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美国著名女作家玛雅·安吉洛的《我知道林中鸟为何歌唱》(以下简称“《歌唱》”),不禁让人想起“每个作家都是在书写历史”这句话。她是用自传的方式、文学的色彩对二十世纪初美国黑人女性的历史作阐述,自传方式和文学色彩使她个人成长的追述与反抗种族歧视的话题紧密相连。于是,个人遭际的自我救赎与黑人女性独立、解放的重大叙事,产生链接,散发着以小见大的深远韵味。
倘若说思考是一种相遇,玛雅·安吉洛在《歌唱》中,放任她的思考与沉积近三十年岁月尘埃的记忆重逢。那种重逢,苦涩多于甘甜;那份记忆,从她童年开始;那个岁月,她是一个黑肤色的女孩。在该书的叙述里,黑人女孩玛格丽特和她的弟弟贝利离开了离婚的父母,被送到美国南部的小镇斯坦普斯,和她的祖母“阿妈”亨德森共同生活,祖母“阿妈”亨德森的爱,是她成长的甘露。阿肯色州棉花种植园的红土地,大城市圣路易斯、旧金山,在《歌唱》中成为她生命历程的重要空间。外婆巴克斯特夫人、妈妈薇薇安、生父贝利爸爸和继父克莱德尔等等,是伴随女孩玛格丽特和她的弟弟贝利,行走在那个空间中的主要人物。
有句出自非洲的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是指一个拥有多样文化和稳固、安全结构的社会,才是有益于孩子平静、沉稳地度过童年、少年时期,使其健康成长的时空。《歌唱》里的小乡镇斯坦普斯,应该说是黑女孩玛格丽特成长的“村庄”。可那个时空的稳固、安全,全依赖于“阿妈”亨德森自立、自强的庇护。二十世纪初,美国黑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是何等强烈。正如该书中如此表述:一个黑人女孩在美国南方成长的痛苦,“有如在喉咙边的利刃,时刻威胁着她的生命”。在《歌唱》里,人们会读到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黑人社会的影响;会感受到八岁的女孩玛格丽特被妈妈同居男友弗里曼强暴后,以沉默寡言,乃至失声反射的痛苦;会听到黑人“贵族”弗劳尔斯夫人,告诉玛格丽特“人类的声音赋予语言更深层的意义”,用诗歌的美之朗读声———帮助这女孩摆脱耻辱和罪恶感织成的茧壳;会看到十岁的玛格丽特,在白人家的厨房成就了淑女学堂的那一幕———她假装失手摔碎女主人最心爱的瓷器,以反抗女主人擅自对自己改名字的不尊重。可或许更让读者难以忘却的,是书里描绘的那些场景:搭在铁路边田野里的帐篷,摇曳的灯泡、昏黄的光亮组成的“培灵会”宗教氛围,那是沉浸在当年美国社会对黑人的隔离、歧视,被人虐待、遭人唾弃的孤傲中,黑人们与上帝进行的一次灵魂对话。他们倾诉自己生而为黑人,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可悲;他们吐露自己被培养为驯服绵羊般长久的奴隶生活之残忍;他们诉说自己被当作“黑鬼”备受鄙视和压迫的悲伤。他们祈祷:还要多久,仁慈的主啊,还要多久?才能让黑人摆脱黑色皮肤带来的沉重负担?
自我救赎的理念多半与西方文化的宗教意识相关。该书书名的出处,同样蕴含着宗教气息:“我知道林中鸟为何歌唱,啊,我知道……那不是喜悦或欢乐,那是他从心底深处发出的祈祷。那是卑微的请求,传到他翱翔的天堂。”这是美国诗人保罗·劳伦斯·邓巴的 《同情》中的诗句,玛雅·安吉洛、保罗·劳伦斯·邓巴,都是黑人。她用《同情》中的诗句作为自己自传作品的书名,或许正因为诗句的那些词汇:卑微、祈祷、请求、天堂、翱翔,它们浓缩了那时代美国黑人企求借助宗教反抗种族歧视的精神寄托。西方学者亨利·帕格森在研究道德和宗教关系时认为,人类存在着三个“理智缺陷”:利己行为、对死亡的恐惧、犹豫不决的思维模式。宗教作为人精神安置需求的衍生品,用戒律禁忌的畏惧、灵魂不朽的信仰、神秘的奇迹,克服和防范着这三个“理智缺陷”。《歌唱》中,女孩玛格丽特的稚嫩心灵与粗砺世事进行磨合的“成长”故事,被“黑人女性的历史”所涵盖,因而也就不仅仅属于她个人。
当然,作为自传,《歌唱》必然荡漾着传主本人个性之涟漪。咄咄逼人的性格,甚至愤恨怨毒的情绪,时不时地在文学笔触的勾画中,表现了女孩玛格丽特生命力的流动。例如:她与父亲墨西哥之行时,感受的边境小镇酒馆的嘈杂、拥挤;独自出走,在废品处理场,女孩夜宿旧汽车内流浪生活的一个月;她想方设法,以致死缠烂打,争取一份有轨电车售票员的工作,终于成为旧金山市电车公司第一位黑人职员。“我交出了一部分青春,换回了阅历,我收获的要比失去的更为珍贵。”书中作者的如是说,仅仅是她从女孩到女青年的概括。以“成长”为题材的众多世界名著的主人公,描摹的是在少年到成人阶段,对于“灵魂饥渴”的满足过程。在《歌唱》中,玛格丽特以阅读文学作品和获取“阿妈”亨德森自立、自强的生活经验,满足了“灵魂饥渴”。女性的成年,或者说成熟,又必然包含情感和性的经历。童年懵懂状况下遭受性强暴的惨痛,使女孩玛格丽特的人生曾经一度坍塌、萎缩。书中如实讲述了她被折损的心理迷途,也描绘了青春期少女对情感和性欲的正常需求———那种混合着漠视、轻慢、好奇、亢奋、恐惧又无以名状的孤独和惘然不安。《歌唱》还以摇曳在简略、跳跃节奏中的行文,让女青年玛格丽特成为母亲玛格丽特。那个线性叙述在书中占有的诉说空间,与女孩玛格丽特到少女玛格丽特的历程相比,略为夸张一些说,如同百米短跑与马拉松之比。或许,这是自传作者的自身抉择,是她写作的审美追求。她可能认为就少女“成长”为题材的作品,从童年到青春期之阶段的描摹,有一种独特得灼人的美。那是性格形成的丰硕摹写,这份记忆就其精神的砥砺,从青涩逐渐过渡到成熟那知人论世,张扬女性独立、自尊的光亮而言,甚至可以灼伤其拥有者。
《歌唱》 在初版问世至今近半个世纪来,在美国仍长销不衰。在中国当下的消费时尚社会,少女“成长”正面临多元生活价值观的交叉路口,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书的中译本,应该是赞同作者的审美追求,张扬女性独立、自尊“正能量”的睿智选择。