真实的事件的真相。如果我们今天依然以讹传讹，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赵瑜告诉记者。

　　“这种对真实的渴望，这种深入的田野调查实地查访，在现在的许多纪实作家身上已经比较缺乏。一些人只是进行表面的采访，或者利用资料，用现有资料做文章。但是，没有见到人物，就感受不到人物的命运感。如果不是赵瑜的一再追寻，就不会发现当年这么庞大一个家族，唯一的后人现在生活得这么穷困。这篇文章就不会引发我们这么多的思考。”李炳银说。这样的特质显示在赵瑜的每一次写作中。无论是当初引起轰动的《马家军调查》，还是《晋人援蜀记》，无论《牺牲者》，还是《寻找黛莉》，他都是先“调查”，而后写作，甚至是先“体验”，而后叙事。

　　这样的写作方式，可以看作是当下浮泛写作的一个对立面。“我们时代的相当一部分作家似乎过于聪明，过于能干，只要得到一点线索和素材，她们便能凭着活跃的想象，洋洋洒洒写出一部‘厚重’的作品。小说家似乎更喜欢把人物写成自己‘想象’的样子，而不是他们本来所是的样子。至于细节，也同样是想当然地写——这种‘想象出来’的细节，表面上看似乎很丰富，其实不仅虚假，而且缺乏意义感。相反，那些懂得写作真谛的作家，则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写作。他们把自己的叙述建立在切实的经验和可信的事实之上，而不是随意的联想和臆测之上。”李建军说，“对那些仅凭‘想象力’和所谓的‘才气’写作的人来讲，赵瑜的写作经验具有值得学习的价值。古人讲：‘身历目见是铁门槛。’意思是说，写作最终受制于作家的人生经验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熟悉程度。闭门造车，胡编乱造，可以惑人于一时，但却不能惑人于一世，终究是走不远的。”

　　也有读者对赵黛莉的故事感觉意犹未尽。这个在小说家笔下或可演绎成数十万字长篇巨制的人物，在赵瑜笔下却显得十分克制：“山西在民国有着特殊地位。由于抗日战争的前线性，工业开发的原始性，煤炭资源的丰富性，晋商文化的传统性，造成了它在民国历史上特殊的地位。但赵黛莉毕竟是一个人。尽管这个故事也‘拔出萝卜带出泥’，但这样一个人，毕竟难以承担波澜壮阔的山西的民国生活。”

　　这种处理显然与赵瑜“克服水货”、“强调节制”的写作理念有关，“尽管很多朋友说，这个故事里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我可以进一步写得酣畅淋漓。但是，要不要讲纪实文学的艺术性？如果不考虑语言的精湛，不尽可能地讲究结构，纪实文学的前途是值得担忧的。纪实文学虽然占有素材，但是同时也要讲究审美，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要经过写作者的审美再造过程，反过头来诉诸读者。”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真实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作家表达的限制，如果不大量地掌握资料，更多地花费心思寻找结构表达的方式，在叙述语言的运用上力求个性和文学，那么，你就永远也走不出真实对于你的束缚，作品只能是平直呆板和没有生机的事实堆积。”李炳银的话印证了赵瑜的观点。而这部纪实文学作品，设悬念，讲故事，甚至借鉴了侦探小说的写法，让读者读来大呼过瘾。

　　黛莉寻找巴金，赵瑜寻找黛莉，我们寻找什么？

　　一部好的叙事作品，无论是纪实性的，还是虚构性的，一定要有广阔的叙事视野，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人生内容。而《寻找黛莉》的成功，某种程度上就在于赵瑜将这段寻找写成了能够展示一群人物整体命运的“传奇”，写成能在历史的向度反映社会生活真相的“史记”。

　　“这部作品最大的意义，恐怕正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大师，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真正的文学大师，从来就不是仅仅为‘文学’而写作的，从来就不是‘纯文学’低首下心的信徒。他们绝不会为了单纯的‘美’或形式上的‘真’而牺牲人道意义上的‘善’，而放弃爱的责任和利他的热情。巴金显然就是这样的作家。赵瑜显然了解巴金的信仰和追求的意义，也明白这七封书信对于读者的价值。”在阅读完《寻找黛莉》后，李建军表示。在巴金与赵黛莉的七封信中，充分体现出一个作家对普通读者的坦诚以待。

　　此外，赵瑜更看重的是那个时代平凡人的命运：“民国是一段使人叹为观止、热泪长流的历史。在那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曾经发生很多故事。特别是对于那些向往新生活的女性读书人，女知识分子，她们并非都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那样表现出革命性，而是在非常复杂的条件下完成自己的人生的。但是，这种研究现在还相对边缘化。这些女知识分子的命运谁去关注？她们的命运和历史就不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探寻吗？我愿意去挖掘这些。”

　　对赵黛莉的追寻之下还掩藏着赵瑜更尖锐的提问：“新文化运动前后，革命对家庭产生摧毁和破坏，包括巴金先生的作品在当时也十分具有感召力。这里是否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今天的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家’还要不要？”

　　大半个世纪之前，黛莉为了寻找巴金作品中的自由和信念，走出了家庭。21世纪初，赵瑜从七封信中寻找历史，不仅为我们了解巴金老人的思想提供了有力证据，还顺势揭开了1937年前后中国的社会历史中存在的遮掩和偏颇，使这些真实的内容伴随着黛莉漂泊的生活自然地出现。他找出的不仅仅是当年的“赵黛莉”，还有那个时代中个人命运的沉浮。“寻找黛莉，是一种历史的寻访和感受，是一次跟随黛莉的人生对历史的再现和感悟！我们真是感到庆幸，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幸苦难之后，黛莉竟然健康地活到了90岁，还真让赵瑜找到了。”李炳银表示。

　　“赵作家”比“赵老板”更具诱惑性

　　“在现在的文学环境中，作家既要会挣钱，会在市场拼搏，又要敢于静下来。我自认这20多年来我在这两者之间结合得还行。”赵瑜这样描述自己这些年的生活和写作状态。

　　“一个好的作家，首先要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作家而言，写作应该是一种超脱功利的生活方式。”赵瑜对记者说。多年前，“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就让他声名远播，而随着声名同时来到的还有各种诱惑。“我是个在生活中容易变成‘赵老板’的人。我干过影视，拍过纪录片、故事片，曾经也有朋友提议，一起做编剧工作室，但我脑子里总有个念头，不能往前面走太远，不能当这个赵老板。钱够花就行了，而我现在做的，一定是自己喜欢并且愿意去做的事情。”赵瑜表示，“困惑的时候，我就会去买一个很沉稳的石器，比如说牛。民间艺术品的简洁温润，让我体会到民间文化的传承力量，体会到古代艺术家对事业的忠诚，也会让我思考自己的文学到底该往哪条路上走。”对信奉“既要用自己的劳动赢得市场，但也不忘对文学宗教般的忠诚”的赵瑜而言，“赵作家”这个头衔显然比“赵老板”更具诱惑性。

　　就是凭着对“写作”这种生活方式的忠诚，他可以花三年时间，完全沉浸在《牺牲者》的写作中。“2004年，我给中石油拍一个天然气宣传片，最后拿到10万元。3年过后，钱花完了，书也写完了。”显然，他颇为自得于这种生活方式。对写作的忠诚带来了丰收。近日，他又一部“田野考察”式的纪实文学作品即将出版：“铁路对我们整个工业生活的特殊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部《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写的是一段特殊的铁路，宜万铁路。这条铁路从詹天佑修到孙中山、蒋介石，直至现在还没有修通，因为太艰难了。它是我国整个铁路中的一个缩影，可以折射出改革的艰难，整个铁道文明对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